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寫本文的同時，佔據生活一半份量的藝術行政工作正面臨一波關卡，整日被待辦事項追著跑、掛一漏萬的行政庶務、檔案資料夾累世業障糾纏不清，低級錯誤如水逆襲擊是常態，更別說幾個可能因為判斷失準就差之千里的決策壓力罩頂，完稿此刻還不見曙光。
以近日生活寫照開場，不外乎是想定下一個錨點，有沒有什麼角色在文化生產機制中如此重要，「成」也是他，「敗」也是他，存在感卻時有時無，戲好看展得獎，有些可以站上台拿獎，有些則是台下鼓掌與有榮焉，但更多時候可能是戲散、展節結束後就與我無關。對，藝術行政。
這個定錨並不容易，到底這裡談的藝術行政是什麼？是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還是泛文化領域的；是團隊的、場館的，還是公部門文化行政；是接案的、兼職的，還是全職有勞健保三節年假的；是專長於行銷宣傳、節目製作、組織運作、還是全能萬用型的。還有，是科班訓練的、非科班從志工開始出道的、還是藝術家兼任校長兼撞鐘的，更不消說，藝術行政還分三六九等，是剛出道的、中堅活躍的，還是頂級名牌站在螢光幕前的。以及，在每個案子當中，是甲方、乙方、還是丙方。
溫良恭儉的「遺毒」
先岔個題，在上個世紀，教育還是奢侈品的台灣1930、40年代，很多行業都是學徒制度，沒有合約不用繳學費，有時包吃包住，真正開始學習前，什麼都做，例如打掃家務帶小孩上市場買菜跑銀行這種事情，不知道何時才有機會碰到車床灶台邊、資深一點的才能站在師傅旁邊偷學祕技，那個年代的長輩會說：這些都是學習，都是磨練的機會，要珍惜。
這種溫良恭儉的「傳統」一直延續到1970、80年代，小劇場的各種草創裡也可照見，即使沒有鮮明的階級關係，但多少都帶著師徒的、生活感緊密的共食共居共創（一群人窩在劇場裡吃喝拉撒睡，還有排戲），許多驚人作品都是導演、演員一起發展出來的。在那樣的環境背景下，各種意義裡，可以創作發表已經是難得的機會，大家都珍惜以對，當然不會有什麼版權、著作權意識或爭議。
時至今日，遺緒或遺毒傻傻分不清楚，即使已有分科教育養成，每個展演製作每個職分都是個人專業輸出，在勞動權益日漸彰顯的此刻，還是有人會認為：這是給你機會磨練，做藝術這一行（不論是創作還是行政）不要太計較錢／身分／名字。要說是世代落差嗎？不見得，在人性之前，無關長幼。我想暫且試著用「藝術行政」的視角切入，從近期三件異中有同、頗具年度代表性的劇場權益爭議事件中，試著鋪開一些值得思索的空間。
藝術行政真的可以定成敗
時序來看，最近期的應該是再拒劇團（再拒）《新社員》串流平台授權爭議。能夠即時聲援電視劇組性騷擾事件、第一時間撻伐國家代表藝術家「me too」議題、表態支持旗艦製作戲劇構作姓名權的知青表演藝術團隊，也幾乎在同一時間區間裡，忘了在自家作品上架OTT平台前跟劇組成員簽訂授權合約，直到演員在平台看到作品上架，回問劇組，才緊急補簽，但因其中一位演員認定劇團違法，拒絕簽署，要求刪除影片演出片段，溝通未果，才在社群媒體中，訴諸公論。
作為一個「關注邊緣議題， 致力轉化並置換大眾文化及符碼，以多元的藝術公共意識，探索全球化影響下階級處境、性別、身分認同與生存意識」（見劇團官網介紹）的表演藝術團體，以「彰顯人權意識」為己任的劇場工作社群，卻大意忽略對集體勞動生產的價值共享、社會主義精神在當代的重視和實踐？人們對於串流技術作為進步價值的期待與機制設計，不正是實踐劇團主張的具體機會嗎？這才是讓眾人不得不問上一句：「再拒怎麼了？」的關鍵疑點。為文此刻，應仍在協商中，如果只是用一句「罪不至死」輕輕放下，也就此錯失公共討論的機會。其說是認知落差的法律問題，不如說是人設崩壞的情感傷害，究竟是人性的謎題，魔鬼的試探？還是，真的就是行政忙忘了？
