鄭麗君公開說明請辭與留任始末：文化沒有特效藥

今年初內閣總辭之際，原本文化界預計留任機會頗大的文化部長鄭麗君，卻同步在臉書發表「將重新回到民間」的公開請辭發言，引發文化界譁然與不捨。泛文化界隨後群起連署，發動「文化向前走，部長不要走」活動，許多在鄭麗君擔任部長期間感受到文化環境改變的藝文工作者，皆希望透過具名連署的力量，向政府與鄭麗君傳達強烈挽留之意，希望她繼續留任，為台灣的文化而努力，此舉同樣也代表其任內所推動的各項政策，深獲文化界肯定與認同。

而後在新任閣揆蘇貞昌三度致電鄭麗君，盼她續留，鄭麗君終於最終表達願意留任，而在今年文化部的媒體餐敘上，鄭麗君也首度公開從請辭到留任的心境始末。

鄭麗君表示在去年選舉，執政黨敗選後她即兩度向前閣揆賴清德請辭，因為她認為敗選後行政團隊就需要負責，「我已經歷經兩任院長，是唯一沒有被換掉的閣員，文化事務應該一棒接一棒，繼續有其他人做下去，我也已經努力到一個階段，我任內已完成部分計畫和和研擬的法案了，接下來的階段需要政府與民間的力量，需要行政院一起來規劃與執行，因為這些都是大法案，要有一定的決心。」

另外，造成鄭麗君堅定辭意的理由，也包括整個政府運作的方式，她任內一直努力想把文化的概念放進政策運作內，但政府在計畫核算和預算編列的方式，仍都缺乏文化的思維，她強調文化部接下來的挑戰都需要整體政策與政府的支援。她以行政院會通過「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草案為例，此草案通過前在立法院躺了22個月，「這是朝野協商都沒有爭議的法案，院會上也沒有太多的討論，但為何這樣的法案都要等待22個月，我接下來還有22個月可以等待嗎？」她表示在台灣政策執行的邏輯，文化一直非優先排序，但她一直是用整體的組織架構來看待文化政策，「我不是用口號作事，我是看組織架構，但目前政府還是細看法案而非綜觀整體，我知道我接下來沒有22個月可以等了，如果行政院沒有推動的決心，那是接下來每個政策推動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藉由內閣總辭，我才會決定離開，讓接下來的團隊決定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

而讓鄭麗君願意續留的轉折主因，還真的是因為文化界與網路的連署，她看完每一筆留言，甚至睡不著覺，並且覺得非常感動。「原來理想是有共識的。」她常覺得在推動文化政策的過程非常孤單，黨內的同志對她的評價也是「麗君就是理想很高（台語）。」但她看到網路的留言感慨道，「我講得文化治理講得那麼抽象，但進來留言的人都說要維持文化治理，才發現原來我和大家是有共識的。」當理想有了共識，她也深感責任未了，但她也仍坦言其實之前讓她請辭的疑慮並沒有消除，「剩下的時間我還能做什麼？我能不能往前走？大家留我是基於過去幾年我們有往前走，文化部如果沒有行政院一起往前走，我其實沒辦法回應這個期待，所以，在看到留言的當下我其實陷入掙扎。」

最終，蘇貞昌第三度致電給她，她也開始認真坦白告知院長接下來在文化政策推動上會遇到的困境，蘇貞昌最終肯定地告訴她，自己也是終身追求理想的人，請務必相信他，也表明現階段雖然無法完全理解鄭麗君所說的所有問題，但他會盡力幫忙，鄭麗君才對下個階段的政策推動較有信心。

被問及剩下的任期，哪個項目是目前最迫切的，她回應自己留下來要努力的事情，其實跟過去兩年差不多。「這兩年多來我有個心得，文化的確可以改變很多事情，但是政治也必須同步改變才可能。」文化政策為何重要？鄭麗君認為重視文化政策才能代表這個政府是以人本為核心，並且去實踐與落實。因此，對她而言最迫切的不是單一政策的推動，而是推動政策的思維能否改變。「我更在意推動的過程能否造成政府思維的轉變，這樣一來留下的成果會比單一政策的訂定影響力更大。」

