築、設計與文化這三個詞彙可說是傍身日常。以長期浸淫日久，遂有近廟欺神之疑：似乎從未認真反思這幾個語詞，或者說，疏於端詳考掘。以為自己應該是知道的，但專業領域翻新速度遠遠勝於個人學習追趕的腳步，長此以往，自以為熟稔的老朋友，彷彿也換了個樣貌，讓人不禁對自己起了疑心，我，真的清楚這些概念訴說著什麼嗎？這幾個我以為不需要太追根究底的詞彙，真的可以如此輕易跟我好好天長地久廝守？
「文化」可能是這三組中涵括範疇最為廣袤的。人類生活中的一切軌跡都可以統合在「文化」中；「建築」為表徵或再現文化的物質展現。而「設計」則是有目的性的工具性過程，同時具有動詞與名詞的意涵，既為了要解決特定問題與需求，也是展現獨特價值的方案、計畫或成品。而在抽象層次上，設計也是轉化或象徵文化的某種途徑。
「文化」在中文的語境與「人文化成」有關，以別於人類和其他物種的差異所在，強調經由特定的教育、教化與文明的薰陶與養成，能夠形塑為穩定人類社會恆久安然運作的內在力量。這股內蘊力量表現在外，成為藝術美學的形象化物質表達，經由各種藝術作品來抒發這種無以言表的本質能量。
在西方歷史發展的脈絡中，藝術與文化通常也是緊密相連的──藝術所寓意的美學、品味與豐盈富庶，被視為文化的。
設計學研究者裘利業（Guy Julier）指出，設計的歷史面臨兩個方法論上的困境。一般我們所熟悉的，在書店裡美美彩色書頁裡，或者是暢銷的書本雜誌所討論關注的，乃是所謂「大眾設計歷史」。這類設計史的切入觀點，聚焦於個別設計者的產出，強調設計風格；這些引發大眾目光與喜愛的物品，從建築、家具設計，到物件與平面設計均得以大行其道，造成話題或銷量利潤，但卻往往忽略設計過程，及其可能對社會產生的衝擊。
另一方面，學界的設計史學家採用1990年代的物質文化研究取徑，則試著從另一條路徑，想解釋人們日常生活裡的各種物件的重要性。換言之，不同於大眾設計歷史的視角，採取物質文化觀點的史學家，不再沈溺耽美於這些物件的形式、風格、色彩與造型等等，而是關注於消費者／使用者如何看待或運用這些物件，以及可能對社會帶來的影響或改變（Guy Julier，鄭郁欣中譯，2009：v-vi）。
這樣的張力或許也可以解釋，何以「設計」產品雖具有高度物質性特徵，有其所對應要解決的課題。但在臺灣的社會情境中，往往多停留在對表面形式風格與視覺表現的討論，並以此來論斷設計存在的價值與市場競爭力。
「設計」同時是一個動詞也是名詞。從定義上來說，乃是為解決面對特定情境與條件時，所遭遇之問題，或達成某種目的之計劃、發明的活動，或完成特定成品產物的過程。像是完成一份計畫，或是製造出一個成品。而所謂的「設計文化」則可以理解為，所實踐出來（practiced）的品質，此意指是已經進行過的方式，可以從日常生活中經歷、感知、理解與執行。此外，由於要解決的問題或面對的條件是具高度在地性的，例如，於設計師所處的工作系統、知識與社會網絡狀態緊密連結，也與其面對的政治權力、經濟與論述系統結構高度相關（Guy Julier，鄭郁欣中譯，2009：5-6）。如此一來，解析特定社會情境條件中的設計文化，有助於解析特定社會中，設計生產的條件樣態。為此，裘利業提出五種有助於建構起經由設計文化來解析設計與社會關係的論證觀點，分別是：一、以設計文化作為一種過程。二、以設計文化做為具脈絡訊息的實踐。三、將設計文化作為一種組織的特徵。四、以設計文化作為一種能動性。五、設計文化作為一種普遍卻分化的價值（Guy Julier，鄭郁欣中譯，2009：6-8）。
這些不同的論證觀點與切面，共同指向將「設計文化」視為研究對象之際，實乃同時觸及了日常生活的物質與非物質面向。在其中，藉由形象、文化、形式與空間等元素相互構連，成為得以建構起設計文化的研究切點。這使得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課題變得日益重要──視覺轉化為資訊符號快速地傳遞流通，擷取、連結或扭曲、轉用，成為支撐設計文化產生作用的關鍵，並得以激發價值、信仰、行動、結構與關係，且足以反過來繼續構成新的設計文化。
隨著視覺資訊變得短暫而即時，文化所仰賴的基礎也逐漸提升。日常生活裡，「設計」作為一種自覺的特殊表徵，已日益隨處可見，拓展了視覺價值的立基範疇。如同裘利業引用拉許（Scott Lash）所言：「現在的文化是三維的，就像視覺或文字一樣是有形的，圍繞在我們身邊，以一種再現的形式居住並存活於分離的疆域裡，而不是在其中與我們偶然相遇。」（Lash，2002：149，轉引自Guy Julier，鄭郁欣中譯，2009：15）。拉許以「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為母題所提出的資訊批判，直言當前乃是「資訊即社會」的時代，資訊即權力。昔日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下社會權力關係，諸如對階級剝削的批判，早已將權力讓位給擁有資訊與溝通工具的群體。那麼，要對抗這樣的權力關係，也必然具備掌握資訊的能力：即時地、非線性的，能漫遊於資訊流動與網絡之間（Lash，2002）。