或就暫且定調為因為行政忘了，所以造成溝通落差的無心之過吧。但落差是如何造成的？ 是誰，在什麼時候，漏掉了什麼關鍵的聯繫、協商、跟確認？又是誰，在什麼時候，做了要不要簽授權書、授權書的內容如何等決定，後續的彌補又因為什麼誤判而形成無法對話的局面？這些是更具公共討論價值的脈絡梳理，而不是誰對誰錯的絕對審判。正是這些碎如牛毛的每一個細節，可能只是因為時間差或是前後順序的選擇，而決定了這件事情的成敗，足見「藝術行政」這個角色、職分與專業的重要性。
藝術行政角色的根本被忽略
另一則是稍早的編舞家劉冠詳（劉）與數位影音創作者白昆禾（白）創作版權爭議。今年4、5月間，受去年（2021）國家兩廳院「藝FUN線上舞臺計畫」所支持，於牯嶺街小劇場演出《宇宙神廟．變形記》，其中包括2021年拍攝完成的劇情短片《變形記》。在劇場演出中，白列名特別演出，至於短片的版權歸屬權，並沒有更直接的資料可以佐證，到底23分鐘的短片導演是誰？只能知道該劇情短片後來投件桃園電影節參展，影展資料上的導演署名為劉，白則被告知僅掛名攝影與剪輯，於是引發後續的版權爭議。
主要爭議應是雙方對於共同創作的認知以及作品署名的不同意見，劉認定白僅為攝影團隊，非共同創作，有合約為證，且實際工作後並無法提供實質創作貢獻，然而白聲稱從未收到合約書，僅有合作意向書與通訊軟體的對話紀錄。目前處於各說各話，不排除上法院的羅生門階段，只能靜待後續。
頂標規格的藝術行政，也不一定是保證
根據現有公開資料顯示，到底雙方對作品中的實質貢獻如何認定，初期溝通或確有共同創作的期待，到最終完成作品中間是否有什麼變化？有無合約基礎是否足以判別？都有待釐清。然而，這些攻防之間的法律爭議，可能都比不過在對話記錄中所展現的，像是從上個世紀承襲而來的權勢霸凌，來得更令人不安。而同樣令人不安的是在事件裡，根本空缺了藝術行政的角色，非常可能是藝術家自己兼任行政的情況，於是淪為連合約跟意向書都無法分辨的「自由心證」，在缺乏行政專業的前提下，幾乎難以形成有效溝通，當然無法有進一步討論的可能。
更早於3月就開始隱隱延燒的，是謝春德應臺北表演藝術中心開幕製作《NEXEN未來密碼—浮光疊影劇場》與戲劇構作吳牧青的掛名爭議，可說是甚囂塵上的台灣年度10大藝術新聞事件。事件爭議總整理，本文就不再贅述。藝評學者高千惠在當月發表文章〈你為何保持沉默？噤言年代的藝壇異議現象〉中指出：「這個『依法』作為準則的法家精神，若放在各種合約制定的藝術行政體系上，合作各方都有很大的改良與協調空間。大機構利用藝術工作者無可救藥地先行參與，或是改頭換面地採用其智產，或是最後以無利益好處而刪除承諾，均在法律邊緣正義凜然地行事。如何抵制，能不能抵制，只能寄於藝術公民意識的覺醒程度，或是無奈地視為『地方風格』了。」已經說完全部。
事件的落幕，是5/19謝春德在個人臉書上發佈，以寬容之態，恢復吳牧靑在工作人員名單中的姓名職稱。且不論這個「寬容」是否能解釋法律爭議，如果一切能以合約為準，或也一目了然，簽了約還能隨意刪除姓名嗎？有合約，還能如何政治干預呢？而這才意外引出驚人案外案，一個執行超過兩年製作規模破千萬的近百人劇組，全體成員是沒有合約的，藝術行政界一陣譁然，怎麼會？也是忙忘了嗎？ 攤開製作演職人員名錄裡的行政編制，有得是頂標規格、一時之選，甚至是制霸一方理應最重視版權合約的音樂領域製作人，這好像說不太過去？一言難盡？
藝術行政的功與過
三案都是正在進行式，也幾乎算是同時發生，如果說未來密碼事件，牽涉更多關於台灣文化政治亂象、官僚體制的不堪與暗黑，夾雜著團隊內部的權力結構不對等的關係政治，再拒與劉冠祥事件，同樣以關係政治為名，與其說是資本與利益市場氛圍裡，橫向同儕之間的競合關係，不如說是集體價值觀的迷走失途，虛榮真是上帝最愛的原罪。
