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文杰專欄】全台媒體關注巴黎聖母院，誰憐台灣教堂化成灰？

法國的世界遺產巴黎塞納河畔區域內有一座著名的建築地標，名為「巴黎聖母院」，這座聖母院號稱「巴黎的心臟」，由此可見這是巴黎文化的核心區，不過這座經典的教堂在2019年4月15日發生嚴重火災，這場災難造成人類文化資產史上的浩劫，而平常對台灣文資議題不感興趣的台灣媒體，不僅大篇幅報導，此議題也吸引了台灣大量的閱讀觀眾、聽眾。透過鏡頭，台灣多數人皆感到悲傷難過，甚至有人也掉下了眼淚。

 

筆者認為基於對文化的尊重與保護遺產之多樣性，任何一個文化資產如果消失，都是地球全人類的損失。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對於地球上文化財的損失，我們理所當然應該同感哀傷。

 

 

奇特的是，台灣每個月都有文資災難事件。以貪婪發大財為信仰，卻又短視近利的人們，用挖土機敲毀台灣的磚造百年建築，對於木構造老屋，則是用火災「自燃」去消滅。面對遍地都更開發導致文化資產遭拆除或是火災自燃消失的人禍，台灣人卻只有少數人願意阻擋。而「巴黎聖母院」火災後，法國除了現任總統馬克宏立即誓言將與世人一同重建巴黎聖母院，法國的富豪、企業馬上捐出鉅資，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也發表了「與法國同一陣線，協助挽救與復原這無價的文化遺產」的聲明。

法國即使是文化大國，關於巴黎聖母院的防災科技整合、防災管理仍有遺漏，但是他們在火災事後對緊急的文化保存大多數作為應該是值得肯定，法國修復界與學者對於修復的態度是說實話，他們認為修復是需要漫漫長路，且嚴格遵照程序，充分討論，即使總統馬克宏用政治性思考，跟急著發大財迎合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等不專業方式思考文資修復工程，希望5年內聖母院修復工程一定要完工，但是學者、修復專家可沒有逢迎拍馬附和，他們仍堅守學術良心，提出專業的看法（註1），也為此展開專業辯證。若專業態度能堅持到底，我想聖母院絕對不會變成台灣的新北投車站，被嘲弄修得像樣品屋，那巴黎聖母院也會有風華再現一天。

觀察台灣與法國對文資災後的討論，我認為，台灣的文資搶救至今仍然是少數人的社會運動。面對來自政府不當的壓力，多數台灣學者選擇沉默不語，而巴黎對於文資議題的關注幾乎是全民運動，即使聖母院火災是一個不應該發生的人為疏失，但法國人在乎事後的搶救跟補救。

台灣、法國公民社會與「文資搶救態度」的距離，不是只有飛行距離10,099公里，有些是遙不可及，例如我們公民對身邊文資不關心，更不擅長宣傳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筆者藉由網路、媒體發言觀察，將「巴黎聖母院」的事件拿來與台灣各類文資案例作比較，發現台灣有人認為「巴黎聖母院」擁有850年以上的歷史，理所當然應該保存，台北連清領時期的老建築都難尋，乾脆都更掉發大財算了，他們認為兩者歷史縱深不能對比。亦有人認為「巴黎聖母院」有獨特的藝術價值，台灣並沒有深厚的美學建築。還有台灣的台北市長對於保存古蹟不力，認為古蹟保存麻煩又花錢。不過他也有一番自圓其說的說詞，他認為歐洲有百年石造建築是理所當然，台灣因為有地震、白蟻、颱風，沒辦法有百年建築。而對這些言論看法，筆者認為除了是妄自菲薄，也不夠理解台灣文化的發展歷程，對於屬於台灣樸素美、鄉土精神美的部分也甚少發現，因此以下將藉由分析，使國人在感嘆「巴黎聖母院」被焚的時候，也能用一些心力關注台灣岌岌可危的文資保護上，尤其台灣的天主教天主堂也有不少危機。

 

即使在大專院校，對於文資保存的議題討論上，筆者還是經常聽聞人說，歐洲到處擁有百年以上的建築是因為多是石造的，不易損壞，比起台灣木造古蹟維護來得容易，所以歐洲可以處處是文化資產，他們似乎不用很花錢，因此當柯市長有錯誤認知，認為歐洲文資保存容易，台灣難有百年建築，也沒什麼好驚訝奇怪的，但是巴黎聖母院的大火正好揭開這種迷思。

即使巴黎聖母院承重牆、列柱、拱圈等是石造的，屋架等處仍是木造的，這些木構造跟台灣多數木造的古蹟一樣怕火、也會腐朽，尤其是此次倒塌的塔樓，內部多是木構造，所以在高溫延燒的大火中被燒毀倒塌。也就是說巴黎聖母院過去能屹立超過850年並非偶然，真正原因是有持續不斷的文資維護。維護是需要仔細考究與花費長時間，修復費用並不低，但是對現代巴黎人而言，投入這些維護經費所帶動的經濟效應該是物超所值。

另一方面儘管巴黎聖母院火災前的樣貌富麗堂皇，巴黎聖母院過去也曾經被人認為殘破，套一句台灣的流行用語大概是又破又爛、「又老又窮」。因為法國大革命期間，建築裝飾曾遭破壞，接下來的管理不當與欠缺維護，導致巴黎聖母院風霜殘破。

