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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慶岳專欄】建築的風景:謝英俊的四條路徑─美學

【阮慶岳專欄】建築的風景:謝英俊的四條路徑─美學

【Column by Roan Ching-Yueh】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Hsieh Ying-Chun and His Four Ways

工業化如何跟人文、社區結合在一起?對西方來說房屋工業化已經太熟練,因而掉入死胡同。但是,隨著時代的改變,現代主義談論的背景條件,早已截然不同,我們做的事就是在回應這巨變的時代。

環境和生活場域哪有完美的?到處充斥著殘缺和遺憾,這在藝術恰恰是不可少的肌理。崑曲《牡丹亭》唱出「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賦予斷井頹垣」時,人人都感覺到強烈的衝擊。殘缺遺憾常是創作最迷人的角落,希臘悲劇或是歌仔戲哭調,為甚麼會那麼動人,是否也就在此?

千利休是日本戰國時期茶人,「一疊半」茶室是經典,非常質樸雅緻,他的名言是「美學,我說了算。」千利休說「侘寂(WABI-SABI)」的境界:整理院子,掃乾淨落葉,搖晃一棵樹,讓樹葉再自然落下,這是對失控或殘缺的歌頌。

左起:阮慶岳、謝英俊及Marco Casagrande。(阮慶岳提供)

【阮慶岳X謝英俊】

左派的種子

阮:謝英俊是我的淡江學長,那是1970年代的中後期,我們經歷了很重要的轉變時期,像是民歌運動、鄉土論戰等,在那個環境下深受衝擊。你可以先談談淡江對你的影響嗎?怎麼會培養出像你這樣的人,而你又是怎麼變成今天的樣子?以及說說你與淡江建築的關聯。

謝:那是民歌運動正在醞釀的時代,我當時住在「動物園」(淡江大學外的民間住所),李雙澤、蔣勳、李立國、汪立峽等人,都會在那裡出入。那時候雖然還不到解嚴的大改變,但年輕人視野開始被打開,發現學校的教育根本是一面倒的說法,對左派的理解是一片空白。因此有左派的思想與書籍進來,也引起大家關注,形成新一輪的左派風潮,例如之後的鄉土文學論戰,我不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多半是旁觀,但這個價值觀念深深的影響我。

退伍後和一些劇場的人籌組了「第三工作室」,這和之前的「第三電影」有關,那是1960-1970年代拉丁美洲的電影運動,有別於歐美強調個人主義或好萊塢的電影,發展出一種與群眾結合的電影。這是「第三」的來源,同時有第三世界的意思,另外第三也是另類選擇的意思,傳統對我來說很遙遠,關於現代也摸不著頭緒,我們走另一條路。所以,淡江播下的左派種子,對我來說是啟蒙,包含我後來發展的「人民的建築」,也是源自於此。

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繭」。(阮慶岳提供)

阮:你成立的「第三工作室」,是解嚴前取的名字,當時那還是一個很敏感的時期?

謝:所以名稱無法登記。

阮:你為什麼那麼激進,你不是一個旁觀者嗎?

謝:我想是資本主義沒有能好好的吸引我,也沒有給我一個路徑可以走,因此不曉得怎麼掉到這條路上,這條路徑是無法規劃安排的。

阮:你會稱自己為左派建築師嗎?

謝:左派太偏狹了,不是左也不是右,應該是稱作「前衛」的建築師。

阮:你當兵時直接面對營造,那是一個很扎實的養成吧?後來在陳其寬事務所工作一年後,你就開始自己的營造廠七年,我覺得這些對你影響很大,就是對於建築如何合理構築,不論通風採光、效能、結構、材料等,都能以合理營造的角度思考,還能顧及使用者的基本需求。

謝:這歷程應該是建築師同業很少有的經驗,所以我對建築技術比較能成熟的掌握。別人會覺得謝英俊這條路是不是也可以走?其實我得說很難。因為工地的小工、木工以及鐵工所有的活,我都親自幹過,結構計算也能靈活掌握,數值分析也略通。

汶川地震後在楊柳村現場的謝英俊。(阮慶岳提供)
楊柳村建造過程。(阮慶岳提供)

包浩斯的遙相呼應?

阮:我們可以看到你的建築脈絡,和早期現代主義提倡的標準模矩化、材料的效率與合理性,甚至包浩斯某些結合工藝的理念有些相像,你覺得有關連嗎?

