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在全球肆虐，本來自以為是防疫模範生的臺灣，也難逃這波疫情。隔離、防疫旅館、檢疫、專責醫院、疫苗等，最近成為常被搜尋的關鍵字，但享受現代生活的人們，恐怕很難想像臺灣這塊土地，百年前因為公共衛生不佳被稱為瘴癘之地。
天花、鼠疫（黑死病）、霍亂、瘧疾、肺結核、漢生病等傳染病，都曾經出現在臺灣這塊土地上。能脫胎換骨，將疾病隔絕，是有前瞻的規劃者與感人的醫生奉獻。這些先賢，興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築，只是臺灣向來不重視歷史教育與文化資產保存，即使留下這樣的歷史地景，不僅關注者有限，更少有人由醫學人文及公共衛生的角度去詮釋、看待。
因此本文談談百年以來臺灣出現過哪些這樣的地景跟重要人物，哪些被留下？哪一些被拆除殆盡？
清朝統治時期下的臺灣西醫地景
清朝治臺時期公共衛生不佳，缺乏有系統且科學的規畫，公衛設施可以說是寥寥無幾。光緒年間劉銘傳來臺，聘請日本技師引入「鐵支井」開鑿技術，在博愛路、衡陽路一帶開鑿3口深水井， 試圖改善飲水衛生，不過成效有限。另劉銘傳在臺北城內考棚設有臺北官醫局，招聘西人醫師韓先（Hunsen）為病人免費看病，這是官方引進西醫的濫觴。但是到了邵友濂接任巡撫後，以沒有經費為由，將其裁撤。
西洋醫學的傳播並沒有因為清朝官方將西醫裁撤就宣告終止，由於天津條約，臺灣開放了安平、淡水、打狗、基隆為通商口岸，清朝政府邀請英國人士幫辦稅務，管理海關，允許洋人傳教。
洋人要遠渡重洋來到公共衛生欠佳的臺灣，不能只憑藉著冒險的精神與勇氣，他們首先要解決自身安全的問題，有醫師與西藥同行，是基本配備及保障，而英國人必須管理海關檢疫，這也使開港通商的港口成為早期西醫進駐之地。
另外19世紀末隨著西方勢力擴張，教會派遣傳教士來臺，為了確保傳教順利，具有自然科學或是醫療背景的人是成為優先選擇。這些具有醫療知識的傳教士隨身攜帶藥品，除了可以在遭遇傳染病感染時服用保命，西藥更是是傳教的利器。尤其是當原本習慣求助漢醫、問卜、吃香灰的本地人，他們散盡家財都無法解決病症時，西藥成為死馬當活馬醫的最後希望，此刻若是有所好轉或是藥到病除，皆可以視為基督的神蹟，成為改信基督教的契機。
清朝時期的臺灣，就在這樣氣氛之下，開始有洋人教會經營的醫館出現。不過，西洋人設立的醫館鮮少能被留下，曾在南部傳教的馬雅各是早期醫館開設的代表人物，文獻顯示，1865年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曾在臺南看西街布道所設立醫館，但是遭受到漢醫的排擠，民眾受到挑撥包圍醫館，僅開23天就關門。
馬雅各在臺南傳教受挫後，回到高雄旗後。他向當地人呂魁租屋成立了「打狗禮拜堂」與「打狗醫館」（註1），並且推薦海關醫員萬巴德（Patrick Manson）到「打狗醫館」擔任診所醫師，這個「打狗醫館」規模有8床病床，可以說是高雄最早的西醫院。
萬巴德醫師在1871年離開臺灣前往廈門，1887年創立香港西醫書院，1899年創立倫敦熱帶醫學校，他的亞洲醫療經驗豐富了他的醫學研究，使他成為了「熱帶醫學之父」。
而原「打狗醫館」在萬巴德離臺之後，由萬巴德的弟弟萬大衛（David Manson）繼續主持。1880年打狗醫館停業。洋人以紀念萬大衛為由，另闢建兩層樓洋樓的慕德醫院，來延續打狗醫館的業務。
慕德醫院在1883年開設醫學課程，是臺灣第一所西醫醫學院。這個醫院設有12床病床。其規劃可能是比照英國南丁格爾的預防感染的建議標準，內部空間的設計是:
1. 病床與病床之間間隔至少3英呎。
2. 病床與牆壁之間距離至少9英吋。
3. 每張病床旁邊都有一張茶几和一張椅子。
4. 兩面相對的牆都有窗，窗的總面積至少占牆的總面積的紛紛之一。
5. 床的上緣離天棚1英呎，下緣離地2至3英呎。
6. 牆面塗白漆或不反光塗料。
可惜清代南臺灣，長老教會的醫療地景並沒有任何建築留下，因此無法親眼見證，反倒是北臺灣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牧師與華雅各（James B. Fraser）醫師留下了醫療地景。馬偕牧師與華雅各醫師相繼在1872年與1875年在滬尾落腳。
在衛生條件不佳的環境傳教，傳教士同樣身處危險，以馬偕為例，他曾在傳教過程中染上天花、瘧疾、痲疹、水痘，因此平常傳教必隨身攜帶重要藥品。另外免費的西藥對於吸收信徒有莫大幫助，尤其是馬偕帶來的瘧疾特效藥，治好不少病患，因此聲名大噪。偕醫館就是馬偕在1879年成立的，是臺灣北部第一家西式醫院，如今建築依舊存在。
