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為何保持沉默？噤言年代的藝壇異議現象

1.

2022年美國惠特尼雙年展（2022 Whitney Biennal）的主題是「保持沉默」（Quiet as It’s Kept），簡體版的中文翻成「保持安靜」。「沉默」與「安靜」所傳達的信息方向不同。在經常引用政治哲學文本作為前衛精神的藝術界來說，兩者的精神性應該也是不同的。

穿行1990年代的台灣文化藝術評論生態至今，寫藝術作品評析的人增多了，跨域評論也比專業藝術本科出身者更多了。在2018年完成《不沉默的字─藝評書寫與其生產語境》一書後，本以為已經說完了，再也不想討論「藝評領域」這個議題。畢竟，聰明的評論者只闡釋肯定的作品，次聰明的評論者分析比較非對立的作品，愚蠢的評論者才會一直忍不住揭示眾人不敢、不願、也不能公開說的文化公共議題；然而，藝術書寫與評論生態不會因一本書而時間定格，台灣的藝評領域轉為美學探討，也並不代表藝術真的歸藝術，它反而反映出公共評論領域的萎縮。

修辭學與評論相隨之因，使評論本身變成一種展演的藝術。它是用來掩飾與脫逃泛眾所灑下的恐懼、濫用、鄉愿、雙重標準之網罩，使批判性的文字變得面面俱到。不管展演的技術有多高，展演者的人格特質也往往成為一種無形的附錄材料。藝術、評論與道德產生連結，未必建立更高的審核標準；而人性的介入，利益與好惡的私人情結發酵，卻能決定批評精神的高低所在。

當代台灣藝術界的生存之道，可以從世俗定義的「趨大化的資源擁有者」，看出成功的經營態度。適時與選擇性的「保持沉默」或「保持安靜」背後，同理心只能建立在身感同受的狀態上。在大環境上，台灣社會也正邁向一種放大的「大局情結」，為了安定一切，「相忍為國」與「和諧社會」的追求逐漸被美德化。台灣文化藝術評論界的年代精神，出現恐懼、濫用、鄉愿、雙重標準等現象，則可以從2020年至2022年以來的各種文教社會事件中，提出很多案例。在此，僅以最近的「吳牧青事件1與事件2」為引例。

2. 

恐懼，往往來自生存受到威脅；濫用，是在個人可行使的權力範圍內，對異己進行有形與無形的私制裁。台灣1990年代文化藝術批判力的消退，多與濫用長期累積的文化資本力有關；鄉愿，則是可以昧於事實，選擇安身保命，不作明確立場的理盲行為；雙重標準乃是同一類事件或議題，因人而異的判斷。人非聖賢，仙人打鼓有時錯，在民主與民粹混亂的年代，全身全程檢驗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明哲保身的沉默遂被視為一種避禍的恐懼態度。當具有批判力思考的知識份子選擇「保持安靜」或作選擇性的「保持沉默」，只有夜深人靜，尚能面對己身者，知道自己究竟是基於那個沉默的原因。

2022年的「吳牧青事件1」，在於身兼各種文化角色者吳牧青在線上媒體的「藝術觀點—文化政策」一欄，寫了一篇與文化部長有關的〈九品芝麻官、行之未然的文化部組織機構改造─以梁永斐兼任國美館、史博館館長為例〉（簡稱〈九品芝麻官〉）之文。 在書寫文字上，論者犯了一個在現代社會已成敏感的族群指涉之錯。不管族群現象是否存在，愈是進入現代化的社會，族群議題就會被放大。如果美國有一位猶裔經濟部長替美國賺了很多錢，讚辭也不能冠上暗示性的猶裔字眼。這種似乎過度的謹慎，是以言論自制取代言論自由，目的在於避免在多元社會挑起敏感的族裔事端。

該文基本內容原可視為一個媒體監督官僚體制的文化批評。因涉及族群的指稱，〈九品芝麻官〉的議題焦點被轉移，其通篇的文化政治批評並沒有獲得回應與討論，而是刊登媒體被文化部要求道歉，作者隨後調整成中性用語（編按：在文化部公告前即已更正）。在現實上，沒有重大行政錯失與壓力，政府機構決定的人事不可能因一篇文章而更改，但台灣是否真的沒有高階文化行政人才，而一定要兩館統一治理，的確也是很多文化人士的共同困惑。只是多數困惑者都保持了沉默。

事實上，「用人以族群考量，而非專業考量」中的「族群」，可泛稱「自己人」。用「可掌握的通才」取代「不可掌握的專業者」，反映的也是一種恐懼。「保持安靜」等於「保平安」，不要得罪資源發放者或異己，要與人交好，不要塑造未來的人事阻礙者。這些「自己人」的形成，不再來自血緣族群，而是利益結盟關係。如果吳牧青不寫〈九品芝麻官〉，媒體不需要接到文化部公文施壓道歉，能者多勞的文化治理，是不是所有「自己人」想要的一種美好機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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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官媒、一般媒體、社群媒體的濫用，將恐懼轉成法律外的集體肆無忌憚。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平庸的邪惡」廣為前衛藝術論者所引用，而當代藝壇的「平庸的邪惡」，不僅包括「保持安靜以全大局」的多數者，也包括躲在匿名社群的少數邊緣攻詰者，以及以知識份子自許的選擇性沉默。「平庸的邪惡」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合於某些道德判斷。它最大的特質是「以XX之名」，變成心安理得的一個處事態度。它的理由可能是「求生存求表現」、「只是一份工作」、「大事化小」、「機制永遠是對的」，自然，也接受任何滾動式的改變與徵召。社會的運行，的確需要很多服膺體制決策的優良順民，但社會的前進，卻必需容許少數異議之聲的存在。把異議者驅逐或消滅，最後剩下的便是一個偽善的平庸社會。