如果把問題意識先聚焦在最前端的藝術行政實務操作裡，三案共同點，不外乎是權利義務與身分關係等各種權益保障爭議。那麼，了解相關的權利義務與法條規範、知道怎麼簽約、合約的內容應該包括哪些，關鍵是，記得何時確認關係並且簽下合約，而不是出事了才來補救，如此種種。到底該是誰的責任？是甲方應盡善良管理人責任，還是乙方有注意自身應有權益並提出協議的義務，是藝術家、出資者、雙方三方各方都有責任？事實是，每個案例可能無法用一個絕對準則可以釐清，廣泛的準則也不一定適用所有狀況，因為每一個利益關係式都是不同情況的排列組合。但不管是什麼組合，「藝術行政」這個職分、這種人、這個專業技術，都嵌合在每個環節與環節之間，都有無法忽視的必須性，只是真的常常被忽視。
是甲方嗎？甲方有絕對責任，但卻也無法負全部責任。即使在進步價值下滾動式修正的政府定型化契約，已經盡量囊括可能需要負責的條約規定，但也都有類似的幾句話：「⋯⋯若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 應由乙方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就是說，他可以負責，但他不要，而且出事了還要選弱勢那邊站，這是事實，但不（能）全是甲方的責任，這可能也是事實。
是藝術家嗎？藝術家的主要任務是創作，不是行政，正常的藝術家不會知道行政細節，我們可以暫且善意的認為，他不是不做，只是不知道要做，如果有人（對，藝術行政）願意基於職業道德與專業，提醒藝術家，該簽約、該談版權授權、該講好時間地點費用、該保險、該給便當、給水，正常的藝術家沒有理由拒絕。
是乙方嗎？是更邊緣的丙方嗎？對，也不對。對，你應該要知道爭取自己的權益，知道自己該在什麼時候知道什麼事情，知道自己會拿到多少錢什麼時候拿錢、有沒有保險、版權關係如何，何時要簽約確認，不敢？請左轉諮詢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不要以為學校會教你）。不對，因為這些人正是處於權力關係中的弱勢位置，如果沒有一個第三者居中協調（對，藝術行政），這樣的發聲，不僅依靠個人市場資本（有沒有名、是不是主角、跟導演關係如何？），通常也有很高的人際風險，很可能被劃進不好合作的黑名單。鄉愿無所不在，誰都不想因為被認為太愛計較錢／身分／名字，而失去（現在或未來的）機會。結果都是一個集體共業的表徵，沒有人是真正無辜的。
藝術行政是甲方也是乙方，跟丙方
說是「成」也藝術行政，「敗」也藝術行政，但藝術行政真的有這麼可以定生死嗎？如同前文所言，藝術行政也分三六九等，放在權力關係式的光譜之間，是處於動態挪移的狀態，在A案是發起製作的甲方，在B案可能就是受聘僱的乙方，或是丙方。只是，既然是光譜裡的挪移，真有可以裝無辜說無奈的絕對下等人嗎？我寧可相信那是換了一個位置就換了一個腦袋的人性缺陷，難以避免。哪怕是一方翹楚的頂級製作人／資深藝術行政，位居權力核心，也有一定的話語權，也不見得真的可以完全主導全局，不受外部干涉與影響。另一種情況是，更多時候，握有權力跟能力、懂合約、了解版權、掌握預算的上等人，也是最可能膝反射說出：這是給你機會，不要這麼計較的同一種人。這才是真正令人感慨的時代遺毒。
本文所提案例，如果直接放諸法條規章判準，若非一翻兩瞪眼，就是進入法律攻防的資本戰，也可能可以有事後諸葛式的標準答案，但要能不淪為吃瓜群眾的茶餘飯後，而貢獻其公共價值，絕對值得作為藝術行政教育的討論文獻。試想，就算是知達內情的資深藝術行政，也可能無法真的妄下評價，判下絕對的錯與罪，每一個案例的前因後果，也或許都有著更隱晦、複雜而不足以為外人道的人性難題與政治困境。終究，法家不足以治國，在「藝術公民意識的覺醒程度」的課題之前，還在光譜左右挪移的藝術行政諸眾我輩，仍能撫心自問的是，如果是你 / 如果重來一次，你會怎麼做？不管你在哪一等、哪一方。
（責任編輯｜陳思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