想像一下，在拉許所描繪及構築的，以資訊來相互建構、彼此理解的世界裡，資訊流動掌理了一切。文化與資訊或許成為同義詞？文化不再只是視覺文化傳達訊息的純粹再現或敘事之一，是個等著被定義與探討的客體；與此相反地，文化制訂、定型、傳輸、容納或是收回資訊。如此一來，設計不只是創造出可以被使用的視覺物件，也在此視覺化的物質世界中，結構出讓物件得以相遇的系統（Guy Julier，鄭郁欣中譯，2009：15）。
在資訊社會中，從設計、文化到資訊所勾連起的等號函式，如果代換為「建築」呢？
關華山教授新近出版專書《建築學是什麼》，提及王明蘅教授演講時，以四個面向來討論建築──分別為「圍閉空間」（enclosed space）、「社會單位」（societal unit）、「物質結構」（material structure）與「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 （關華山，2021：21-23）。這四個面向的確點出了「建築」同時具有抽象與實質的特徵，滿足日常生活實用需求，以及精神情緒感受的價值層面，是個人維繫生命所需，但也是社會集體理解與共識所在；建築本身由其圍塑之虛體空間來達成被寄寓的功能，仰賴技術理性的結構系統，確保建築本體的穩固，但空間表現於外的文化形式與美學符號，在象徵層次傳遞著人類社會的相互理解與溝通。
然而，前述設計學者裘利業所提醒的方法論困境，及二元對立的緊張關係，同樣存在於「建築」──我們有太多日常生活遭遇的需求與課題，必須透過「建築」這個物質性的存在來支撐、完成。然而，這個部分被關注的層面相對稀少，而被描繪或呈現得無趣，遠不及大師名作的各種爭奇鬥豔來得吸引目光，創造眼球經濟，累積文化資本。
文化基礎設施可能就是這樣的產物。一方面，必須藉此已完成各項被期許的文化資源／支援工作。諸如提供在地所需的藝文場館、表演空間，推動在地藝術教育，培養地方文化紮根，支援當地藝文團體，滿足市民日常休閒文化生活需要。這些看起來平凡而不足為奇的論述，在臺灣其實發展得也還沒有太長久的時間，建構得相對完整或許也還需要一點時間，軟硬體皆然。
然而，相較於需要綿長抗戰而持續鋪設的文化基礎設施的推展腳步，明星建築師創造的名牌建築，在臺灣的每日生活經驗裡，可能發展的速度還要更快些。或者，這兩者之間有著合流的機會？劍潭捷運站外的「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或許就是這樣的故事？只是，著迷與明星建築師的世界級名作，藉此滿足臺北市想躋身世界城市舞臺的慾望，我們忘了這些文化基礎設施的建構，乃是為了保有並傳承我們的文化，建築之餘，摧毀與遺忘同行。
在這中間貫串起來的線索一是時間／歷史，一是倫理。或者，還有根著地域的認同其間。
當我們如此宣稱「資訊即社會」或「資訊即文化」時，回到主體經驗感受來看，是否能夠如此輕易地接受／承受？其間的縫隙或皺摺，或是足以構成一點點噪音聲響的干擾，正是來自於主體身體記憶中的百轉千迴，難以驟爾抹除。
舉例而言，我們經常聽聞所謂「美與不美、見仁見智」；但很多時候，衝突乃是來自於既有的視覺經驗受到干擾或挑戰。置放於個人層次，看似歸因為個人化尺度的美學偏好，但拉升至集體記憶範疇之際，歷史性的沉澱積累，相當程度地支配了美感經驗而不易察知。當我們習慣於四平八穩，富麗堂皇的殿堂式博物館建築，遇見街角博物館的社區型尺度，挑戰了人們的理解與認知。而奇異形狀且自以為具美學論述獨佔性的美術館建築，企圖簡化為美感經驗的個體差異，忽略人們美感經驗中的倫理成分。倫理與歷史感受經常相互交織、彼此作用。前述舉例東施效顰的美術館引發熱議，除了挑戰一般人經驗中的美術館建築印象外，與周邊環境的不協調，更是臧否美感與否之先。
時空之間，前述拉許所描繪，三維的文化，立體地環繞於我們身邊。但這段生動鮮活的文字中，攸關主體經驗的歷史記憶、美學倫理與地域認同，均靜靜地被擱置著。
正是由於建築、設計與文化彼此之間的糾纏難解；也正是因爲時空之間，牽動社會變遷、經濟條件、歷史脈絡與文化條件，建築生產與設計文化也隨之變異著。而從「資訊即社會」到「資訊即文化」，卻很難解釋，何以建築、設計與文化之間，難以順暢無縫接軌，總是充滿各種斷裂、隙縫與皺摺。尋覓與理解這些斷裂、隙縫與皺褶所在，大概就是組織這本書的內在企圖吧。
