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位於歐洲的八個藝術或學術機構，共同結盟拿到了歐盟創意歐洲（Creative Europe）的大型補助，將策劃一個從2019至2022長達四年的「藝術與科學」（Art & Science）駐村計畫「Studiotopia」。這八個文化機構與組織分別是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BOZAR Center for Fine Arts和Gluon Platform for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奧地利林茲的Ars Electronica、羅馬尼亞克盧日的Cluj Cultural Centre、波蘭的格但斯克的Łaźnia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希臘雅典的Onassis Cultural Centre、荷蘭阿姆斯特丹的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以及西班牙希紅的Laboral Art and Industrial Creation。這八個機構將共同邀請13位國際藝術家，並媒合他們與13個歐洲的科學家及其所屬科學機構共同合作。
Studiotopia為歐盟「創意歐洲」所補助支持的大型「藝術與科學」駐村計畫。（© Studiotopia）
Studiotopia的主要策畫人之一Christophe De Jaeger（BOZAR LAB負責人和Gluon創辦人）表示，他們在籌劃Studiotopia的過程中，研究了許多歐美類似的駐村計畫，發現大多數都是讓藝術家前往科學機構，參觀與嘗試理解科學家的研究，從中得到靈感，並共創出作品。他認為在這樣子的結構中，藝術家與科學家並不是位於全然對等的狀態。負責舉辦這些駐村計畫的文化機構，通常是事先挑好要合作的科學機構，另外公開徵選想要進駐的藝術家，科學家則時常會成為篩選的評審委員之一。Christophe De Jaeger認為在Studiotopia中，他們試圖打破這種較為偏向科學家的「藝術與科學」合作模式，希望可以實驗出一種新的形式，讓藝術家與科學家的合作有更多可能。
舉例來說，主辦單位先挑選了13位國際藝術家，這些藝術家的過往計畫大多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有不同程度的關聯，作品多關注環境、人類世等等議題。接著，他們舉辦對科學家的公開徵選，廣邀報名，並邀請科學家在駐村過程中，前往藝術家的工作室參訪。除此之外，主辦單位更安排這13位藝術家對報名者進行面試，由藝術家排序出有興趣的，最後決定自己想與哪一位科學家合作。由於本人也受邀成為13位藝術家的其中一員，因此在評選過程中，我看了將近60份履歷，跟多位科學家進行遠端連線的面試，最後篩選出了我有興趣的成為合作對象。這個經驗和過往我所有與科學家合作創作的經驗大相逕庭，以前往往我（作為一個藝術家）才是要被審閱履歷的角色。相較於其他的駐村項目，Studiotopia某種程度的確建立了一個非常獨特的協作模式，在前期的媒合過程中，藝術家的主體性大幅提高。
我與另一位法國藝術家Sandra Lorenzi，受邀參與由BOZAR策劃的影片拍攝活動。照片為VIB根特大學的生物學家Sofie Goormachtig，正在介紹她關於黃豆與其共生菌的研究，背景是種植黃豆的園區。（顧廣毅提供）
此外，在媒合之後，主辦單位告知科學家需要前往藝術家的工作室參訪，藝術家也需要去到科學家的實驗室進行調查與研究。也就是說，在這個協作過程中，藝術家與科學家透過互相進駐對方的工作場域，突破自己的舒適圈，嘗試獲取靈感並逐步建立合作默契。這樣互相探訪的過程將持續近一年半，主辦方希冀透過這樣子長時間的彼此磨合，緩慢且穩健地讓藝術家與科學家互相交融，重組出的新的知識生產形式，並且期待這個新的可能可以同時回應藝術領域與科學領域。進駐期間，主辦單位也設計各種活動，讓藝術家與科學家對外向一般大眾分享合作的心得，以及安排科學顧問，幫助解決雙方協作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問題。
除了Studiotopia之外，我過去待在歐洲的這幾年也參與了許多「藝術與科學」的計畫。根據我的經驗，我發現藝術家與科學家的合作方法是沒有辦法被公式化的，時常因為本身的差異性與獨特性，產生千變萬化的模式組合。像是如果這個藝術家曾經受過科學訓練、拿過科學學位，那麼過程中，由於不會受到科學專有名詞的阻礙，往往更能深入探究一些新興科技內部更複雜的科學理論與爭議；完全沒有科學背景的藝術家，雖然無法透過科學家的研究論文探勘更艱澀的科學理論，但是往往能夠因自身對一些基本的科學知識完全不了解，而提出框架之外的問題，或是不符合常理的要求，進而有相當機會打破科學家的舒適圈，迫使其因為這層不夠理解，開創出意想不到的創意與奇想。