不過約略在法國大革命後的40年，雨果以巴黎聖母院為背景的文學創作小說《巴黎聖母院》出版發行，這本暢銷小說被譯成多種文字的譯本，促使人們不遠千里到巴黎瞻仰這座教堂。然而殘破的巴黎聖母院卻讓這群遠道而來的觀光客失望了，失去風華的聖母院讓巴黎人感到羞恥，因此巴黎市民請願、提案、示威要求儘快修復聖母院。由1844年起，耗時20多年的聖母院修復，給予巴黎聖母院風華再現的契機，其修復資金是靠政府撥款跟人民募捐而來，而那次修復建築師歐仁·維奧萊-勒-杜克（Eugène Viollet-le-Duc）重新詮釋了巴黎聖母院，許多元素是他在當時增加。這種歷代不斷地堆疊，其實也正告訴我們對於文化資產「原貌」的認知，所謂的「原貌」應該是包含各朝代的修整，「原貌」不是凍結在特定的時間點。就我們這時代而言，歐仁·維奧萊-勒-杜克設計留下的痕跡，當然也是巴黎聖母院的原貌一部份，但是19世紀的「原貌」是跟12世紀「原貌」略有不同。台灣近年對文資不指定、不登錄的理由還經常停留在已經改建，「原貌」已經被變動，例如桃園西廟即使保留清代遺構，也因為不是初建的「原貌」，被文資會認為建築體不應該用《文資法》保留。

筆者認為，文化資產的保存向來是決心問題，保存與修復方式可以被討論，例如位於德國的德勒斯登聖母教堂（Dresdner Frauenkirche）二戰時被盟軍炸的面目全非，德國人還是花了超過20年，把殘留的石塊一塊一塊拼了回來。

而法國這個國家，在巴黎聖母院火災後立即做了許多災後彌補工作，即使火災的原因是導向修繕工程過程中的人為疏失，本來不應該發生，但火災事後的處理，有一些是正面的。當然我們也不否認政客也開出了危險的政治承諾支票，但是若巴黎相關單位未來肯用心修復，相信20年後巴黎聖母院必定能風華再現。

而巴黎聖母院火災這個議題，不應只有文資領域該關心，文創科系、都市計畫領域、國土規劃……等各領域都該接觸，因為它之所以發光，有幾個因素：

ㄧ、巴黎聖母院建築物是文資重要地標，也是文化、繪畫、戲劇、音樂創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有文資保存才能發掘並且創造出有故事性的文創，而文創帶動的經濟利益又成為文資保存的動力，這是永續循環。

二、巴黎聖母院的被看見，並非單棟建築物被看見，百年來的約束不破壞週邊整體氛圍的美感，這種透過都市計畫的節制，反而爲塞納河週遭帶來了長遠的商機，而我們台灣的城市風貌失守，空有古蹟保存法令，卻連國定古蹟如龍山寺，背後都長出高樓。

三、法國注重自己的文化，擅長文化行銷，能完整呈現藝術、歷史，幾乎是全球通曉的文化輸出大國，所以當法國巴黎聖母院遭遇災難，全球捐款不斷，關注度也高。

讓我感到惋惜的是文化資訊傳播不對等，目前許多地方的文化資產也正在燃燒、毀滅，例如以色列軍隊正對著巴勒斯坦的清真寺進行轟炸，這議題欠缺全球高度關心。若我們真的認為只有一個地球，每個文化資產都是重要的，全球文化人不應是如此，坐視其他文化財毀滅。

而台灣的文化財往往來不及說故事，就毀於火災或挖土機中，萬劫不復。因此在哀嘆巴黎聖母院火災的當下，我們是不是應該回頭關心自己土地的文化資產？

 

在媒體大肆報導下，巴黎聖母院的一日文資新聞總流量，應該超過台灣所有文資議題ㄧ個月的總和。我們知道巴黎有個天主教聖母院被火燒，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位屬宜蘭礁溪、這個屬於台灣的天主堂？因為宜蘭文化局怠惰，礁溪天主堂未展延「暫定古蹟」，又欠缺與所有權人說明法令與補償措施，導致所有權方誤認財產被侵害而強拆，即使事後宜蘭文化局將被拆一半的礁溪天主堂列入「歷史建築」，但除了毀壞已經是事實，其登錄的範圍土地仍是較原先文資會討論版本限縮。屬於宜蘭特有的質樸美，台灣人能真的發現珍惜嗎？

還有文資保存不只是保護所謂「高、富、帥」、外觀好看的類型，有時候歷史價值的保留更加重要，例如與天主教在台灣傳播歷史相關，最早起源於1632年西班牙道明會來到淡水傳教興建的教堂。即使西班牙人在1642年被何蘭人驅逐離開台灣，1889年道明會再度重返淡水興化店。1906年，道明會林茂才神父購進現在的淡水教會厝地，教會由淡水興化店遷移到今淡水永吉里，建天主堂奉玫瑰聖母。這個淡水法蒂瑪天主堂也是全台灣第一個法蒂瑪朝聖地。這座教堂除了保留部分日本時代延續至今的漢人街屋，在1961年又興建了法蒂瑪聖堂大廳，面向淡水中山路。這是見證台灣天主教史、淡水交通史、聚落發展史、淡水地理的重要見證。

無奈這可以說明台灣最早天主教史的發源地，在新北市的文資審議中並沒有通過，委員反而主張都市更新建案融入設計即可，文資會變成了都發局會議。但文資會應討論文化資產價值，畢竟文資法高於都市計畫法。

試想我們留不住台灣最早的天主教史發源地，留不住淡水年代最久的天主堂建築，台灣未來怎麼有可能會有超過850年歷史的教堂呢？

 

因此在經歷巴黎聖母院火燒事件後，我們是否可以關心一下台灣的天主教文化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