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卡索畫作《哭泣的女人》象徵的痛苦：藝術讓我們安全地「探索悲傷」

《憤怒的大日子：莫內、芙烈達、歐姬芙、巴斯奇亞……從壞情緒轉生出的藝術創作》

視覺藝術能夠帶給我們的幫助不勝枚舉，尤其是幫助人們在安全的環境中探索悲傷的感受，無論是對藝術作品中的某些元素具有共鳴或同理，從中發現新事物，或在藝術中「失去」自己，並在藝術中得到精神上的啟發或近乎出神的體驗。

戰勝悲傷

1513 年，義大利人文主義者及建築師喬瓦尼．喬康多（Fra Giovanni Giocondo，約1433-1515）在一封信中寫道，「世界的幽闇只不過是片陰影，在陰影背後，快樂就在我們觸手可及的地方。我們能夠看到黑暗中閃耀的光芒和璀璨絢麗，只要睜開雙眼，就能看到。」基督教藝術往往是為了達到和觀者溝通的目的，並在人們有需要時協助他們度過生命中某些艱難的時刻。天主教藝術則尤其著力於探索悲傷的主題，以表現《玫瑰經》中的「痛苦五端」，並幫助觀眾在有節奏的祈禱中專注於自身以外的困境。即便到了現在，我們生活在更為世俗的年代，這些想法還是相當有幫助。

在《藝術的慰藉》（Art as Therapy，2013）一書中，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1969-）和約翰．阿姆斯壯（John Armstrong，1966-）兩位共同作者表示，藝術得以「教會我們承受痛苦時更上手」。

巴布羅．畢卡索

「我熱愛（藝術），因為埋藏於其中的希望、我在其中獲得的回憶，還有一觸即發的溫柔情感。」

▍前衛藝術的領航員

巴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是二十世紀最知名的藝術家之一，除了畫家身分，他也是製圖員、雕塑家和陶瓷家。他是典型的天才兒童，在西班牙長大，很早就展現在繪畫的天分，十四歲就被巴塞隆納工業與美術學校錄取，表現也超越了所有的高年級學生。在漫長的藝術生涯，畢卡索以獨特的原創性、多面性和豐沛的創作能量，留下澈底改寫藝術史發展的兩萬多件作品，積累了其他藝術家難以望其項背的文化遺產。畢卡索曾嘗試使用各種媒材，和幾位藝術家共同推動了立體主義運動，並將拼貼技法應用在藝術創作上。他在1900 年移居巴黎之後，成為公認的前衛藝術領導者，且每隔一段時間就以全新的風格示人。後人將他的創作風格分類，其中包含藍色時期、玫瑰色時期和非洲時期。

▍象徵的痛苦

《哭泣的女人》（Weeping Woman，1937）這幅畫是為回應納粹在西班牙內戰（1936-1939）期間空襲轟炸了巴斯克（Basque）的格爾尼卡鎮（Guernica），也傳達了一種痛苦的形象。模特兒是畢卡索當時的情婦朵拉．馬爾（Dora Maar），而畫面則讓人想起天主教中為死去兒子哭泣的痛苦聖母（Mater Dolorosa）形象（見第127 頁）。大膽的色彩和線條創造了多重稜角的塊面和形狀，也描繪了不同角度的臉龐。她對將至的悲劇毫無準備，頭戴著招搖歡快帽子，則更顯淒涼。她的手帕似乎結成了冰或玻璃，象徵她的痛苦心碎，仔細一看，瞳孔也反射出盤旋空中的敵方戰機。

《哭泣的女人》，1937年，油彩、畫布，61×50公分，英國倫敦泰德現代美術館（圖片取自《憤怒的大日子》內頁）

▍希望

畢卡索利用他早期的分析立體主義風格，用稜角分明的鋸齒狀碎片繪製了這件作品，畫幅體現了戰爭期間無辜平民的悲傷，也顯示了這位女士所面對的痛苦之強度。不過，這也有可能是幅自畫像，表現了畢卡索得知家園因內戰而摧毀的苦惱。（他曾發誓在佛朗哥將軍掌權時，絕不返回西班牙。）無論如何，他都迫使觀者體驗畫中女士不加矯飾的情感，並對我們尚能分享我們的情緒而心懷感激。擁有這幅畫的畢卡索友人兼傳記作者羅蘭．彭羅斯（Roland Penrose，1900-1984）認為，這幅畫作代表了希望，也擁有撫慰人心的力量。畫面上的光線讓這位女人的右耳變成一隻啜飲她淚滴的小鳥，而帽子上的花朵，則是新生命的象徵。

本篇未完，如欲閱讀完整段落請參閱《憤怒的大日子：莫內、芙烈達、歐姬芙、巴斯奇亞……從壞情緒轉生出的藝術創作》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