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號稱是臺灣的首善之區，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心。最初有文資法的年代，台北市的有形文化資產遠低於古城台南市，但是因為台北市有最多資源的挹注，與較多文化人對文化資產的關注，面對都市不當開發，市民也較願意挺身提報文化資產，因此文化資產的數量逐漸增多。西元2000年起，台北市的有形文化資產的數量開始超過了台南，成為全台的城市之冠，表面雖然看似風光，但是實際上卻有無限的辛酸與悲哀。
走調的「老房子文化運動」
一個城市是否有歷史與文明，文化資產的數量絕對是重要的參考，但是文化資產並非只是留下來比數量，就能代表一個城市有歷史、有文化。因為，建築的硬體需要適當管理跟維護，建築背後的歷史、文化等，也需要詮釋。
無奈不少公有文化資產的管理單位把《憲法》166條當成耳邊風，許多具有文資身分的公有老屋因為缺乏管理，遭遇惡意破壞、焚毀。台北市文化資產的主管機機關，當然難辭其咎，這也使在郝龍斌市長任內的文化局局長劉維公，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簡稱《促參法》），在2012年提出了「老房子文化運動」，急就章式的想藉由媒合民間財力、人力，解決台北市內公有文化資產管理怠惰的問題。
「老房子文化運動」最初的特色是民間出部分資金在修復與再利用的規劃上，工程期間不收使用費（租金）。對於缺乏文資熱忱、或是缺乏人力的單位，老屋的經營權利委外，原本管理的公部門單位可以收到租金，又可逃避管理的燙手山芋，當然認同這樣作為。對於商家而言，某些位於商業精華區的老建築充滿了商機，因此就吸引不少商家投標，而多數經由文化局「老房子文化運動」媒合的老屋，多成為用餐價格不斐的餐廳、商場。然而這些進駐商家在商言商，仍然是以營利為優先，此種狀況下自然難以提供文化教育，給人們更多機會來正確認識台北歷史。這也是文化界認為郝龍斌時期的「老房子文化運動」必須被修正調整的原因。
而值得觀察的是，台北市文化局的「老房子文化運動」也影響了各縣市公部門對於所轄的文化資產態度。許多公部門為減輕管理事務上的負擔，紛紛根據《促參法》將資產ROT或是OT，但是經營者是否有完整性的維護計畫，及是否能兼顧教育功能，則不被考慮。
非經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媒介的，固然沒有稱之為「老房子文化運動」，但是筆者將這類以「促參」名義經營的文化資產場域，也歸類為「類老房子運動」。
柯市府時期「老房子文化運動」變本加厲的抹除文化
由於「老房子文化運動」仰賴民間營運，文化主管機關似乎也有違文化資產的專業，做出向錢低頭的讓步。例如陽明山美軍宿舍群，2016年屬於「文化景觀」區域內的愛富二街厚生巷3號，因廠商施工問題造火災，文化局宣稱無罰則。文化局對於「老房子文化運動」的管理維護標準也越來越低，例如將這類冷戰地景塗上鮮明的紅色油漆，掛上大大的商業招牌，販賣起了美軍無關的小籠包，就文化資產的保存來說，似乎有「掛羊頭賣狗肉」的嫌疑。
另外，磐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得標的「聲音光年」大門口正上方，赫然即見一座碩大而醒目的假留聲機模型，顯然這是設計者為了引起路人的注意，卻破壞了建築原貌。且這個景點雖然修繕完畢，近年來幾乎是處在沒有營運的狀態，如此符合文化資產的公共利益原則嗎？
若文資所在地點缺乏足夠商業誘因，「老房子文化運動」是無法媒合的，例如北投賴氏祖厝、西寧北路1巷6號鐵道宿舍，部分的陽明山美軍宿舍等，目前都是閒置狀態。且「老房子文化運動」往往淪為市府跟商家擦脂抹粉的宣傳品，近日柯市長所出席媒合的「錦町日式宿舍群」記者會，竟被宣稱要打造比日本金澤東茶屋街更美的街景。但是刻意營造的類日本空間，並非台灣這塊土地的生活史，反倒是利用文化之名包裝的商業行為。
更可惡的是，為了商業利益，原屬負面文化資產「刑務所官舍」，被改名為「榕錦時光生活園區」，刻意塑造出「秒飛日本」、「一秒到京都」、「台北小京都」、「文青坐捷運就衝」的異國風情商業空間。這個命名根據營運長白佩玉表示，取名「榕錦時光生活園區」是因為園區內有許多棵受保護的榕樹，「錦」則是取自日治時期此處名為「錦町」，是諧音「榮景」。可是「刑務所官舍」明明是位於福住町，這樣誤導的行為已經是竄改歷史。
這也讓人不禁思考，文化資產保存目的是什麼？文化資產保存最重要目的，不就是替後代子孫留下見證，保留這塊土地歷史變遷的痕跡，讓人民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嗎？為何「老房子文化運動」卻因為商業活動，反而讓這些目的遭到抹滅？難道商業與文化難以並存嗎？《文化基本法》中所論述的：「國家應建立友善平權之文化環境，落實人民參與文化生活權利。」又在哪裡呢？
蕭文杰( 62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