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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紀念與面對創傷

藝術、紀念與面對創傷

Art, Commemoration and Facing Trauma

與鄭安齊的討論中我們談到,當人們在談轉型正義、理解不義政權時,經常容易直接想到獨裁者、相關情治人員與機構,這些較為明確的場址與標的。在台灣,我們進行去蔣化,在景美與綠島設立了白色恐怖紀念園區,檢討中正紀念堂的轉型。而在可見的場址、建築與物件之外,國家人權博物館編輯並出版散文選與小說選,國家檔案資訊網開放,讓受難者與家屬甚至是加害者的故事能夠被更多人看見。這些轉型正義的行動都十分重要,然而,不義政權的全貌,卻仍不只如此。

今年法國畢業會考,一般高中哲學考題中有一個題目,與近幾年我在策展實踐與教育現場反覆的提問幾乎一模一樣:「藝術實踐是否能改變世界?」(Les practiques artistiques trans-forment-elles le monde?) 我的答案是絕對的,當然可以。然而,藝術實踐可以、可能、如何改變世界,我想從最近剛出版的《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以下簡稱《不只哀悼》)來談談。

鄭安齊,《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封面。(沃時文化提供)

《不只哀悼》由目前旅居柏林的研究者鄭安齊所寫,以德國境內、有目的性產出、以視覺與造型藝術為主要形式的人造紀念碑/物為對象,從紀念碑設置的歷史、形式與方法以及今日尚面臨的困難進行整理與分析。書本並未企圖宣揚這些案例做得如何值得他人效仿,而是如實地將德國轉型正義在文化實踐過程中所經歷的進程,以及正、反面案例清楚整理分析、論述,希望得以提供台灣作為借鏡。

與鄭安齊的討論中我們談到,當人們在談轉型正義、理解不義政權時,經常容易直接想到獨裁者、相關情治人員與機構,這些較為明確的場址與標的。在台灣,我們進行去蔣化,在景美與綠島設立了白色恐怖紀念園區,檢討中正紀念堂的轉型。而在可見的場址、建築與物件之外,國家人權博物館編輯並出版散文選與小說選,國家檔案資訊網開放,讓受難者與家屬甚至是加害者的故事能夠被更多人看見。這些轉型正義的行動都十分重要,然而,不義政權的全貌,卻仍不只如此。

不義政權滲透日常

今日年過40的讀者應該都還記得為了聯考要背得死去活來的三民主義?(註1)我們是否想過到今天都還有的軍歌比賽、軍訓與家政課是為何而來?自強、復興、莒光這樣的火車名字透露了什麼樣的情境?小時候經常聽長輩說「話不要亂講」或「不要碰政治」有什麼樣的背景?不義政權,是滲透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在很長一段時光裡,台灣的孩子們接受著完整的黨國教育,其中有不少人無保留地相信、接受了那樣的意識形態。(註2)

當時,除了受難者與其親友之外,看著這些事件發生的鄰居,無論是霸凌、旁觀或是私下偷送菜,也同時形成著一種集體的經驗;而同樣在那段時光裡,還有另外一些與事件沒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人們,過著自己的生活。

就像是我近期看的兩部紀錄片,一是《給阿媽的一封信》,導演陳慧齡由個人經驗出發,邀請大量參與者,進行家族記憶的追溯,勾勒出白色恐怖時期的樣貌;而隔週上映的另一部電影《再會啦白宮》,則是導演李建成去找尋1968年父親曾參與過,在雲林縣水林鄉一個發展了七年的台美合作醫學研究計畫。

兩部電影,背景於同一段時間、在同一座島上,卻像是平行時空,一邊被不義政權深深影響著好幾代,另一邊卻完全看不見白色恐怖的影子。而這樣兩個世界的狀態,卻也是反映著現今台灣仍然斷裂成好幾個部分的現況。今日,不僅有支持推動或抗拒轉型正義的兩種意見,還有排斥談論或不覺得這件事情(或廣泛而言的政治)重要的人們。

鄭安齊對我說,無論在時序或是狀態,與其與納粹相比,台灣其實與東德的經驗比較接近。時間上,與台灣動員戡亂時期接近(註3);狀態上,東德與台灣皆存在著意識形態間的對抗。而《不只哀悼》中討論到統一後的德國,在面對昔日東德獨裁不義政權時所面臨的困難時,援引歷史學者法奧侖巴赫的想法,並談到:「大多數人所經歷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及少數人經歷的受壓迫經驗,兩者之間的差別與張力,才是更主要的關鍵,甚至到了今日,這樣的經驗差別仍存在,也導致了後續對於歷史上政權的不同詮釋……」。(註4)書中這一段話,放在今日的台灣,竟亦是如此地適用。