在本書中，為研究者近年來在建築、設計與文化領域的研究與寫作。最初以中華商場啟章，在於該建築承載了臺灣在戰後現代化過程中，追求在城市景觀與建築表徵上的現代性之夢。然而，這個當初為了解決龐大社會移民的住宅需求困局，採用了當時最為「先進」的現代建築風格，在機能上結合居住與商場，帶給臺北市民愉快的現代化夢想國度，累積了無以數計的市民記憶。但其消亡同樣來自另一股現代化論述──現代化的都市應該要有捷運、應該要有林蔭大道、不應該讓火車在地面上跑。鐵路地下化、捷運開挖、打造中華路林蔭大道，這些現代化的都市景觀工程，容不下市民集體記憶中的昔日之夢，而最終夢碎，只能在吳明益的小說和同名電視劇中，引發集體鄉愁發酵後的夢囈多語，而醒覺於我們終究不是「我們」？
承接著中華路在城市景觀中，以線性街道架構起來我們的城市意象、記憶與情感。另一條城市軸線──中山北路，於近年來被置換為捷運北淡線後，赤峰街擔負著從大稻埕串接到捷運中山站的另一段中介。
捷運中山站與雙連站之間的赤峰街街區，構成近年來受文青青睞的文創聚落。曾經是黑手油氣產業聚集之處，在媒體上被解讀為汽車銷贓之所，卻由此反差萌般地，轉身販賣這些過往的階級差異編織的鄉愁，以文化引導都市再生的樣板規格，成為臺北市政府觀光文創與文資保存三位一體的政策櫥窗。
再往北邊走一點，我們在圓山與劍潭之間，循著城市再生的思考，這回連結上的是全球化情境下，企業城市（enterprise city）的發展企圖，與明星建築師的亞洲馳騁野心。回到劍潭與基隆河前世的探索中，從地域和歷史記憶出發，建構起一點點重新閱讀名牌建築的建築詮釋。
但故事還沒有說完，似乎沒有人認真地探問過，王明蘅教授所提出的建築四面向中，圍閉空間、社會單位、物質結構與文化形式這幾項，要如何有機地整合起來？在此的提問是，一座明星建築要如何轉身變為一座演藝廳呢？研究者試著挪用行動者網絡研究理論，將建築視為其中的重要行動者之一，為網絡作用中的要角，構成整個行動網絡的「強制通行點」。透過訪談方式收集資料，既企圖檢視官方文化治理思維的轉譯過程，回應臺灣盛行的蚊子館論述，更意圖找到解析「建築」的新取徑。
從臺北再往南一點。臺中的審計新村，以長期推動創意市集，被詮釋為官方閒置宿舍群轉型的正面案例。既具有文化政策豐碩治理成果的高度正當性，對財產管理部門言，更是委外經營的成功樣板。昔日穩定安居的眷舍，精省閒置廢棄後，儼然只是國家登錄在案的有形資產，得以改頭換面，關鍵力量即來自於研究者所關切的，設計推展過程中的諸多縫隙斷裂，誘發都市空間重新縫合的動能。創意工作者的群聚及其構成的創意聚落，帶動區域活化，具體回應了設計文化不僅是一個過程，更具高度能動性的價值。
繼續往南到了北回歸線，阿里山鄒族達邦部落。這裡有著日本時代最初建立的國民學校體制。「開山撫番」「教育開化」的殖民意圖下，達邦國小迄今超過百年的歷史。無庸置疑地，學校是傳承歷史與文化的基地，但也可能成為殖民剝除族群集體記憶的所在。那麼，如此一來，擔負著孩童學習族群文化的學校，應該長成什麼樣子？「設計」如何作為一種傳遞文化與歷史重量的媒介？建築生產要如何滿足這個社會單位，並且傳遞出具鄒族族群主體意識的文化形式？
本書的每一個章，看似獨立成篇，但共同貫串的，來自於對文化深層的關注與提問。透過設計與建築的中介，挪用設計文化與建築理論相關連的各種理論視角，並非意圖建立任何系統性地、有所框架的理論觀點；而是與此相反地，意圖更細微地檢視前述這些概念的多元樣貌，以及選煉其彼此連接之間，必然出現的斷裂、轉折、雜音、縫隙或皺褶，端詳審視權力運作過程，可能出現的各種軌跡，以設計作為一種文化抵抗的策略和反抗基地。當然，負隅頑抗前，高解析度地辨明對手應是提出對戰策略的第一步。
參考文獻
關華山（2021）。建築學是什麼，臺中：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Julier, Guy，鄭郁欣中譯（2009）設計的文化，臺北：韋伯文化。
Lash, Scott（2002）,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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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
五個建築場域，五段文化歷程，以設計作為一種文化抵抗的策略和反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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