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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文杰專欄】細數最爛古蹟「草山御賓館」不能戳的秘密(上)

【蕭文杰專欄】細數最爛古蹟「草山御賓館」不能戳的秘密(上)

【Column by Hsiao Wen-Chieh】Grass Mountain Royal Guest House, The Most Dilapidated Heritage Site and Its Untouchable Secrets (I)

「草山御賓館」建築群,曾經是皇親國戚特權階級居住過或是使用過的建築。「草山御賓館」除了使用者身分特殊,讓人感到神秘之外,因為這建築群從指定古蹟至今,都深鎖大門,不曾對外開放,很少人親眼目睹,研究的資料不多,也就讓外界感到詭秘。

談到「全台最悲慘古蹟」或是「北市第一爛古蹟」許多文資圈人士概略都知道是指「草山御賓館」。

1923年《行啟紀念寫真帖》,圖片為當時草山興建的道路。(圖片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台灣舊照資料庫)

「草山御賓館」的名氣很大,大多數的人對「草山御賓館」的認識來自於日本時代的資料、國家文化資產網的簡介,以及近幾年媒體報導古蹟倒塌事件。由這些有限資料當中,知道「草山御賓館」建築群,曾經是皇親國戚特權階級居住過或是使用過的建築,使用者曾有裕仁皇太子、蔣介石、孫科、孫科之子。它在日本統治時代也稱為「草山御㉁憩所」、「御貴賓館」、「御泊所」。

1930 年代,草山御賓館與庭園景觀,風景明信片,台北新高堂書店出版。(圖片來源:林會承《直轄市定古蹟草山御賓館實測記錄》)

「草山御賓館」除了使用者身分特殊,讓人感到神秘之外,因為這建築群從指定古蹟至今,都深鎖大門,不曾對外開放,很少人親眼目睹,研究的資料不多,也就讓外界感到詭秘。

1930 年代,草山御賓館內部陳設,風景明信片,倉橋寫真館攝。(圖片來源:林會承《直轄市定古蹟草山御賓館實測記錄》)

這建築群在日本時代象徵日本皇權勢力,到了1945年之後成為國民黨的黨國權貴的居所或休憩空間。1965年王大閎以台灣風土氣候的建築手法,替孫文之子孫科所設計之磚造「洋房」。孫科過世之後,由其子繼續長期使用。1998年7月22日指定為直轄市定古蹟,然而離奇的是指定古蹟之後不僅沒有開放過,這個過去象徵權貴階級,高高在上的建築竟然因為管理維護怠惰,主管機關台北市文化局失能,被公民踢爆有2棟日本時代興建的建築幾乎是倒塌狀態。

2017年筆者與市議員進入草山御賓館時建築體已經倒塌。(攝影/蕭文杰)

事後文化部部長與立委出面協調管理單位,籌措修復資金,直到2023年,蔣萬安市長以蔣家血統之姿「中興」當選北市市長之後,宣布要修復,彷彿國民黨執政下的台北市政府很愛護文化資產。而台北市政府也展開大內宣,表示:「北市府從來不以建造時間、族群、規模大小來判斷建物是否有文資價值,而是注重文化資產的文化意義、歷史價值及真實性,未來台北市也會盡一切可能持續保存再利用文化資產,以維護台北市民的珍貴歷史記憶。」

2017年筆者與市議員進入草山御賓館「日本家」雖乍看狀況尚可,其實內部已經呈現半倒。(攝影/蕭文杰)

可是將「草山御賓館」與台灣其它古蹟比較,可以發現,其實歷史算悠久且深厚,「草山御賓館」內兩棟日本式建築是1923年之前就興建的「洋館」與1924年興建的「日本家」。即便是1965年為了安頓孫科及家人,再增建洋房,建築師王大閎也是赫赫有名?無論是戰前或是戰後都是該時間軸代表性建築,且具有一定規模,怎麼這一部分不是評論文化資產價值標準呢?或許就是台北市文化局為了掩飾其怠惰失職,導致古蹟倒塌多年的說法吧!

延伸閱讀|【阮慶岳專欄】建築的態度:戰後台灣建築師群像系列一——王大閎

2017年筆者與市議員進入草山御賓館時建築體已經倒塌,此建築為「洋館」。(攝影/蕭文杰)

因為這個古蹟修復遭遇到一個重大危機,那就是堪用的原始材料已經所剩無幾,僅能依靠過去林會承教授與其團隊測繪與留存的資料去修復,修復後可能是嶄新的樣貌,能否留有一絲使用過的痕跡恐也讓人質疑。另一個可悲的是,其經營還是可能是OT方式,因為依照文化局副局長田瑋說法,會當文創及餐飲的用途,這也恐怕又淪為歌功頌德式的詮釋古蹟,若採用高價營運方式,反而扼殺公民的文化近用權。

而我就是當年與幾位民意代表揭穿市府讓古蹟倒塌的公民,被市府形容成為「文化恐怖分子」,也就是少數曾經以「會勘」名義進入這個古蹟的少數人之一。因此本文上下兩篇文章就是採用見證者角度書寫,另外加入自己對文化資產的看法。

草山文資不應用單棟古蹟視之,而是群狀的文化景觀

草山今稱陽明山,早期盛產硫磺,可製作火藥,日本人尚未治理台灣之前,聚落以硫磺開採及農業為主,唐山移民落腳後相繼開闢梯田種植大菁、茶葉營生。日治時期,日本人因雅好溫泉,逐漸開啟了草山文化景觀的改變,為了在幽邃深靜的山中,享受泡湯之樂,日人開始規劃汽車能通行的道路,同時也開始搭建溫泉旅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因計畫邀請日本皇太子裕仁來台,開啟有計畫的「迎奉」建設,總督府興建草山御賓館,打算供皇室成員使用。同時也規劃公路、電力設置路燈、設立郵便局,民間的株式會社也打著皇太子行啟名義,興建自己的招待所。(註1)