法國藝術家Sandra Lorenzi為純藝術背景出身，正在與VIB根特大學的生物學家討論其研究的哲學問題，背景是根特大學的實驗室。（顧廣毅提供）
不只藝術家有差異性，科學家本身也常常因為研究主題的不同，而會產生截然不同的觀點與思考模式。例如在理學院中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科學家，如理論物理學家、生物學家或是化學家，通常是利用科學研究工具，嘗試理解自然萬物背後運作的道理，像是探索宇宙的起源、動物的行為等等。這些科學研究往往沒有直接的應用模式，也較無法商業化；相反地，從事應用科學如醫學研究、電腦科學、資訊工程等等的科學家，往往對如何將科學知識與理論應用於人類社會之中有更多的關注，像是治療疾病等等。也因此，當藝術家與這些科學家合作的時候，可能會因為這些研究走向的差異，而影響了共同合作的計畫發展走向。
另外，關於這種跨領域計畫的資源取得．也是一個有趣的議題。由於牽涉到與科學家的共同合作，需要使用實驗室中的軟硬體資源，因此除了藝術機構提出的文化補助之外，往往也需要搭配科學機構方的資源提供。例如在Studiotopia計畫中，比利時的文化機構BOZAR跟Gluon就試圖與比利時法蘭德斯生物科技機構VIB（Vlaams Instituut voor Biotechnologie／Flanders Institute for Biotechnology）建立合作模式。倘若他們所負責的藝術家成功與VIB的科學家媒合，VIB除了提供科學家實驗室的資源之外，更將投入相對應的經費。VIB作為一個科學機構，願意投資藝術計畫是非常具有指標性的，其背後贊助Studiotopia的資金來源「Grand Challenge Program」則是支撐這種合作的關鍵一環．因此了解該計畫的背後中心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牽涉到為什麼科學單位願意提供資源，與藝術家和藝術機構合作。
我去拜訪了VIB內其中一所大學——天主教魯汶大學——的癌症生物學中心，並與該中心主任科學家Chris Marine開會，照片為其實驗室設備一景。（顧廣毅提供）
「Grand Challenge Program」背後有幾個非常有趣的核心概念。首先，這個計畫認為大部分VIB的科學家只專注於自己的研究領域，通常非常窄化，並且多是理論層級的研究，離實際可以直接應用於當代社會還有一大段距離。而我們現存的社會正面對許多艱困且重大的難題，需要科學領域更快速地應對與提出解法。因此該計畫的宗旨就是希望科學家提案，將研究領域轉換成可以被及時運用的方法，實際解決當前人類在面對環境與社會的快速變遷時，所延伸出的各種問題。所以科學家可以暫時跳出原本自己日常研究工作的既定僵化流程，主動提出一個更有能動性、更具彈性且與社會問題有強大關聯的計畫。除此之外，VIB是由多所大學共同組成的機構，包含了根特大學（Ghent University）、天主教魯汶大學（KU Leuven）、安特衛普大學（University of Antwerp）、布魯塞爾自由大學（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 以及哈瑟爾特大學（Hasselt University）。因此「Grand Challenge Program」中的很多計畫，都是跨越多所大學的實驗室的共同提案，打破了各自的框架，讓生醫科技中不同子領域的科學家有機會互相合作。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他們認為與藝術家的合作有助於將科學家的研究成果，透過藝術的各種轉化與合作，與當代社會的各個面向連結，甚至更有能力與一般大眾溝通複雜的科學理論，或是提出原本科學家想不到的新想法。「Grand Challenge Program」背後的信念，某種程度就清楚地說明了，為何一個科學單位願意投資「藝術與科學」的跨領域計畫。
天主教魯汶大學癌症生物學中心內的科學家做實驗的過程。（顧廣毅提供）
在粗略觀察完Studiotopia這個歐盟的計畫之後，反觀東亞的現狀，似乎並沒有與之類似的大型跨國「藝術與科學」媒合計畫。甚至回望臺灣，雖然產官學多有科技藝術、新媒體藝術、數位藝術的發展脈絡，亦有相關的比賽、補助、展覽、教學，但是若仔細與歐美相關領域進行對照，我們可以發現，臺灣目前並沒有任何機構在處理如何媒合藝術家與自然科學領域的科學家（像是物理學家、生物學家、數學家等等）。當然有些藝術家會主動以個人的名義，與科學家或是科學機構提出合作的邀約，但是缺乏文化機構作為其背後的支持，能夠合作的尺度以及資源的充裕程度，可以說跟歐美相關計畫有著極大的落差。
