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藝術】社會性運動之下，結構性轉型與變革的可能　他山之石：SHIFT計畫報告及有關行動者及文化網絡的啟示

「重要的是要牢記，性別暴力的根源通常與父權主義、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背後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這些普遍存在的歧視和暴力形式是緊密交織的，那些尋求有效而廣泛的解決方案的人需要理解並解決這一點。個人的證詞不應該被看作是特殊的、單一的故事，而應該被視為許多社會中都存在的、更大的、歷史性動力的症狀。」（註1）

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網際網路及社群媒體的普及讓全球化進入新的階段，大範圍內的社會性運動也更為快速和廣泛地影響不同文化中從個人、社群到社會的觀念與行為。藝術文化領域同樣接收到來自不同社會性運動的直接影響，它們會如何引動產業環境可能的變化，又會帶來哪些可能的變革契機？

全稱為「共享培訓倡議計畫」（Shared Initiatives for Training）的SHIFT研究計畫（註2）以歐盟「Eramus+計畫」為戰略夥伴，由來自歐盟不同國家的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公立組織和民間團體為主要倡議者和參與者，在聯合國提出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選擇性別平權、減少不平等、氣候行動這三項作為探討結構性變革的起點，並強調這些可持續發展目標之間存在的明顯關聯。這一多層次計畫將調研主題分為文化領導力（cultural leadership）、環境可持續性（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性別和權力關係（gender and power-relations）及包容性（inclusion）這四大類。

其中，最可呼應近期社會運動之於藝文環境與產業影響、也與當下台灣關聯性最強的，則是「性別與權力關係」。本文即以這一子計畫名為「藝術領域中的#MeToo，從指控到結構性變革」（Gender and Power Relations: #MeToo in the Arts: From call-outs to structural change）的研究報告為主要分享與探討文本，該報告基於2021年6月至9月的四個月內收集的各種資源（p.2）（註3），另有當年10月6日聚集57名參與者來討論研究要點的一次線上會議，以及10月22日在法國里昂IETM（註4）全會期間舉行的一次實體會議所產生的材料。值得一提的是，這一調研計畫除了奠基於歐洲跨文化範圍內的實際調研之外，其顯著意義，還體現在系統性（整體性思考組織變革的方法）和實用性（透過詳細案例和與歐洲各地藝術工作者的實際討論、進而提出具體的建議）兩方面，這也是整個性別平權運動進入新階段的標誌。因而在本文的整理中，將主要突出這兩方面在台灣社會背景之下可借鑒之處，而對於報告附件中的若干案例研究則暫略，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案例研究不具重要性，如同報告所指出的，值得從中識別出「變革的故事」（stories of change）。

SHIFT報告開篇便強調幾個需要首先辨識和闡明的重要術語，其中之一為「濫用權力」（abuse of power），使用的是比利時藝術家、活動家Ilse Ghekiere所提出的釋義：「濫用權力是職業背景下的一種系統性不當行為，對履行專業職責帶來了負面影響。濫用權力也可能意味著一個人利用自己擁有的權力謀取個人利益。」（p.8）重要術語之二為「藝術工作者」（art workers），報告也強調使用這一術語的目的，是為了提高文化生產過程中所需的多種專業勞動的能見度。

SHIFT調研計畫的幾個主要觀察要點

針對性別暴力及與之關聯的權力結構，SHIFT報告中提出調研的數個觀察要點（pp.11-17）。

首先，歐洲範圍內發生的#MeToo運動不具同質性（p.12），受各國社會文化、政治等各種因素影響，在時間進程、輿論反應等方面有所差異。其次，變革過程往往複雜且需要大量資源（p.13），包括調查、改變組織文化、指定新政策與策略並落實等皆需大量時間，包括精準的定義、清晰的陳述所需的細緻工作；也強調評估索賠等流程需要外部支持，尤其是具心理學、法律、人力資源等方面專業知識。而在這些調查結果和知識整合基礎上開發出的對抗騷擾和權力濫用的工具（如行為守則、申訴管道、培訓等），只有為（無論規模大小的）組織社群內大多數人所理解並將其付諸實踐之時，才能發揮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據SHIFT報告披露，普遍發現不同案例的調查都擴及組織結構、職場文化、機構政策等內部調查。而報告中也強調，許多受訪者和機構都提及，產生變革的過程與其結果（通常為新規則的制定）具同等重要性，這意味著事件引發的種種討論和反思，在推動社會轉型中反而更具深層影響。如同冰島總理雅各斯多提爾（Katrín Jakobsdóttir）2019年於雷克雅未克國際#MeToo會議時曾指出的那樣：「我們的文化中，埋藏著許多過去從未被談論過的負面事實。」指認出「房間裡的大象」，本身便意義非凡。

