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少千／從葉世強、王信看台灣主流藝術史論述之缺憾

在「藝術史遺珠」這一課題下，曾少千認為若是追根究底，則會來到一個「藝術史從何而來」的核心關鍵，這牽涉到藝術體系中的複雜結構，而學院與美術館當屬其中最可界定、可合理化藝術史範疇的系統。她強調藝術史的建構本就仰賴作品的可取得性以及文獻的開放性，若作品不易被看到，或是文獻零碎而難以被使用，其重要性也難以廣為人知。她特別提出葉世強與王信為這樣的代表性藝術家，談及他們並未為主流藝術史所關注的原因，包含創作者本身並非企圖心明確的藝術家、游離於主流藝術體系遊戲規則之外等因素。

葉世強：自成一格的文人創作者

雖然葉世強近年來在漢雅軒的規畫及葉偉立超越時空的創作呼應下漸為人所知，其生前作品也陸續得見於美術館、雙年展、藝博會等，但曾少千以藝術史學者角度出發，認為從藝術家的創作發展、藝術思維等方面去考量，我們對葉世強的了解尚不夠深入，也鮮有人完整看過他的所有作品。然從目前已有的文獻梳理中看，葉世強並不屬於那種閉門造車，而與時代和藝術界脫離的創作者，他曾於復興美工、台大美術社任教，啟發和影響了許多台灣創作者。當時他的學生會前往新店灣潭、瑞芳水湳洞拜訪他，葉世強在那裡撫琴、教畫、烹煮食物給學生。一種簡樸而不那麼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充滿人間生活韻味的審美，與他的藝術創作可被視為一種生活的總體藝術，而他的水墨畫有別於傳統文人畫，與民俗、也與其童年回憶息息相關。葉世強晚年移居花蓮吉安鄉，轉而創作許多大幅油畫，同樣難以被簡單歸入任何畫會或畫派潮流。葉世強一方面看起來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卻也以獨特方法感染周遭的人。

曾少千認為葉世強藝術中的開創性與複雜性，乃至其不同時期的創作演變，都值得深入討論。她特別指出葉世強同時具備國畫、西畫訓練基礎，又有寫生的興趣，在詩與古琴上也造詣頗深，也曾在師大美術系上與黃華成等為同時代人，卻從未加入任何畫派，更以某種自我放逐方式自居。對此曾少千如是評價他：「在最不自由的時代，做到了最大的自由。」他的作品難以歸類，因其藝術來自生活、卻又超越之，融合東西特質而自成一格。於此同時，曾少千也認為在看到葉世強為離群索居的傳奇一面的同時，也應認識到他並非孤島一座，應當更多理解其所身處的社群，尤其是在正式與非正式藝術教育領域中跨越世代的影響力，是一位「具傳統文人性格的創作者」。她提及許多年輕創作者即便創作媒材與葉世強不同，都會提及其影響，其中包括曾數度獲金馬獎最佳美術設計的趙思豪。就此，曾少千也表示期待葉世強作品的進一步公共化。

王信：追求攝影藝術性的先驅者

另一位被曾少千認為台灣藝術史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攝影家王信。曾少千指出這一提名也代表了為台灣主流藝術史論述所忽視的攝影，而攝影與當代藝術的匯流則到了1990年代之後才出現。曾少千認為一方面，王信很早就明確定義了報導攝影，或稱紀實攝影，這種濃縮社會關懷、客觀觀察視角的攝影門類；另一方面，留日的王信也是追求紀實攝影之藝術性的先驅者。曾少千留意到他早在東京寫真專門學院商業攝影科的畢業作品中，就已包含有曖昧的詩意，並深刻表達創作者內心的不安和恐懼，這種不安因當時白色恐怖的社會背景而生，又隱晦地透過影像的藝術性轉化而吐露出來。在曾少千看來，王信1970年代創作的「自悼」、「逃亡者之眼」等，足以代表那個時代即存在於台灣的實驗性的攝影創作，他並沒有偏離攝影的記錄本質，而是記錄下內心的感觸。

2016年臺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北美館）舉辦「另一種目線－王信攝影展」，他1970年代即拍攝的「我的故鄉台中」系列才得以第一次曝光。曾少千將王信類比葉世強，認為這樣的藝術家的作品若沒有獲得系統性整理的機會，其創作中的獨特性和先鋒性便難以為人所認識。王信的北美館個展後，大家才較為清晰地認知到他在拍攝原住民部落之外的多元創作，而即便在其「訪霧社」、「蘭嶼．再見」等系列中，王信也展現出攝影中的藝術性表現。曾少千認為攝影的藝術性依舊是值得持續探討的課題，而這一媒材長期以來在大寫的台灣藝術史中缺席，或許因攝影的機械性特質，也或許因其被傳統意義上的報導攝影所定型，但她認為以王信這樣頗具個人風格的攝影家為代表，攝影藝術的研究與論述仍有許多有待打開的層次。

✦ 本文原文刊載於《典藏今藝術&投資》2022年12月號〈視窗外的身影 台灣藝術史中的遺珠〉專題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