謝:我沒有特別蓄意去產生關聯,但剛好發現他們要做的事,其實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這純屬巧合。不過我覺得包浩斯的發展歷程太短,現代建築的起始和發展階段太短,到美國後就被資本主義市場吸納,像密斯(Mies van der Rohe)到美國後都是蓋豪宅,Marcel Breuer設計的椅子都是博物館收藏品等級,要價當然不斐。包浩斯精神最後只剩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在捍衛,但是聲量已經很弱了。

更早期譬如俄國的現代主義者,在蘇聯革命後就被史達林流放邊疆,現代建築的苗火,最後是被社會主義的寫實脈絡幹掉,早已沒有延續,但是我做的跟他們有一點接近。而且現代主義香火最後其實是在我手上熄掉的,因為包浩斯創辦人葛羅培斯到美國後所成立的建築事務所TAC,最後一個案子是在新竹的科學園區,我當時是台灣的配合建築師,TAC結束營業的律師清算函,我都還留著。

阮:我同意你說整個現代性初期的發展,其實還不夠完整,尤其因為納粹壓迫的關係,被迫轉移到美國,因此從早期比較左派的社會關懷態度,到美國轉成比較右派的資本主義架構,確實產生一些問題。那你是有意識地想要去復興這種左派的態度嗎?

謝:我並沒有這個意識,我只是想要解決問題,像房屋工業化。如果回看百年前房屋工業化的出發點,現在呈現的成果,可以說是交白卷,可是我現在有對策,所以要繼續下去。

阮:我們可以看到你的作品裡,有著早期房屋工業化對於強調量產的節約性,但也會遇到一個問題,雖然因為量產會降低售價,但也會造成產品多樣性的匱乏,像你所說複雜美學的必要,這跟你所做的簡化與單一化,會不會有矛盾?

謝:若是按照主流的房屋工業化模式,不可能做到房屋的多樣化,但我們就是在解決這矛盾,因此可以多樣化也可以量化,還可以跟社區居民結合,所以我們開始進入第三世界的非洲、中南美洲市場。

楊柳村現況。(阮慶岳提供)

工業化與人文的拉扯

阮:你給人高度崇尚工業化的感覺,譬如量產、標準化,以及偏向機械操作的重視,這樣的相反面就是人文。很多人感覺因為你太靠向工業性,認為你是反人文、或是缺乏人文。你覺得人文性跟你的建築有甚麼樣的關係?

謝:我這20幾年來就是在解決這件事,就是工業化如何跟人文、社區結合在一起。對西方來說房屋工業化已經太熟練,因而掉入死胡同,最明顯的問題是房屋工業化侷限在美國、歐洲與日本,第三世界進不去。尤其我們談現代建築時,經常侷限在歐美如此小的區域,他們認知的現代性,不包含中國、亞非拉這些第三世界地區。但是,隨著時代的改變,現代主義談論的背景條件,早已截然不同,我們做的事就是在回應這巨變的時代。

阮:從經營營造廠後,你的設計可以分成兩個脈絡,一個是高科技廠房,當然很要求精確和效率,我相信你也很專精這方面,同時間你也發展在地性訴求的客家文化系列建築,高科技廠房看來對你後續影響比較大,那你現在怎麼看你跟客家系列建築的關係。

謝:客家建築這個東西,我是被動的,也因為逞能,看到問題想去解決,就像災區的各種作為,是在解決問題過程中慢慢發展出來的,不是我出生就想幹這活。就像是現在我的AI和數位化結合、物件導向設計的研發,也都是為了解決問題。我曾經在科學園區設計過半導體晶元廠wafer fab,涉及複雜的設備系統整合、微震動控制、潔淨體系控制等,據說當時世界上懂這種工廠設計的不超過一打,我自認是其中之一。我有幸參與這些工作,技術方面的積累比較豐富紮實,所以我談「相與法」和「離相」時,若沒有這些技術作為基礎,掌握的「法」會不充分,就離不了相。