當然許多人會提問，為什麼西方世界有「藝術與科學」領域的媒合系統，臺灣就要跟進？這是否會落入無脈絡地追隨西方世界的陷阱與窠臼之中？這裡我想提出我自己的觀點：科學研究雖然象徵理性與客觀，但是往往很多時候會因為歷史文化跟地理位置的不同，而產生出文化差異性。比如臺灣是全球B型肝炎高感染的區域，因此其相關研究也較其他區域多。或是另一個例子，皮膚癌在不同區域中，因為人種膚色以及防曬文化的差異，也會有得病比例的不同，許多以白人為主要人口的國家，得病比例較高且相關研究也更為豐富。而當藝術家與不同區域的科學家進行合作的時候，也會因此產生不同的歧異性，豐富「藝術與科學」領域的多樣性。這代表若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區域，都可以妥善地建立自己的「藝術與科學」的媒合系統，背後所隱含的新興知識生產形式也將多元化地發展。倘若該領永遠只有單一種族、國家、文化在進行相關的研究與創作，那麼這個領域並沒有辦法往下一個階段邁進，更喪失了其核心的價值。
我受邀參與由BOZAR與Ars Electronica共同策劃的演講活動「AE Garden Brussels – Genetic Biotech through the eyes of artist」，受邀參與者有我與法國藝術家Sandra Lorenzi以及VIB的兩位科學家，主持人為BOZAR LAB負責人Christophe De Jaeger。（顧廣毅提供）
在文末，我想以我目前觀察到臺灣在「藝術與科學」發展的現況，以及我認為可以努力的方向作結，希望可以作為一種拋磚引玉。首先，臺灣目前的藝文機構若有心想往此方向發展，我覺得需要投注資源在培養一組研究團隊（包含策展人、研究員、製作人等等），長期地仔細爬梳臺灣科學研究發展的脈絡，並從中找尋與藝術家合作的可能的切入點。當然臺灣藝文機構的職員大多都是文科背景，較沒有能力直接閱讀科學論文，但我覺得可以先從閱讀與整理科技與社會、科學史、科學哲學等等領域的文獻開始。當對臺灣科學發展有一定了解之後，將有助於建立藝術家與科學家媒合的平台；第二點，臺灣藝文機構並沒有與科學家相對應的人脈網絡，因此要如何找到可以合作的科學家將成為一大挑戰。我認為首先必須先有對臺灣科學發展一定程度的認識，在有了基礎的知識之後，可以嘗試聯繫科學教育館、科學博物館等等科學教育與科學傳播的機構，透過與他們的展覽組聯繫，間接知道哪些科學家對於跨域合作較有興趣，橋接相關的人脈網絡。
第三點，就算成功地連接藝術家與科學家，若沒有足夠的資源，仍然無法推動相關領域的合作。因此除了文化機構本身可以動用的資源之外，我覺得要以VIB的「Grand Challenge Program」等等其他願意與藝術家合作的歐美科學單位為例子，嘗試說服臺灣科學單位，增進其與藝術家合作的意願。只要藝術與科學雙方都願意投入等比例的資源與經費，科學家才能有足夠的人力與心力，在原本就繁忙的研究工作中，抽出時間與藝術家合作。以上幾點是我最近的一點觀察與建言，但當然藝術家與科學家的媒合系統，絕對不只需要面對這幾點挑戰。歐美容易促成這樣子的跨領域合作，也是因為近年各種成功的案例的堆疊，並非一蹴可幾。希望東亞地區可以逐漸建立相對應的媒合系統，成為一起面對全球各種困難的世界公民。
顧廣毅( 12篇 )生於臺灣臺北；目前居住於荷蘭與臺灣從事創作工作。碩士畢業於荷蘭恩荷芬設計學院（Design Academy Eindhoven）社會設計研究所（MA, Social Design）、國立陽明大學臨床牙醫學研究所、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研究所，大學畢業於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具有牙醫師、生物藝術家以及社會設計師等多重身分。他試圖拓展藝術、設計與科學結合的可能性，作品主要專注於臨床醫學、人類身體、人與其他物種的關係以及性別議題，嘗試藉由藝術實踐與設計方法去探索科學領域中的倫理問題，並藉此思考科技、人類個體和環境之間的關係。其作品曾獲多個國內外奬項，例如：臺北數位藝術獎首獎、美國Core77 Design Awards的Speculative Design Award、荷蘭恩荷芬設計學院Gijs Bakker Award首獎、荷蘭未來食物設計大獎 Future Food Design Award前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