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紀念堂的存廢議題於近日再度浮上檯面。轉型正義議題並非筆者專業，但本文有意針對「華國」的建築風格及都市觀進行爬梳及討論。台北首都圈四處可見的戰後中華式樣建築，台灣不少民眾已經根深蒂固地將其與兩蔣的統治聯結在一起；乃至於從日常口語至學術領域，大家多聚焦於這些建築所呈現的「中華性」。
1966年，蔣介石於《中山樓文化堂落成紀念文》中描述：「所惜者，臺灣省久經割讓之痛，雖已光復踰二十年，既霑既足，而居室之陋，建築之隘，無以見我中華侖奐之美，與文化之盛！」暫且不論此文從台人視角讀來如何甚為不悅，但在台灣少有人探討蔣所言的「中華之美」究竟其參考對象為何？事實上，散布於台灣各處的戰後中華式樣現代建築，其實更像是未竟的南京首都建設計劃的延展。這些用鋼筋水泥砌成的假斗拱和假裝飾，是已逝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的代償品。稍有涉略民國建築史的人，都會知道這些「中華性」的基礎，事實上是奠定在美國建築師茂飛（Henry Killam Murphy）對於現代中國建築的想像之上。
人類自古以來的政治中樞，通常設立於因為商貿而自然形成的城池之中。但為了純然的政治目而建設的「新首都」，在世界文化史中也並非沒有類似的例子。最早期的著名例子可追溯至西元前六世紀，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國（Achaemenid Empire）所創立的波斯波里斯（Persepolis）。為了政治目的而創建一座不服務於商貿、亦無產業基礎的新城市，通常是為了相對激進的政治策略而服務。比較近代的例子包括了17世紀末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為了強化其中央集權式的「新政治」，除了建設凡爾賽宮外，舊有的凡爾賽市鎮被重新規劃成具有放射狀道路的新城市。而城市裡只住著服務皇室及政治的龐大官僚。
18世紀初，新生的普魯士王國決定定都柏林。草創初期的柏林從今日博物館島（Museumsinsel）沿著菩提樹下大道（Unter den Linden），並終止於布蘭登堡門附近。這座新建設的政治首都除了城市規模十分袖珍之外，博物學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曾描述，柏林除了住滿了對學術、文化沒有興趣的官僚和軍人外，每個路口還站著監視著人們的政府密探。柏林的例子證明了早期所建造「新首都」，常作為政府增強政治控制的手段；相比之下，美國的華盛頓特區則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傳統。
1790年美國通過《首都選址法》（Residence Act），新首都華盛頓自1800年起開始運作。。華盛頓特區代表了在聯邦制國家之中，需要尋求中立的政治空間提供聯邦政府運作之用，並藉此調和各州之間政治利益的平衡。華盛頓特區實際上模仿了凡爾賽宮花園的平面，將巨大的拉丁十字架造型導入都市的空間之中。十字架的四個端點分別為林肯紀念堂、傑佛遜紀念堂、國會大廈及白宮，政府大樓及博物館群則沿著十字架兩側擺放。
1927年，中華民國針對南京所制定的「首都計畫」，便受到華盛頓特區都市設計風格的直接影響。1927年時值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其所進行的「北伐」來到了最終階段，國民政府亦於此時取代了原為國際所承認的北洋政府。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定都南京及南京首都圈的建設工作，實際上是為了在政治上與北洋時期的中華民國進行區隔，並藉此創建一個以國民黨為核心的「新中國」。
有趣的是，首都圈規劃的重責大任實際上是落在茂飛及古力治（Ernest P. Goodrich）兩位美國建築師手上。建築師茂飛於1914年抵達中國，隨後經手一系列教會大學建築群的設計，而這些大學通常都由美國所贊助的資金來建造。其於民國時期設計的大學校園包括了福建協和大學、金陵女子大學、燕京大學及嶺南大學。此一時期的大學建築實際上奠定了戰後台灣中華式樣建築的雛形：這些校園建築在現代建築的方盒子基礎之上，安裝上了中國風情的屋頂裝飾設計。這些校園建築在去除掉屋頂裝飾風格的影響之外，建築本體的空間結構以及校園中的空間佈局，實際上皆受到美國大學校園的深刻影響。賴德霖所著《中國建築革命：民國早期的禮制建築》便曾提及福建協和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空間之間的相似之處。