由吉田初三郎的「草山溫泉鳥瞰圖」得知,日本時代陽明山已經發展出具有日本風味的文化景觀。(© 台大圖書館數位典藏館)

1923年日本皇太子裕仁來臺灣的行啓活動,行程雖然僅短短12天,只在草山御賓館停留2小時,不過他的到訪,被日本政府刻意的行銷,成功的帶動經濟的發展。殖民地政府後續展開了「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紀念事業」,包括「十年造林」、「大草山遊樂地」計畫,甚至還計畫成立「大屯國立公園」。(註2)草山也就出現了大量的別墅、招待所、會館、宗教設施……,這些建築群構成了日本風的文化景觀。

草山御賓館前方原本立有東宮駐駕紀念碑。(© 國家圖書館 臺灣記憶Taiwan Memory)

戰後這些日本統治時期興建的建築群被蔣介石所屬的政權接收,有些成為高官住所(如美國大使藍欽宅)、有的供國外人士使用(如德國軍事顧問)、有的拆除改建,如今留存下痕跡的有臺灣糖業株式會社之招待所(今草山行館),1924年增建的巴旅館(僅剩澡堂) 、1929年興建的草山眾樂園公共浴場(今教師研習中心)、1934年興建的草山駐在所、1935年興建的草山林間學校(僅剩下駁坎)、及約1940年興建的臺北州教化聯合會會館……等。

戰後草山御賓館的使用

草山御賓館戰後稱草山第一賓館,隨著草山被改名陽明山,名稱再度改為「陽明山第一賓館」。2023年,因為市府宣布即將修復,媒體紛紛報導此草山御賓館為蔣中正來台後第一個住所。林會承教授多年前認為有關:「陽明山第一賓館為老蔣總統來台後的第一個住所」一說,蓋因老蔣總統當時曾寓居「陽明山賓館」,原日本糖業株式會社招待所。戰後被台糖公司接收,現今則改為「草山文化行館」,兩地因名稱相近而張冠李戴。

草山御賓館於龍應台擔任文化局長時架設鋼棚架,但是後續疏於管理,導致倒塌。(©國家文化資產網)

林會承教授採用前管理員回憶,提及老蔣總統與夫人會不定期來此洗溫泉,略事休息便離開,不曾留下來吃晚飯,更不曾過夜。所以他不認為陽明山第一賓館是蔣介石的居所。不過可能是前管理員不夠資深,也可能記憶有誤。因為根據曾幫蔣介石修繕「草山行館」的建築師李重耀口述,蔣介石落難至台灣時,的確使用過第一賓館當住家,第二賓館為總裁辦公室。(註3)他表示蔣介石在台的行館都是陳誠挑選的,「草山行館」卻是蔣介石散步意外發現。之所以住所由第一賓館改至「草山行館」,文大碩士劉家綺推測理由是「草山行館」具有「易守難攻」的地形優勢。「草山行館」與當時的美國大使藍欽宅更只有一步之遙,地方人士言之鑿鑿認為,若發生緊急軍事事件,蔣介石可以立即踏入美國仍屬駐在國領土的大使住宅尋求政治庇護。而李重耀的這段口述史也間接說明了第一賓館的確是蔣介石來台的第一個居所。

蔣介石使用第一賓館的時間並不長,不過這並不代表此處沒被充分利用。基於「反攻大陸」,蔣介石在第一賓館附近成立了革命實踐研究院。每當老蔣總統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召集軍事將領開會時,國防部會派員在洋館架設行軍鐵床,供高階將領們午休使用。最令人驚訝的是,戰後成為國民黨高官使用的第一賓館也有一段不堪且難以啟口的黑歷史。那就是第一賓館其實也是廣義的白色恐怖時期「不義遺址」。

此建築為王大閎於1965年興建的洋房,而王大閎父親王寵惠是孫立人案的九人小組之一,也與此「第一賓館」1955年發生的白色恐怖事件息息相關。(攝影/蕭文杰)

1955年5月25日,爆發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將軍兵變疑案,孫立人就是在此被以副總統陳誠為主任的九人委員會調查,最後導致孫立人被軟禁34年。(註4) 1958年蔣緯國任裝甲兵司令,曾經延聘西德軍事顧問,第一賓館又成為軍事顧問住家。1965年,因為中國失守就長年流落在國外的孫科以國父百歲冥誕為由返台。蔣介石指定陽明山第一賓館為孫氏的官邸,並替其安排考試院長一職,1973年9月13日孫科病逝,孫科使用了8年,不過第一賓館後續仍被孫科家屬持續使用,共長達32年,成為此處最長的使用者。而孫家的歷史與古蹟為何倒塌,是一段權貴走向寥落的故事,受限於篇幅,就留待下篇分曉。


註1 株式會社也打著皇太子行啟名義,興建自己的招待所,關於這一點,不少學者認為是希望太子蒞臨,但是筆者認為實際上這股興建風潮應該是藉由行啟名義,拓展商業的聲望。
註2 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因此計畫停滯,1945年日本戰敗,「大屯國立公園」廢止。
註3 李重耀口述見劉家綺碩士論文。此外,蔣介石來台時正好是下野,所以稱其為國民黨總裁,而不使用總統之稱呼。
註4 九人委員會除了陳誠,尚有王寵惠、許世英、張群、吳忠信、王雲五、黃少谷、俞大維、何應欽。

參考書目:
林會承,《直轄市定古蹟草山御賓館實測記錄成果報告書》,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出版,2002。
劉家綺,《草山行館變遷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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