去年11月縣市長大選後，許多政治人物開始重視網路宣傳策略，包裝政策亮點試圖和網路使用者溝通，鄭麗君也被問到是否會加入政治人物的直播熱潮？她仍理性務實地說明，過去與部內同仁溝通政策方向，就強調「不要追求所謂的有感跟亮點，我強調施政必須要有系統性，那麼最終結果才會出來，這才是真實的有感。」她強調如果只是喊喊口號，最終人民沒有看到結果，「人民不是只會歷經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嗎？」對於這次文化界的大力慰留，她務實評估「就是他們看到政策的未來性，他們才願意跟你走一條比較遠的路，人們看到往後的可能性與未來。也正是因為他們能看到未來，這是我這次最欣慰的部分，政策的整體性推動之於文化界是真正有感的。」

鄭麗君再次強調：「文化是沒有特效藥的。」政府必須做出選擇，另外她也從民生問題對於文化消費的影響進行解釋，認為國家目前首要是要集中心力減輕家庭的負擔，這不僅是減稅而已，還涉及家庭的居住成本和教育成本等，「雙薪家庭只要家中有長者生病或生一個小孩，家庭就必要有一份薪水去負擔這些問題，等於少一半的薪水，這些涉及教育、居住、照顧、公共服務政策的解決方案建置，是政府首要的任務，不然台灣的整體環境不利一般家庭生存，中產家庭可支配的所得一直在下降。」而中產階級的疲弱，家庭實質所得沒有成長，也間接影響文化消費的低落，「當人民的一生都綁在支付房貸上，沒有安定的生存環境，便很難談及心靈成長，知識的經濟也很不易累積。」她認為經濟要成長，實質的關鍵就是拚人才，但人必須要在穩定的狀態下才能培養，才有可能具備創新的能量，而直至目前她仍認為其實台灣還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結構亟待解決。

而在這兩年七個月主掌文化部的經驗中，也讓她重新看待自己的特質，以及為何文化界對她期許之高，「我後來回憶自己的經驗包括待過『台灣智庫』，智庫就是講究理想的；擔任過立委，立委就是找問題的；執政則是看行政體系的，這些經驗讓我會思考如何把理想具體化以及操作系統化，這可能是我的特質。」也因此她才能深刻體會文化政策的理想如何實踐，如何真正地面對行政體系、法案與政策計畫等組織問題，也因此才有目前相關政策的推動進程，並在這之中有著文化部與行政院角色缺一不可的覺悟。

未來，她評估最困難的部分是「公共媒體法」的推動，因為只要和媒體議題相關就很容易泛政治化，但鄭麗君認為必須從戰略和目標面，檢討國家文化傳播的整體戰略，以迎戰數位時代。最後她以「堆石頭」的寓言來譬喻台灣施政的困境，故事中兩位工匠都認真地處理堆疊石頭的工程，有人問其中一位工匠再做什麼，他回答「堆石頭」，而另一位工匠則回答「我在蓋教堂」，這即是視野的差異。然而，台灣總是處在要石頭要堆成30度還是90度的問題，「我們不討論到底是要蓋教堂還是要蓋廟，這也是我在其中痛苦之處，多數的邏輯都要我們不要去想藍圖，也很少人討論怎麼蓋教堂。」

鄭麗君帶著感冒初癒後沙啞的嗓音來參與媒體餐會，三桌媒體，每一桌她都誠意十足地親自解釋請辭與留下的理由，並同時解疑記者對於未來文化政策的相關困惑，侃侃而談，最末她欠起身說道：「我是不是耽誤你們地時間，抱歉，一談到政策我就停不下來。」在大選後看到許多政見跳票、光怪陸離的景象，再看到鄭麗君的清新形象與清晰的邏輯，真的宛如隔世，但同時卻也私心地替文化界感到慶幸，「好在，這個部長我們是留下來了。」

然而，鄭麗君雖留下，她對政策實踐的隱憂仍未解除，她所提出的文化如何改變政治的思考方式，進而來發展文化的實踐方式，到底文化在這個社會被擺放在什麼位置？進一步，該如何翻轉文化的地位，值得文化界與全民共同思索，找出克服的可能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