其三，不穩定的工作條件成為騷擾與虐待的滋生土壤（p.14）。無論是視覺藝術、還是（在SHIFT報告調研範圍中佔據大多數的）表演藝術領域，在勞動、財務、社會、政治、法律保護等狀況中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會削弱個人對於變革的影響力」。一方面，對失業或是職涯未來的擔憂，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在面對權力濫用時的反應，這顯然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現象。SHIFT報告引述英國表演藝術工作者工會Equity的平等與教育專員Ian Manborde博士所言：「除非解決缺乏最低限度財政支持的問題，否則我們將無法解決文化行業整體上的（權力）濫用問題。」而另一方面，藝術領域的工作與生產環節無所不在，但這些「更為世俗的面向」卻在藝術教育和工作環境的公開討論中隱於幕後，加上不同文化中不同程度的父權觀念，這導致年輕人更容易因無知和缺乏經驗而成為權力濫用的受害者。

第四，當我們愈來愈理解是什麼造成了暴力和不平等，對於藝術也有了不同的看法（p.15）。首先是對於何為騷擾、何為越軌行為的認識；二則是在不同的藝術場域中，「改變的不僅是性別暴力的定義，還有藝術的定義，以及『以藝術之名』所允許的內容」。為此身負責任的包括策展人、藝評人、研究者、藝術教育者、節目策劃人、製作人等等，因為是他們在整個藝文生態中扮演著評估藝術價值、決定藝術創作能見度、影響藝術實踐的感知方式、決定選擇何種角度來詮釋藝術實踐、甚至於樹立何種藝術典範，這樣的重要角色。

第五，領導人物的支持，對於結構性變革有著關鍵性作用（p.16）。SHIFT報告提示人們對於#MeToo運動作為一場自下而上的草根運動的認知，也從另一角度指出領導層的積極支持，是結構性變革是否能最終落實的重要因素。值得留意的是，該報告也對一些「具高度責任感的組織領導者」可能面臨的社會孤立投以關注，「領導者本身需要獲得支持，才能繼續成為組織內結構變革的有效推動者」，並就此倡議某種足以加強連結、提供互助建議的「文化網絡」。

第六，社群媒體發揮著重要作用的同時，也具有模糊性和矛盾性（p.17）。SHIFT報告提及在一系列訪談中，社群媒體角色的模糊性被反覆強調，簡短而易於理解的資訊易於透過社群媒體傳播，演算法也會刺激憤怒、製造分裂，這便與前述第二條要點中「調查過程需要大量時間」有所矛盾，報告也引述一位受訪者的話：「在社群媒體上對人處以私刑，並不應被視為可持續的解決方案。」與此同時該報告也指出，一方面社群媒體和傳統媒體一樣，都促成當代社會公共辯論平台的設立；而另一方面，結構性變革所需的長期持續性工作大都在媒體聚光燈之外的地方進行，也難以快速產生可引發大量關注的結果。從中不難理解到，社群媒體在當代社會公共議題上扮演的角色不應被過度誇大，推動結構性變革，也不應僅止於此。

SHIFT計畫對歐洲文化網絡的若干建議

基於上述幾點關鍵發現，SHIFT計畫將報告的另一重心置於「對歐洲文化網絡的若干建議」（pp.18-26），則從觀念性思考跨入實際操作面。報告中提及的「歐洲文化網絡」（European Cultural Networks），其歷史背景至少可回溯至1990年代，尤其是1997年歐洲文化網絡論壇（Forum of European Cultural Networks）曾發表〈歐洲文化網絡宣言〉（Manifesto of the European Cultural Networks）。歐盟透過其文化政策「推動成員國間藝術文化工作者與文化資訊的流動、對話、長期互動、合作，以及聯繫網絡機制建構和歐洲社會和諧發展。其目的在藉由歐洲的多層次（地方、都市、區域、國家、歐盟）文化治理機構間 的互動，公、私部門的協力，將更多的文化參與者（利害關係者）內入歐洲文化治理的共同網絡」。（註5）這就與SHIFT計畫本身旨在為推動歐洲範圍內的對話作出貢獻相呼應。

SHIFT在報告的這一部分強調，他們所提出的這些建議旨在追求藝術領域的大規模結構性變革，並在實踐中可行（無論組織的規模和範圍如何）。與此同時，每一則建議都進一步包含可被用作進一步集體對話之起點的具體「討論點」，通常是一串可自行設問和檢視的問題，可用於開展或是深化變革的進程，但也保留其開放空間。最後也強調這一報告主要針對歐洲文化網絡（European cultural networks），但也可能為其他類型的藝術組織工作帶來啟發。（p.19）