在意識到昨日不義政權的全貌、經驗與範圍,以及至今日的影響後,我們是否可能可以試著想像,在那樣一段深入日常生活,從教育、思想、價值觀、說話、行為和日常生活的環境的經歷之後,如此全面的滲透,是如何形塑了一代人,並接著影響下一代人。今日依舊巨大的分裂,便是來自於這樣一段歷史的不義政權所造成的集體創傷。若能夠如此理解,那麼,今日這樣困難的情境,或許有一件必要先做的事,就是讓每一個人都了解,那一段不義政權,是如何地與每一個人都相關。也因而,將紀念的物件、形式與行動推向日常,就有絕對的重要性了。《不只哀悼》在第二部、第二章中分別以「紀念進入日常」以及「社區裡的紀念」為標題,介紹了兩個紀念碑計畫。我想透過這兩個紀念碑計畫來談談藝術在紀念的文化工程裡,在進入到日常生活後,可以、可能、如何改變社會,面對創傷。

絆腳石計畫

每塊「絆腳石」過去視鋪設條件與旅運費,價格在75至95歐元不等,現在則統一訂定為120歐元。而過去有許多「絆腳石」的設立是由受難者的親友所資助。(沃時文化提供)

「絆腳石計畫」(Stolpersteine)為一塊塊10公分見方、刻著受難者姓名與受難年份的黃銅片,鋪設在石塊路面上。透過資料與檔案的研究、確認資訊,設置於受難者最後居住、出現或被強制逮捕的地點。計畫於1994年由藝術家鈞特.丹姆尼科(Gunter Demnig)發起,一開始他私下鋪設,後來受到支持才合法建立起制度,至2019年底已經在德國以及歐洲各地鋪設了七萬五千塊。

絆腳石設置地點的特定性是這個計畫最大的特點,然而,我更想談的是計畫發展過程中對藝術家產生影響的一個深刻經驗。丹姆尼科在幾件反戰的作品後,於1980年代開始發展在公共空間中的「移動雕塑」,當時以辛堤與羅姆人被送往集中營的路線標誌逐步發展出黃銅材質的使用,並接著在另一個計畫《希姆萊命令》開始使用黃銅片。此時雖可看到「絆腳石」的形式雛形,然而,讓「絆腳石計畫」成形的一個重要事件,是丹姆尼科某次於科隆執行計畫時,一位身為歷史見證者的當地婦人與丹姆尼科交談,並懷疑地說她並不記得周遭住了辛堤與羅姆人。丹姆尼科翻資料找出一些名字,詢問婦人是否對這些名字有印象,才喚起了婦人的記憶。這讓丹姆尼科對於大屠殺在日常脈絡中的認知有了新的體認,也就是,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鄰居的身份並不是人們會去特別留意的,因而像這樣在日常生活環境中的紀念碑,便有了全然不同的意義。(註5)在大街小巷都可見到的「絆腳石」提醒了在這些地方生活的人們,這些事件與我們有多麽近,而這些受難者可能是我們認識的人。

丹姆尼科與重製版的《希姆萊命令》。(攝影/Raimond Spekking,CC BY-SA 4.0,沃時文化提供)

「記憶之地」:圖文不符的歷史重探

「巴伐利亞區的記憶之地:一九三三到四五年對柏林猶太人的排除、剝權、驅逐、遣送和謀殺」(以下簡稱「記憶之地」)紀念碑計劃,是一組共80塊、各50×70公分,與道路標示或街邊廣告牌一樣材質的標示牌。這些標示牌掛在路燈或標示柱上,與一般標示牌非常相似。標示牌有兩面,一面風格樸素,多是單一的物件或符號;另外一面則是一句會讓人倒抽一口氣的簡短文字。例如一面有著跳房子圖樣的標示牌,另一面的文字寫著:「亞利安與非亞利安的小孩禁止一起遊戲。1938年」;(註6)或標示牌的一面是一隻貓,另一面寫著:「猶太人不再允許擁有寵物,1942年2月15日」。這些標示牌的位置對應著場域,例如與猶太兒童就學權限縮相關的標示牌就掛在當地小學前。「記憶之地」雖可說是一種標示,但卻是用一種非常尖銳的態度,暗黑版本的圖文不符,讓看到這些標示牌的民眾重新認識歷史。這像是走在鋼索上的作品,設立之初便造成居民的驚慌甚至報警,甚至曾一度被誤認為反猶物件而被扣押,後來經過溝通才加上紀念碑說明字樣。(註7)