傳教士對於異鄉的住居也展現充分的智慧，馬偕與華雅各的住居在1875年完工，他們選擇在淡水埔頂山丘上興建住宅。選擇這樣地方是可以眺望港口，又能保持乾燥。這一類建築被稱為陽臺殖民樣式，是受到大航海時期其他西方人在殖民地住居的影響，對於西方人而言，這是注重陰影及遮陽、保持通風、快速排水的住居，可以盡量避免風土疾病。或許，正如巴爾札克所言：「外鄉人才會徹底地把自己的事情考慮周詳；而且，當他們的思維接觸到是時領域時，你們就看到了完整的事物。」
而今日我們所見的馬偕醫館、馬偕故居、華雅各故居、馬偕墓園、華亞各夫人墓，是清代洋人以醫學傳教，在臺灣少數留下的地景，彌足珍貴。
日本統治時期的因防疫與醫療出現的文資地景
1895年清朝政府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接收臺灣的日軍雖然遭遇到臺灣人的反抗，但是日軍人員的損失大部分並非來自戰鬥死亡，而是病死的居多。染病者以感染瘧疾、痢疾、霍亂、傷寒為主，接著1896年臺灣發生急性傳染病鼠疫，這些疾病嚴重威脅了日本治臺。
對於日本統治者而言，若想在殖民地上取得經濟上的利益，就必須先解決基礎的公共衛生及醫療問題。統治初期棘手的各項問題，甚至讓乃木希典總督支持將臺灣售予法國，但是遭到兒玉源太郎等人反對。
就筆者觀察，日本政府為了解決臺灣傳染病問題，在臺灣做了幾項改革與建設，這些公共衛生工程，使建築地景改變，其中部分建築至今仍留存，亦有被拆除的，以下針對具文資身分或是潛力價值者分別簡單敘述：
1. 上、下水道類文化資產
臺灣總督府為了解決臺灣公共衛生問題，於1896年聘請原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擔任衛生顧問。後藤新平委請有現代化城市規劃經驗專家來臺，其中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蘇格蘭人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
巴爾頓經過調查後，認為要杜絕臺灣疾病的最好方法就是設置上、下水道（即自來水與排水道）。不過巴爾頓壯志未酬，1897年，他在為臺北水道水源地探勘時，不慎在新店溪上游罹患瘧疾，後續又感染赤痢及肝病。惡疾纏身，使他在1899年就病逝在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巴爾頓的構想多由門生濱野彌四郎及後續工程師接續完成。根據昭和16年( 1941）統計資料，全臺合計有157處水道設施，部分設施至今仍在使用中，有些已登錄為文化資產。
若用防疫觀念觀看，日治時期興建，現存的基隆的水道及水源地（西勢水庫）、暖暖淨水場，新北市的滬尾水道，臺北的水道水源地、草山水道系統，臺中的水源地上水塔、水源地第二集水井，彰化不老泉，臺南的原臺南水道，高雄的打狗水道淨水池、竹寮取水站等，這一類上水道設施，是預防霍亂、傷寒、赤痢、等流行疾病蔓延的重要設施，也是當時具革命性、歷史性的建築工程。
至於日治時期的下水道設施，這類外觀不美的設施，近年常因都市開發而出土。這類衛生設施因外觀缺乏視覺上的美，很難吸引民眾目光，也難遭到文資委員青睞，無論是華光城牆石下水道、延平南路城牆石下水道，都無法以文化資產方式被保留，僅北門捷運站內保留了一小部分日本時代下水道建設的水管遺跡，只能說文資保存觀念有待宣導。
2. 呈現都市計畫防疫特色的日式建築
除了有乾淨自來水可以保持衛生之外，日本政府為了因應鼠疫、霍亂、傷寒等熱帶疾病的傳染，頒布許多法令，如《臺灣家屋建築規則》、《臺灣污物掃除規則》、《大清潔法》、等。
1900 年設立的《臺灣家屋建築規則》及相關施行細則，要求在通風、排水、排泄物處理、防潮、防鼠、防蟲、廁所設置等建築硬體，須符合各項衛生及預防疾病規定，造就了今日我們今日所見的日治時期建築外觀。
另外《臺灣污物掃除規則》、《大清潔法》等措施的實施，各街市之門前必須設有塵芥箱(垃圾桶)，都市也出現了燒卻場。燒卻場就是垃圾焚化爐，今日看來可能是嫌惡設施，但是又是現代城市的必要品。筆者認為，臺北市的文化資產當中，龍口町「塵芥燒卻場」十分具歷史意義，這是日治時期特別引進的「岩本式自然通風爐」，是臺北市公共衛生建設之重要指標，於2014年登錄為臺北市歷史建築。不過可能是國人難以發現其價值，不夠注重，文資審議已經註明，未來將是移築異地保留。
3. 醫療病院、醫學校、避病院、熱帶醫學研究所的設立
