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癲狂仙師》電影截圖，可看到起乩者試圖扮演殖民者。（©Taiwan International Video Art Exhibition 2014）
法國影像民族誌導演讓．胡許（Jean Rouch）於1955年的重要作品《癲狂仙師》（Les maîtres fous），於迦納拍攝流傳於西非的神秘薩滿宗教：「豪卡」（Hauka）。在《癲狂仙師》的紀錄影像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模擬殖民主義的神秘降鸞儀式。在「豪卡」薩滿儀式的過程之中，乩身們穿起了殖民者的服裝，分別扮演起軍人和總督等角色。潔白的襯衫及白色的殖民地樣式圓帽成了某種象徵符號，隨著降鸞儀式的進行，乩身們彷彿獲得了某種強大的力量，並將其力量在儀式所構成的象徵場域中遂行實踐。
《薩拉》（Xala）電影截圖。（圖片來源：http://deeperintomovies.net/journal/archives/454）
「豪卡」宗教於西非各國獨立前夕流傳（上文所提及的迦納於1960年建國），過去關於該儀式的討論多以後殖民或對殖民體制的模擬來加以鋪陳相關論述。然而筆者認為，「豪卡」儀式亦延續了全球部落民族對於「力量」的古典觀感：在面對強大的敵人或恐懼的對象時，在不存在對抗可能性的前提下，少數可調節此種矛盾的方法之一，便是將自身幻化為敵人。此種蝙蝠俠式的寓言散見於全球各地的部落巫俗文化之中：巫者將身穿西裝的歐洲人內化為體內的力量，其概念上和將猛獸（如豹、鷹、熊等）內化為內在力量是類似的。
這種將西方裝束內化的過程，亦和西非各國的獨立有所關係。塞內加爾導演烏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ène），1975年根據其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薩拉》（Xala）便描繪了此場景。在電影中，獨立前夕的民族主義運動者清一色身穿傳統服裝，闖入殖民者的辦公機構中，將白色的歐洲雕像及身穿西裝的殖民地官員趕出建築之外。在電影的下一幕，當旁白述說著一場非洲特色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完成之時，先前被踢出門外的官員化身為掮客，提著滿手沉重的公事包回到殖民時期的會議室。在會議室內，我們可以看到之前參與革命的運動分子已不再穿著傳統服裝，反而全員西裝筆挺，高興地打量各自收到的賄賂款項。
剛果布拉薩市的丹迪。（©TV-Novosti）
在上述兩部影片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西裝在討論西非的獨立性時，扮演了某種殖民結構及政治權力的象徵物，甚至被賦予了負面的意涵。但近日在兩個剛果（註1）蔚為風潮，且被國際媒體注意到的剛果「丹迪主義」（Dandyism）（註2）卻反而呈現出相對正面的形象。所謂剛果的「丹迪主義」是在剛果共和國的布拉薩市（Brazaville）以及剛國民主共和國的金夏沙（Kinshasa）所盛行的一種當代次文化團體，該次文化亦散布至兩個剛果全境並影響到周邊的法語國家。剛果丹迪主義的參與者通常都是居住於市區的中產階級或郊區勞動階級的市井小民，但他們投注大量的金錢與時間在穿著打扮之上，甚至不少人為此散盡家產。
剛果的「丹迪／花花公子」（Dandy）擅長誇張的用色及配件，在剛果丹迪主義的世界內，穿西裝已經不是為了特定場合，而是一種表演性的儀式過程。顏色奪目的丹迪走在路上往往會搭配特別的舞步手舞足蹈，路人則會對欣賞的丹迪回以歡呼及掌聲，路人對於丹迪的支持及羨慕也鼓舞丹迪主義參與者無止盡的投入。西方媒體通常以較為獵奇的角度來看待非洲的丹迪主義：因為在西方媒體潛意識的邏輯中，一位西裝筆挺的紳士「不太應該」優游自在地步行於非洲某處由違章建築及小販構成的爛泥巴紅土路之上。然而事實上，剛果丹迪主義某方面契合了丹迪主義於英國的源起。
剛果布拉薩市的丹迪：裝扮精彩的丹迪就如同鄉里之間的明星，所到之處皆有路人歡呼及支持。（©TV-Novosti）
丹迪主義一詞最早起源於18世紀中的英國，當時用以形容透過外型打扮，努力讓自己看起來更像是貴族階級的中產階級。也因此，丹迪主義象徵了對於階級流動的渴望，亦同時暗示了性別意識的流動性：維多利亞時期完美的丹迪典範便是王爾德（Oscar Wilde）。不少剛果丹迪在受訪時都有提到此種身分轉換的快感，但對於多災多難的剛果盆地而言，這些丹迪們亦意識到自身的次文化打扮並非僅是個人的娛樂和慾望投射而已。許多剛果丹迪都不約而同的提及，丹迪主義文化的興盛與和平之間的直接關係。
