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子傑 X 蔡佩桂專欄】謝謝老闆！蘇育賢新作《nalam》中的一些錯誤

我之所以對舞鶴感到著迷，除了他奇特的語感，也是因為他的悲傷總是穿插著政治不正確的喧鬧情節，尤其，如果我們基於當代藝術的專業背景來閱讀舞鶴，又會發現裡面埋了太多充滿惡意的梗，像是在《思索阿邦．卡露斯》一段涉及原民主體性的段落中，作家引述了魯凱好茶作家卡露斯與平地友人貞小姐的話語，卻是藉著讀音來強調「感覺」的重要性，即便這種感覺可能犯著「名不符實」的錯誤，例如以下這段敘述：

卡露斯在讀過這些「自治區藍圖」後，口中喃念著「魯凱自治區」、「魯凱自治區」……我知道他並非在思慮魯凱成為自治區後的政經教育種種問題，而是用「感覺」，尤其從聲音韻律來斟酌品味「魯凱自治區」這個辭彙的美學上的適切性。（最近，卡露斯為結集的書名煩惱，我憑直覺提出「魯凱人」這個書名，「魯凱人」一提出來無論從意識學、美學都感到他魯凱人一生下來就是那樣頂天立地的。〔…〕可見聲韻這種東西帶有某種原始的神秘性——誤人多多也由於此。（所謂「誤人」也者，可能是指「名不符實」。舞鶴注）。（註1）

這種特別專注在能指的錯誤，我認為在蘇育賢近來發表的新作《nalam》中也可以看到。這件在賴依欣策劃的「溢出的時代精神」中首度公開的作品，雖然比較像另一件尚未發表的《工寮》的副產品，但由於《nalam》明白地洩漏這系列創作的拍攝過程，nalam自己的故事不僅還要疊加上拍攝此片的蘇育賢的故事，也涉及演員本身的故事，所以就好像一個故事中的故事，雖然這種套層結構通常會讓人頭皮發麻，但如果你看過這件作品，會發現框架出這些故事彼此的關係並不複雜，它們不過是一連串基於偶然所發生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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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nalam是一名印尼逃逸外勞的名字，在茶園工作的移工nalam將偽裝成觀光客的警員叫喚的「嘜走」聽成「拍照」，因而導致他的被捕，並留下一張後來在大眾傳媒中流通的新聞照片。這張解析度不高的照片大概長這樣：頭戴斗笠的nalam蹲在綠意盎然的茶園，左右兩側分別蹲坐著身著休閒服飾的男子，他們滿臉笑容地將手扶在nalam的臂膀，而構圖上，這張照片就像蘇育賢所說，會讓人想到《凌遲考》，蘇育賢也像藝術家前輩一樣，以一張照片為基礎，對逮捕事件進行重新拍攝。

至於所謂的能指，指的是發生在「翻譯」過程中的錯誤，但不同於辯士的陳界仁意義，nalam的翻譯反倒是造成政治權力的遂行，此外，雖然我們正在使用的語言絕對不是封閉的東西，但這裡的錯誤卻像是一種圈圍，一方面，它們可以在理性範疇中獲得充分的技術性詮釋，再者，當這則故事後來透過媒體進行流通，這個錯誤才連結上影像與其廣大的受眾，進入了影像幾無邊際的流通世界並點滴工程般地形塑出集體意識。

事實上，我們現在還是可以在網路上找到nalam被捕的新聞畫面，無論是「嘜走」或「拍照」都是一種為了讓我們留下什麼的命令句，這些特徵都說明了錯誤翻譯的封閉性。

但錯誤的翻譯可以為我們留下什麼？透過影像的流通，nalam的誤讀成為旁觀他人的痛苦，觀眾的笑柄，我們所能憑藉的無非是早已成為共識的語言——共同體。當然，在嘲笑移工不太輪轉的台語聽力時，我們並不會想到在外國人面前說著蹩腳英語時有多麼慚愧，我們深陷在nalam的喜劇效果中，以便在速食的新聞播報中生成出「永恆的國族敘事」，nalam成為共同體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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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蘇育賢對於名不符實的衷情其實帶著更多舞鶴式的喧鬧氣氛。於是在作為錄像作品的《nalam》中，原本的故事也被改編為：精通印尼武術的nalam最後打跑了我們的警察，並且在影片中讓分別飾演警察與移工的演員演示起這套印尼武術，幾位移工帶著誠摯的態度講述，他們希望也能在工作之餘，在台灣推廣這套武功。

相較於原來透過影像流通的真實故事，這種改編形成錯誤翻譯的另一個層次，這是蘇育賢的錯誤，並且也因為錯誤讓真實性得以溢出封閉的敘事軸線，不僅演員從角色回返他們原本的身分，現在的nalam來到台灣並不只是為了以無論是合法或非法的勞動來換取金錢，他們甚至也肩負著「文化」輸出的使命，這荒謬的任務在現實上幾乎不具備可能性，《nalam》似乎暗示了在這個生命政治年代所謂的文化本身就是一種以錯誤為基礎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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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花山牆》中的「憨蕃」到《先知》延伸而出又反客為主的「石膏鑼」，轉向歷史的蘇育賢仍維持著與過去極為相近的感覺路徑，儘管這條路乍看總是要通向悲劇性的島國命運，但在他的作品中，我認為最動人的往往是那些錯誤的歪斜，陪襯在沉重歷史形象旁的笑聲，例如最近在空總文化實驗室一場由邱俊達規劃的「未顯影」系列講座中，蘇育賢特別提到九孔與邰智源與他新作的關係：