社會關懷與權力介入

阮: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後的邵族家屋重建,應是你生涯的轉捩點,後來接續發展到河北的環保地球屋,2008年川震的楊柳村重建,以及在2009八八水災中繼屋重建系列,包含後面另外其他零星在全世界的案子,雖然看似都有相同的脈絡,但是你在裡面的角色,似乎不盡相同。我覺得其中最特殊的作品,是邵族家屋和楊柳村羌族的重建,但是在這樣整個發展的過程中,你的個人主導性感覺有慢慢地移轉,慢慢轉向與資方與政治力量的更密切合作,這部分的比重愈來愈高,這跟早期邵族家屋的自立造屋不太能比擬。現在你做這樣社會關懷的作品時,似乎必須更仰賴外界權力機構的支持,相對來看似乎越來越沒辦法單純操作你原本想做的事情。雖然這20年做的事情看起來類似,但我覺得其實不同,因為愈後來和權力的關係愈密切,意思是說如果沒有權力的介入與幫忙,你想做的事情就完全會有限縮。你覺得權力的必要和意義是甚麼?以及跟你的建築作為的關係是什麼?

九二一大地震後,邵族部落重建重點的文化再生。(阮慶岳提供)

謝:對一半,錯一半。其實我是被動的,「權力」這種東西,我非常無知與無能去處理,因為我不太會依附這件事。政府部門或是資本家如果頭腦清楚的話,就應該把我當寶,拜託我來做,但實際上不是如此,有些關係人甚至會想要把我幹掉,或是想要取代我做的事情。

邵族部落重建完成全貌。(阮慶岳提供)
邵族部落重建配置平面圖。(阮慶岳提供)

阮:回到你所談的「弱」,我們當時在深圳建築雙年展以「弱建築」的名字,一起合作的作品「繭」,採用你所說的互為主體的工作模式,創造了我們都不可預測的結果。那麼,你這樣「互為主體」的想法,源頭是從哪來的呢?

謝:「主體的弱化」是影響我們所做所為的源頭。一部分是被逼出來的,因為在災區面對的課題,建築師能發揮的力量有限,當然非弱化自我不可,而我也常講災區所存在的問題,應當就是百分之70人類住居的共同問題。現今主流觀念認為一切都是要由建築師主導,但在這樣匱乏的環境狀態下,建築師能夠主導的部分微乎其微,最後還是要靠居民的力量,去解決現實的問題,「互為主體」想法的源頭就在這裡。另一個主體的出現,是需要經營出來的,否則也出不來。現在的時代趨勢,AI、數位化等領域都在尋求人機的互動協同合作,建築領域互相合作必然愈來愈重要,若是照過去只以建築師為主體的模式,那不可能有互動合作,因為建築師目前沒辦法放棄自己的主體。

自己動手蓋房子

阮:你提倡人可以自己動手蓋房子,是真的可行嗎?如果是的話,怎麼會到現在都推動不了?

謝:這是一個基本觀念。人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漸放棄了這個權力,不只是放棄蓋房子的權力,甚至是放棄決定居住行為的權力,全部交給建築師或開發商回答。大家可能沒注意這樣模式的歷史非常短暫,甚至不超過100年,而第三世界包括中國城市化的發展,還不超過50 年,意思是說居民交出這個權力的時間非常短暫。所以,我們不能用這麼短時間積累的經驗,來定義未來的住居模式,這就是我們為何提出人民的城市和人民的建築的概念。建商有考慮50年後要如何敲敲打打做修改嗎?如果認真去面對這課題,房子設計一定會變得不一樣,因此我們才會設計兩層的混凝土預鑄框架,中間採用輕鋼架系統,方便後續的各種改造。這種開放性的概念並不稀奇,柯比意的馬賽公寓便是這個概念。

阮:所以,你覺得推動不了的原因,是建築被過度專業化的結果,以及民眾被各種體制所壟斷、或是被蓄意排除的狀態?

謝:這就是人類發展的盲點及無明,因為人類看不到更長遠的願景,只能看到眼前的現象。像我所說人民的城市的概念,在大陸也沒人聽得進去,因為他們認為城市是很新的,是永遠的18歲,在台灣也一樣。

阮慶岳( 16篇 )

小說家、建築師、評論家與策展人,為美國及臺灣的執照建築師,現任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教授。著作有文學類《神秘女子》、及建築類《弱建築》等30餘本,曾策展「2006威尼斯建築雙年展臺灣館」,並獲臺灣文學獎散文首獎及小說推薦獎、巫永福文學獎、台北文學獎等、2009亞洲曼氏文學獎入圍,2012第三屆中國建築傳媒獎建築評論獎,2015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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