從這角度來看，我們或許也更能理解先前紅遍網路的迦納棺材舞隊，為何各個舞者都西裝筆挺。此種非裔喪儀的風俗，亦可見於美國紐奧良的喪儀傳統：身穿全套西裝或燕尾服的爵士樂出殯樂隊，緩緩地隨著音樂起舞，其舞步甚至有點類似於剛果丹迪的搖擺街舞。也許喪儀風俗中的西裝傳統，也象徵著對於亡者的敬重，以及對於來世階級晉升的期許。
《丹迪之虎：黑丹迪與街頭風格》書封。（© Amazon）
相對於亞洲各地對於西裝的各種矛盾想法，非裔確實相較之下更為善用西裝的文化符號，來建構出對於泛非文化的新興認同。紐澳良出身的策展人香黛樂．P．列維斯（Shantrelle P Lewis），於2017年出版了相關研究的重要著作《丹迪之虎：黑丹迪與街頭風格》（Dandy Lion: The Black Dandy and Street Style），策展人亦曾於美國策劃同名展覽《丹迪之虎：（再）述說黑人男性認同》（Dandy Lion: (Re) Articulating Black Masculine Identity）。香黛樂便認為主流媒體文化對非裔美國青年灌輸千篇一律的穿著時尚，原本象徵街頭反動氣質的嘻哈裝扮及垮褲反而成為了某種非裔青年的「制服」，並造成主流媒體對於非裔的刻板印象。
然而香黛樂的抱怨並非僅是時尚媒體對於無聊過時風格的酸言酸語，策展人認為丹迪主義對於非裔的認同文化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具備政治動能上的反動性格。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美國非裔丹迪主義確實和廢奴運動有所關係，尤其在奴隸制度尚未完全廢除的19世紀美國，一位非裔紳士是否穿著得當，會是一件攸關性命安全的大事。（註3）但我們也不應該過度仰賴美國的非裔觀點，在歐陸的傳統視角下，非裔丹迪似乎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一位完美的非裔丹迪往往有機會在18世紀的歐洲晉身進入社交圈之中，成為某種裝載異國風情及西方文化優越論的載體。
邁爾坎X（Malcolm X）在非裔美國人運動中扮演相對不畏懼衝突的政治光譜，同時亦是一位穆斯林，但其並不強調非裔應有「民族穿著」，反而善用西裝所代表的符號。（©Wikimedia）
隨著20世紀泛非運動的推進，從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具備19世紀丹迪特色的穿著，到邁爾坎X（Malcolm X）簡潔俐落的窄領帶，我們都可以發現非裔運動的政治領袖比起亞洲革命者對於「民族穿著」的強調，反而更醉心於穿起一身比起歐裔人士更為有型的西裝。筆者認為這某方面依舊延續了非裔文化中，對於敵方力量擷取，並加以內化為自我力量的傳統。正如同塞內加爾創國總統／獨裁者，亦是重要非裔詩人桑哥（Léopold Sédar Senghor）所認為的，他不覺得塞內加爾文學應該提倡沃洛夫語（Wolof）的寫作。相反地，桑哥反而是法文國家及地區國際組織（OIF, La Francophonie）的倡議者，認為非洲作家應該透過法文作為世界語言，來傳達非洲寫作的傳統。
但我們也不能否認非洲丹迪主義對於丹迪實踐者自身，亦是一種「脫離常軌」，且充滿遊戲性及自我娛樂的「次文化」。正如《丹迪之虎》一書中不斷提及山謬．佛索（Samuel Fosso）的作品，山謬亦是在青年時期於其所經營的「國家照相館」，將自我扮裝視作某種遊戲、逃離及超越的可能性。關於山謬的作品，建議讀者可搭配筆者舊文〈山謬．佛索，與其「國家照相館」〉一同服用。而這種將西裝文化視為「次文化」，甚至轉化為泛非文化的特殊自我認同，和亞洲各國所創造的民族正裝，可視為面對解殖方法學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路徑。筆者預計將利用下篇專欄文章，講述亞洲對於西裝的迥異觀點，以作為亞非之間對於裝扮及視覺文化觀點的對照。
註1 此處的兩個剛果指剛果河北側的剛果共和國，以及南側的剛果民主國，兩國皆是法語區。
註2 Dandy一詞於中文常被翻成「花花公子」，但筆者認為該詞無法明確表達Dandy實際上的意涵。中文時尚媒體傾向不翻譯該詞，筆者則是參考日文採用音譯的方式進行翻譯，以便使其仍得以在中文學術論述的語境中進行討論。另剛果丹迪主義亦有一專有名詞為「la Sape」，便不在此贅述。
註3 所謂的非裔「自由人」（freeman）也僅能透過穿著來區分其身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