九孔應該可以說是固定班底裡面，模仿能力最差的一位〔…〕也因此他常常要將模仿對象的名字舉在胸前，否則觀眾會看不懂他在模仿什麼。但其實觀眾享受的並不是九孔成功模仿了什麼，反而是在九孔的失敗裡面產生了綜藝效果，因此九孔舉在胸前的名字，僅只是為了丈量他模仿的有多失敗的坐標。我覺得九孔的模仿，或說複製，是一門關於失敗的技術。（註2）

當然，《nalam》之所以成為錯誤的翻譯，並不只是在於藝術家藉著竄改真實故事以寓意我們的時代，那些別在演員胸前的名字還模糊了任何規範著意指關係的權力系統，失敗的技術、沒用的藝術還是可以心醉神迷於模糊的感覺，錯誤翻譯的開放性。

我覺得，在蘇育賢式的歷史回看中，總是多了一點笑鬧與不易言詮的感性——《nalam》不時出現了讓拍攝團隊「你哥影視」的穿幫畫面（註3），這同樣是一門關於失敗的技術，但如果觀眾以為蘇育賢想藉此反轉影像只能消費被攝者的底層命運，這樣就太正確了，正是在影像中所揭露的拍攝過程表明了藝術家與這群移工演員間的雇傭關係，《nalam》的拍攝再次地確立了這群移工的勞動力商品身分，蘇育賢說，每次拍完收工，移工都會跟他說：「謝謝老闆！」

我讀那些錯誤
文｜蔡佩桂

「正確」理解
簡子傑文之精義或者模式（schema）：

（一）蘇育賢作品最動人之處往往是一些對沉重歷史的錯誤歪斜，而舞鶴的悲傷總是交疊著政治不正確的喧鬧鋪陳，這二者有著類似的「錯誤」，「特別專注在能指的錯誤」，超越30年的世代差異；之所以強調「錯誤」，而不只是某種開放或任性，可能因為它具有一些「惡意」：擅於以「名不符實」，來誤人多多。

（二）這種錯誤與nalam犯下的錯誤（不管是更早之前的逃跑大錯，或是好讓拍照發生的翻譯失誤）並不相同，因為nalam的錯都太致命了（惡的後果太強，不見得是藝術所能承受）；蘇育賢與舞鶴式的錯誤，也有別於陳界仁所談的辯士之錯譯，因為後者全出於「好意」，相對太正確、太正經了。

小結：蘇育賢與舞鶴在作品中犯下之錯與惡，下場當然不會是被上手銬，而是，被愛。

簡子傑以「我」這個字開始了文章。透視「我」是誰，可能發現密道，通往錯誤，變成偉大的讀者。

開場的「我」當然是在專欄「旁邊有風」談蘇育賢新作《nalam》的簡子傑；幾行後，另一個「我」旋風登場，在舞鶴的長引文中，是舞鶴本尊，談著聲音韻律，而不是政經教育，示範著避重就輕；第三個「我」則出自蘇育賢之口，藉著「全民大悶鍋」的九孔，分析著「關於失敗的技術」。這三個我套疊在一起，旁邊、避重就輕、失敗……，再發生了一次簡子傑所辨識出的蘇育賢片子中的套層結構：蘇育賢的nalam故事套著製作者自身的故事，製作者包含了蘇育賢、蘇的工作室成員，還有受雇的翻譯與被拍的印尼移工。簡子傑的蘇育賢與舞鶴書寫，套著書寫者自身的偏心。所幸夏爾．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說，藝評是偏袒、激情、政治的（partial, passionate, political）。藝評必須自我穿幫，成就歪斜之惡。

舞鶴，駱以軍所謂「偉大的惡漢小說家」，其惡已經紋下，而蘇育賢的惡還要邁向不惑，還要避開焦慮，純粹地開綻出惡之華，誘引讀者一起歪斜，曲扭座標成拓樸，滑入文字、影像身體的慾望橫流。

所以蘇育賢在片中以聲音現身，「你這樣很穿耶！」，裸的聲音和收音員身體一起穿（幫）刺出了茶園中的茶樹叢。茶園形構舞台，層層的茶樹叢分飾工廠與一層一層的布景，立體卡般的結構、文藝復興式的空間，讓腳色從布景的這層走出，沒入那層中。遠景拍攝「嘜走」只為鏡頭愛戀舞台。

鏡頭偏愛為器材擋雨的傘，侵入畫面、甚至遮蔽角色，收音員的背影在畫面中間巍立、色調偶爾跳動、打亮武術會旗愛心圖案的聚光微晃，其實不見得有什麼非問不可的片尾訪談……簡子傑所愛的蘇育賢之動人錯誤、歪斜，在先推出的副產品《nalam》中歪得徹底，歪到讓沉重歷史形象斜在片尾成為一個歪像，引在象徵電視螢幕的簡單斜框中，不需要《大使》（The Ambassadors）的骷髏頭那樣的費神辨認，但確實要求一個笑，笑納「謝謝老闆！」的那種笑。

不，在這裡，笑聲沒有革命力量。刻意錄下的偶然，超越側錄花絮轉正，已不是偶然了，是蘇育賢的自畫像。

九孔舉在胸前的名字不只是他複製不了的形象，也是面具，羅蘭巴特式的面具，白底的，專注在能指，而且指頭不單純，引誘你，「你有什麼要對鏡頭說的？」

註1　見舞鶴，《思索阿邦．卡露斯》，台北：麥田，城邦文化，2002年，頁103。

註2　由邱俊達策劃的「月讀影視社系列講座：未顯影－影像的寄身與媒介」，是由海馬迴光畫館與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共同主辦，未來系列活動仍會持續到8月底。

註3　「你哥影業」是蘇育賢近期創立的臨時性藝術社團（不過還是希望能永續經營），社員除了他自己，還包括廖修慧、陳怡如、蔡咅璟、田倧源與施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