帶有時鐘記號的「記憶之地」標牌與巴伐利亞廣場旁的鐘錶商店,標牌文字內容寫道:「猶太人禁止在晚間8點後離開他們的公寓(夏季為9點),1939年9月1日」。(攝影/鄭安齊)

「記憶之地」註明了年月日的文字,提醒著不義不僅止於某個總是被提出紀念的主要日期或年份,而是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日子裡,並且告訴著我們那些不義的層面是如何荒唐地全面且日常。這組紀念碑成為了社區中重要的教育素材,透過運用這些標示牌的教育活動,在離事件越來越遠的今日與未來,這些設置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物件與活動,得以讓沒有經驗的人與青年世代,可以被放回那個情境,創造出近似狀態的體驗,進而去想像當時的受難者、加害者及其他人之間的權力關係與生活狀態,並進一步思考不義政權的結構對於日常的影響。

繪有紅色公園長椅的「記憶之地」標牌與公園裡的座椅,標牌背面文字寫道:「根據見證人所述,1939年起,猶太人僅允許坐在漆有黃色標記的椅子上。」(攝影/鄭安齊)
寫有「猶太人不再被允許購買肉、肉製品以及其他配給的食物,1942年9月18日」的標牌(攝影/鄭安齊)

紀念的公共化

近幾年,在教育現場出現了不少透過訪談或是劇場形式的計畫,《不只哀悼》中提到「聯邦總統歷史競賽」,讓青年學子研究自己家門口所發生的歷史,於在地空間尋找歷史的蹤跡。(註8)陳慧齡所發起的「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也有著一樣的精神。而台東均一實驗高中劉政暉老師規劃過讀書討論、影片欣賞,甚至到綠島移地教學,其中他以劇場形式設計的「擬真體驗課」讓學生感同身受並有了對白色恐怖進一步了解的動力。(註9)這些,都是透過藝術形式與實踐進行的文化工程,並且進入了日常,與生活接軌。藝術在面對不義政權與集體創傷時的角色,不是再現,而是得以對所有人發出邀請,成為轉換位置、轉換觀點、轉換經驗的媒介與平台。因為不義帶來的創傷除了直接關係人外,更是集體的、在日常生活中的,而藝術有各種形式可以與不同的人接觸、展開對話,無論是文學、電影、視覺、表演。更重要的是,藝術實踐可以帶來的不是靜態或一次性的行動,它是動態的,可以被詮釋、累積、增補、擴延。

最後,我想引用《不只哀悼》最後一章的文字來作結:「…… 紀念的公共化亦是必要的。立碑這項工作根基於於歷史考證,但紀念碑/物並非歷史本身的再現(何況歷史書寫自身亦即是建構),而是一個全新的符號。即使乘載著一定的訊息量,但內部的意義還有待各種不同的實踐來填補、累積,甚至是被更新。……記憶政治的工作和辯論,將隨之延伸至教育、日常等不同場域之中,不再容有可自外於繁複的記憶政治之處。倘若各處的人們,都與紀念碑/物存在著這樣的連結,[……]真誠地面對有依據、可採信的資料或證言,並發揮藝術與文化的轉化能力,將紀念置放於日常生活實踐的一環。」(註10)期待,我們可以相信藝術的力量,接受邀請、也發出邀請,一起面對不義政權帶來的創傷。


註1 「三民主義」於2000年正式於大學聯考科目中廢除。

註2 阿潑,〈戒嚴生活記憶-我上了同學的「黑名單」〉,「報導者」,2017年6月17日。

註3 台灣動員戡亂時期1947年到1991年(戒嚴1949年到1987年),東德1949年到1990年。

註4 鄭安齊,《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台北:沃時文化有限公司,頁227。

註5 同註4,頁268-276。

註6 同註4,頁280。經與作者確認,書中文字1983年為誤植。

註7 同註4,頁277-285。

註8 同註4,頁113。

註9 台東均一高中以電影《返校》作為擬真體驗課的教材。

註10 同註4,頁373。

蔡明君( 3篇 )

蔡明君的策展計畫多半是根據場域或脈絡發展出特定的模式與方法,與合作對象以分享、討論、甚至挑戰的方式有著密切合作過程。現為東海大學美術系短期專任助理教授,持續進行當代藝術策展實踐與藝術創作。近三年的重要策展計畫包括「2019麻豆糖業大地藝術祭」、「綠洲」、「負育群帶聚落-文化部空總文化實驗室實驗建築計畫」、「推拿-侯俊明《身體圖》計畫」與「後植民計畫-社區生根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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