醫院、醫學院、避病院、熱帶醫學研究所都是屬於醫療機關，日本統治初期就已經設立，但此四者功能略有不同，所謂的醫院主要是負責醫療；醫學校是負責醫師培訓；避病院主要是隔離，熱帶醫學研究所是疫苗、醫藥的研究機關。
1895年日本近衛師團於澳底登陸後，為了治療生病或是受傷日軍緊急設立官方醫院，不過征戰期間，新建醫院興建緩不濟急，因此借用民宅、寺廟，直接改成簡易的野戰醫院。當時最具代表性的野戰醫院，就是1895年的「大日本臺灣病院」。這所病院是今日臺大醫院的前身，最初設立在臺北城外大稻埕千秋街。
1896年「大日本臺灣病院」改名為「臺北病院」，到了1897年開始創辦醫學講習所，收臺灣人為學生，此階段才開始兼具醫院及醫學教育性質，而該年5月「臺北病院」再度更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
1898年5月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遷移，由大稻埕的千秋街搬到臺北城內的明石町，即今日臺大醫院舊館區。而醫學專門的學校的正式產生是1899年4月，名稱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最初借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一角，今有臺大醫學院舊館留存。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設置就是協助防疫工作，最初學制是五年。1919年改制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修業年限由5年延至8年（預科4年本科4年），1922年，改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學制比照日本國內醫專，改招收中學校畢業生，1936年併入臺北帝國大學。
而避病院是基於檢疫與隔離所興建，日治時期興築的避病院許多已經消失。2019年，日治時期興建的松山療養院病棟建築被誤判為戰後建築倉庫，導致拆除。少數留存的有臺南避病院、樂生療養院等。
至於以防疫為研發的醫學單位，現存且較經典的，筆者主觀認為是「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支所」，此機關原本是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下的機關，由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二任校長高木友枝創設，1939年4月完工，這是以研究疫苗、地方衛生用藥、熱帶病、毒蛇血清、寄生蟲為主的單位。日治時期的「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支所」在2020年指定古蹟，此機關更是臺大公衛系的前身。現址目前由國防部使用。
筆者認為，日治時期留存的醫療文資地景雖然較清朝時期多，但是缺乏整體去看待，若只淪為建築美學，實在很難窺視當時為防疫所做的努力，因此必須盡量全貌呈現。
醫療文化資產的未竟之路與遺珠之憾
保留文化資產，闡述醫療文資地景的目的是什麼？筆者認為是知往鑒今。由此認知公共衛生建設的重要，及先人努力，成果得來不易。
而能經歷清朝、日治的醫療地景，至今也約百年，不過文資保存卻是非常不容易。能僥倖逃過大地震，卻未必能逃過缺乏歷史觀的執政者，因放縱開發、怠惰而拆除。
近幾年有歷史意義的醫療文資潛力地景逐一消失，例如以興建捷運為名，拆了樂生療養院局部；因調查不確實導致松山療養院舊病棟被拆；因列冊後放任不管，陳拱北宅也遭遇強拆。這些都說明了在特殊的環境下，必須有文化局用文資法來介入保護。
對於醫療文資，筆者認為還有許多未竟之路。因為有許多沒有身分的潛力文化資產，現狀看似維護狀況不錯，不過難保未來不會被破壞，例如日治時期時的基隆水道貯水池記念碑，藏於彰化高中內的高木友枝銅像、馬偕故居、華雅各故居，都是沒有獲得政府文資法認定的遺珠之憾。這樣自然少了文化局的官方補助及宣傳，而處於疫情期間的臺灣公民，是否思考將這些潛力點也提報，來列入國家的保護呢？
註解
註1 租期不限且可改建。
註2 資料來源：葉振輝《高雄市早期國際化的發展初探》。
蕭文杰( 6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