「平庸的邪惡」還包括「平庸的對抗」。「平庸的對抗」是無力感所衍生的對抗方式，其令人生懼的方法便是「錄音求證」。持有「錄音檔」是打七傷拳，但對走投無路者可能是一種找尋真相的手段。「吳牧青事件2」來自他被申請文化部補助的臺北表演藝術中心《NEXEN未來密碼—疊影劇場》活動，遭受道德要求的除名與復名。其事端來自對文化部長的不信任，以及文化圈耳語傳話的氣息。在權力不對等的和諧社會，被掌有大小權力做掉的事件的確有存在可能。在評審、升等上種種有關資源的機會事件，它同當代藝術的審美判斷一樣，是由「映照神經」來決定。它的真相多來自桌面下的暗流傳言，以及機器化的程序判斷。不滿者多自行消化去。

吳牧青作了錄音動作，在因果關係顛倒下，此「錄音事件」同樣被轉成「人品不高」的人格印象。 從相關文化人士的冷處理，到最後因律師建議與宗教式的某種昇華，吳牧青被寬容地復名了。如果這是一種圓滿，便是一個平庸社會的圓滿。吳牧青所爭為何？是復名，還是執拗、咬緊不放的所要真相？皆顯現出被傾斜、被模糊、思維模式與價值認知完全不同的兩個平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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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是《美國獨立宣言》（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協作者。他在革命戰爭前是執業律師，致力推動辯護權和無罪推定。因波士頓大屠殺（Boston Massacre），民眾反英情緒極大，他選擇「正直」而不是「敵我」，在集體社會壓力下，為面臨「謀殺指控」的異地英國士兵辯護，取得無罪判決。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在當代，選擇為烏克蘭加油是件容易的事，換個貼圖就表態了；但選擇站出來說些公道話，卻有這麼多顧忌，只能說實踐正直這件事，在文化界實在太難了。

寫這篇文章，在於一個評論身分的反思。如果我在意批判性思考的價值，「保持沉默」會使我不安。以下，提出此事件而衍生的幾個公共性思考，作為一個不沉默的演練。

(1) 是民主還是民粹濫用，是真相還是道德要求？道歉有個對象。吳牧青可以向其泛用的族群身分者道歉，而媒體或作者要向文化部部長級的身分者道歉，只有一個理由——為「假新聞」。媒體因評論而道歉，在民主社會一直有分歧的爭議。美國自由論壇組織（Free Forum）針對哈佛大學學生報（The Harvard Crimson）的一起與政府意見相左事件，曾在2019年11月發表〈好的新聞不需道歉，即使你不喜歡〉，之後又在2020年5月書寫了〈什麼詞構成了真正的威脅？這依狀況而定〉，顯示言論自由與公民自制是可以理性論述。用詞的妥當性與要揭示的新聞性，也是可以分辨、處理。

(2) 為什麼批評領域日益鄉愿化？它顯示出人性、人治、人情交陪關係，比過去更加壟斷了藝壇結構。台灣官方善意的藝術補助或紓困，使藝術工作者、媒體、文化發表平台逐漸失去獨立性格。為了文化資本力的加持，要置入互惠名單，或是要有補助才有合作機會等潛規則，逐漸成為一種世故須知。當藝術界出現「隨緣」、「命定」、「原諒」、「同情」等佛性思維，說服自己要逆來順受，或是自抬高度，或是另闢活路等背後，也是在將台灣文化政治「就地合理化」了。它建構出一個適者才能生存的「台灣性」，並將之視為一種特有的、要入境隨俗的文化生態。

(3) 社群媒體裡，很多藝術生態問題因當事者投訴無門而偏激化。這些發聲者都是孤獨者，最後也產生邊緣性的暗黑霸淩現象。事不關己者與事非常關己者，正逐漸選擇鄉愿態度。在邁向民主化、資本化的年代，此現象與資源分配有關，也與競存的人性有關。它反映基本民生需求之外的藝術領域，到現在還停留在以「生存」為需求的判斷態度上。至於非生存狀態的掠奪，則是一種剝削。剝削感同樣製造仇恨，以至出現被美化的利己鬥爭行為。

(4) 一諾千金或一言九鼎，已是典型在夙昔。台灣藝壇正邁向一個失去彼此信任的社會。很多轉折點，都要靠「可能走法律路線」的放話與威脅，才能脫離一方冷處理的精神凌遲。這個「依法」作為準則的法家精神，若放在各種合約制定的藝術行政體系上，合作各方都有很大的改良與協調空間。大機構利用藝術工作者無可救藥地先行參與，或是改頭換面地採用其智產，或是最後以無利益好處而刪除承諾，均在法律邊緣正義凜然地行事。如何抵制，能不能抵制，只能寄於藝術公民意識的覺醒程度，或是無奈地視為「地方風格」了。

自然，藝壇任何人士都有權選擇自己的處世原則，也有權因個人好惡而有親疏遠近之別，或因利益而有雙重標準。藝壇成為雙面人、無臉人、鐵面人、空心四面佛的扮妝舞台，世界還是會繼續運轉。面對與政治哲學理念有關藝術或社會事件，只有自己在與神對話時，才能知道「保持沉默」或「保持安靜」背後的個人原形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