《首都計畫》封面。（© Wikipedia） 美國建築師茂飛（Henry Killam Murphy）。（© Ｗikipedia）
茂飛等人所設計的南京首都計畫雖然最後淪為空想，但他的學生／助手呂彥直已為民國時期的中國現代建築建造出具體的模範。留美期間曾於茂飛工作室任職的呂彥直，建築設計的思維深受茂飛的影響，其於1920年代設計的廣州中山紀念堂，及1930年代設計的南京中山陵，成為現存於中國最大型的國民黨現代建築範本。若說美國的首都圈建築是延續開國元老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將希臘古典建築現代化的理想，民國時期的中國則是延續此種美國建築理念的美國／親美建築人在異國的實驗場。
南京的「首都計畫」預計要將南京建設為未來100年之內的世界模範都市，並透過首都建設來彰顯中國的現代化理想。「新南京」的都市平面幾乎仿照華盛頓的拉丁十字，四個端點分別由國民黨中央黨部、黨主席官邸、行政院／軍務部以及國民政府所構成；不同於華盛頓最大型的建築為國會大廈，幻想中的新南京最大型的建築為中央黨部。由此可見，新南京雖在形式上仿照美國首都，但實際上卻是一座黨大於國的列寧式政黨國家。
然而筆者認為，過去討論南京首都計畫的論點，多聚焦於南京如何模仿「美京」以及其背後糾結的美中關係，卻忽略了同一時間於大英帝國各處的「首都」建設風潮。20世紀初，英國轄下的各自治領獲得了更大的自治權，甚而以獨立的身分維持與英國之間的宗藩關係。在新興國族的概念之下，不少國家展開了「新首都」的建築建設工作。1913年，象徵南非政府新中樞的聯合大廈（Union Buildings）於普利托尼亞落成，澳洲的新首都坎培拉於同年動工。坎培拉的建設工程及政治概念仿照華盛頓，期望在聯邦制的澳洲建設一個中立的行政首都。和南京一樣，坎培拉也找來了美國建築團隊進行初步的規劃，首都建設計畫雖因經濟及戰爭因素而暫時中止，但在戰後建成的新都和初期的規劃並無太大落差。
南京新首都巨大的中央黨部建築，除了明顯可看出華盛頓國會大廈的造型之外（只是羅馬式的圓拱被改為天壇的造型），亦可看到新德里政府建築群的影響。英國殖民之下的印度帝國於1911年執行了新首都的建設計畫，在此之前英印帝國原本定都於加爾各答。英國殖民政府決定遷都德里的原因。除了加爾各答孟加拉語菁英所主導的獨立運動，已對殖民政府造成實質的壓力外，遷都德里的決定更像是企圖向已經滅亡的蒙兀兒帝國借屍還魂。為了完成首都的建設計畫，英國人於蒙兀兒帝國舊都南方建設了全新的政治首都新德里。
新德里由酷似南京中央黨部的政府大樓為中心點，極度巨大的建築在山丘上俯瞰著延伸而出的中軸線，並在印度門之處以放射狀道路系統聯結各重要政府部門及使館，筆者每次造訪新德里，屢被其巨大的尺度所震懾。事實上新德里的落成亦於當時英國國內受到不少批評，批評者認為此種建築似乎強化印度總督化身為古代奢侈的帝王（英國的傳統政治文化是反對奢侈浪費的），但支持者卻認為此種建築的震懾力量正能顯現英國統治印度的正當性。
然而不同於新德里得以實際落成，並於戰後被新興印度接收成為某種權威象徵的政治遺產。蔣介石心目中的新首都南京建設計畫就像是第三帝國的千年首都日爾曼尼亞（Germania）計畫一般，隨著政治基礎的瓦解而成為了泡影。然而蔣介石並沒有效法希特勒在首都死守至飲彈自盡（希特勒在柏林防衛告急時依舊否定了將首都遷至他處繼續抗戰的建議），反而將中華革命基地「轉進」至台灣，並在台灣穩定了其政治基礎之後，四處展開了中國現代建築大夢的番外篇。
南海學園、中山樓及圓山大飯店等於台灣四處建設的中華式建築，可視為民國黃金時代現代中國建築的延伸。然而這類建築風格出現於戰後的台灣，在任何建築人眼中都顯得十分不合時宜。1980年於台北落成的中正紀念堂，某方面成為了壯麗新南京的袖珍版本。中正紀念堂園區的平面依稀可見到拉丁十字的影子，紀念堂本身的建築體則明顯是南京中山陵的複製品。中軸線兩側模仿紫禁城建築的兩廳院，則可視為南京政府建築群的縮影。
諷刺的是，蔣介石不僅無法親眼見到他理想的「中華之美」及新首都，中正紀念堂之所以得以建成，依賴的是台灣於經濟起飛時期的財政基礎及民間捐獻。民國時期新中國的政經實力，實際上不可能支持此種帝國式的新首都建設計劃，而南京新首都作為空中樓閣，最後卻在台北轉化為中正紀念堂，並作為某種歷史情境下的建築殘骸留存至今，這大概是20世紀民族風格現代建築史之中最荒謬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