這些建議包括：投入時間和資源，制定精確的術語定義並建立共識（p.20）；為藝術領域內的領導者們（如機構負責人）制定全行業標準，讓他們接受正規培訓、甚至將這部分意識納入組織人員招聘流程，推動創造安全的專業環境（p.21）；了解不穩定的工作條件如何會增加易受潛在權力濫用的影響，並採取行動去改善工作環境（p.22）；在所在領域內，優先將性別平等和多樣性納入長期結構性工作中必須檢視的一環，改變「可有可無」的不重視態度（p.23）；為組織內人員培訓、聘請相關專家闢出預算（p.24）；最後則是基於歐洲狀況而言，提出需要歐洲文化網絡的支持來促進跨國層面的結構變革（pp.25-26）。最後這一點包含有資訊共享、會議與培訓等活動便利、倡議宣傳等方面的跨組織合作，也針對社會性運動本身逐漸失去大眾媒體的關注後、該如何繼續促進討論的持續而提出了思考——這便具有超出歐洲範疇的普遍意義。

初步的啟示：結構性變革中的行動者與文化網絡

如前述，SHIFT計畫具有許多基於歐洲社會和文化範疇的特殊性，但在許多層面上都可謂提供了具普遍意義的觀念性框架和一套可執行的方法。對於台灣這樣歐洲以外的其他社會環境而言，若要在性別及文化平權方面推動進一步的結構性變革，本文認為初步來看，至少有如下兩個方面的觀念值得思考借鑒。

其一，對應SHIFT研究報告中所針對的「歐洲文化網絡」之下不同國家的公、私文化組織，我們可思考的是在特定範圍內的不同「行動者」角色。行動者可以是個人、社群、機構等藝文生態中不同環節間的角色，而包括性別平權在內的社會運動的另一層深遠意義，便與行動者的深層覺醒有關。這其中，藝文機構本身有能力作為美學與政治的行動者，並成為對結構性變革作出較大影響。例如，面對日益複雜的道德困境、不斷變化的當代社會與文化景觀，可支配不同資源的博物館和美術館能夠、也有責任，透過思考和實踐如何以展覽組織和推廣活動，來增進公眾對於世界和社會的理解，激發公共性的討論，這其中可以包含具有不同層度鮮明甚至激進態度的策展和論述方式。

其二則是「文化網絡」與「文化領導力」（cultural leadership）的觀念和行動架構。這樣的網絡也有助於突破單一行動者自身視野與能力的局限，有助於理解這個世界的複雜性，也更容易認識到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不同困境之間具備的關聯性。廣義而言，這些困境的根源都包含不同形式的權力關係，即便是氣候危機，也在全球眾多思想者、行動者的持續工作下逐漸讓人理解到，也是因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加諸自然界和整個生態系的資源與權力濫用所致。同時，這也需要整個社會中對於共享、結盟、互助、資源整合等有更普遍的認可和共識，需要更為多元的資源來源，避免不同行動者之間反而形成以競爭和相對封閉為主的關係，讓既有權力結構更為牢不可破。

此外，「文化領導」的概念包含了文化管理（cultural management），但後者卻並不必然具備文化領導力。「文化領導」所強調的額外意涵還包括主導組織視野的責任、承擔風險、掌握形勢變化等等。（註6）這是一個並不容易馬上理解和找到既有範例的觀念，其本身便超越了傳統權力結構中的階層機制，在不同社會現實中，同樣需要透過相當一段時間的實踐和摸索，去尋找適宜的工作模式。對於這樣的一些「文化領導者」而言，文化網絡的支持同樣不可或缺。

註1 SHIFT, Gender and Power Relations: #MeToo in the Arts: From call-outs to structural change, p.8。http://shift-culture.eu/wp-content/uploads/2022/01/SHIFT_Publication_Gender-and-Power-Relations.pdf （檢索日期：2023.08.23）
註2 官方網站https://shift-culture.eu（檢索日期：2023.08.23）。
註3 本文在引述SHIFT報告不同要點處，以頁碼標明原檔案的頁碼位置。
註4 IETM為1981年誕生於義大利、目前總部設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國際當代表演藝術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Contemporary Performing Arts），集結全球超過500個表演藝術組織與個人，也是SHIFT計畫的主要參與者之一。
註5 引自劉俊裕，〈歐洲文化治理的脈絡與網絡：一種治理的文化轉向與批判〉，2011，p.12。論文連結：https://dfll.nchu.edu.tw/intergrams/112/112-liu.pdf（檢索日期：2023.08.23）。原始資料參見：Decision No 1903/200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06 Establishing the Culture Programme (2007-2013), OJ L No 378, Dec. 27, 2006, 22-31.
註6 參見SHIFT〈文化領導力－工具包〉（Cultural Leadership – Toolkit），p.11。 http://shift-culture.eu/wp-content/uploads/2022/01/SHIFT_Toolkit_CulturalLeadership.pdf（檢索時間：2023.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