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陪啟示錄：「近未來的交陪」策展團隊專訪

「研究型策展」早已不是新鮮事，然而，如何將研究型策展走向有機而深化的社群式策展，這個實踐的過程與方法，它所指向的完成性和猶有可為的可發展空間，恐怕才是「近未來的交陪：2017蕭壠國際當代藝術節」在風光獲得台新藝術獎年度大獎的背後，最重要的深層原因。

過去的界線多半是「出版、論壇」為策展為脈絡，之後再走下去就以藝術家的計畫為主，宛若經過一道策展埡口分水嶺，將策展與創作展示一分為二。「近未來的交陪」的總策展人龔卓軍回顧整個計畫，除了從出版研究跨到策展實踐，重新去系統性的認識宮廟有什麼樣的位置，考察表現形式（繪畫、剪黏、雕塑、石刻版畫、壁堵畫、神像雕刻、刺繡……等），也帶著策展團隊與創作團隊一起去四處看廟、祭典，龔卓軍的策展視野當中，從一次的完成又必然指出另外的空缺，所以熟悉他的藝術界友人均不難發現他對人類學式的策展開拓方式，有一種極高的虔誠度。

得獎之後，龔卓軍先剖析了這個計畫的實踐限制，也隱然點出他未來的策展步驟與研究方向。他認為「近未來的交陪」在地域性和民俗信仰間的黏著關係，仍然有認識論上的限制，就是無法推進到原住民的信仰，也就是關乎「是否只處理漢人社會的交陪？」的質疑，即便在高俊宏的作品方法已經能做出想像觀點的突破。另一則反思，則是關於在地宗教更為複雜難理的政治性，「陳界仁給我們一個挑戰，（我們）一直沒回答的，『為什麼不去找顏清標（那類型的人物）？』也就是說關於宮廟內部政治系統（董事會、委員）的介入，這部分是實踐網絡的限制。」龔卓軍回顧策展交涉的過程，在宮廟的組織，最多只在仁德大甲慈濟宮透過內部協商得到些許援助，「但其實也沒有深入權力核心，因此比較沒有在『宮廟政治的交陪』多做著墨。」

宮廟單位在計畫裡的位置就成為收藏單位的角色，策展工作也就在調度宮廟收藏品進行周旋，這層協商的關係在策畫過程也比預期中順利。「藉由這種『策展方–借展–收藏方』模式，將工作方法順勢轉進現代式的對待關係」，就借展協商的行為，龔卓軍認為是屬於以一種（思維較傳統宮廟）年輕世代的面對方法，同時也向廟方拋出「何為策展？」「何為展覽？」「如何佈展？」等問題。

在這種（熟悉度、信任度）「每一個環節都很脆弱」，策展工作不似藝術本業內習慣的流程化和規則化情況下，許多往來的關係需透過長時間的「檢驗」做到的事項換取信任，這也是和絕大多數策展計畫最為特殊、需要高度深耕接地氣的磨合關係。

本次台新藝術獎決審團評審之一，龐畢度藝術中心文化事務推廣部總監凱薩琳．韋爾（Kathryn Weir）就向龔卓軍表示「在『近未來的交陪』展覽方法累積過程上，她看到了這項計畫創造出當代藝術展新的形式。」

龔卓軍認為，策展團隊進行先期的研究與田野調查，這種角色上的置換（策展團隊先行於藝術家創作），過往比較常在建築展看到這樣的角色，類似黃聲遠或謝英俊的先例，可能已經行之有年，但在視覺藝術圈則相對少見。「雖然『近未來的交陪』仍是議題先行，但策展和作品邏輯之間是有所鬆開、保持一定距離的。」

「近未來的交陪」也創下台新藝術獎歷年來得獎團隊之中，首見具有公務機關人員背景的團隊成員，她是在策展團隊中，以台南市文化局文化園區管理科科長身份，投入了遠遠超過於承辦機關主管、進而大力從公務機關行政面排除萬難的黃瓊瑩。這是另一層值得一書的「機構與策展關係的藝術交陪」。

2015年初，原本陳伯義和陳宣誠只是參展藝術家，並沒有被要求跟著到處跑宮廟，但一場南台灣大震，讓原先預計實施的展場大生變數，兩人從參展藝術家也挑起了策展工作的角色。

陳伯義回憶一場事件，林柏樑在一次和策展團隊踏查時，滿滿不平地觀察說：「廟怎麼可以這樣呢？把一個80幾歲的老先生（陳秋山）丟在鐵皮屋，夏天沒有冷氣，冬天沒有暖氣，就住在工寮裡面畫畫。」但後來老繪師陳秋山說，「那不是當初說好的條件，當初就是說做一個簡單的寮仔讓我可以作畫就可以了。」

這個插曲也讓交陪的團隊認識到陳秋山繪製的門神，極度寫實的風格完全與一般廟宇常看到的不同，「我後來發現，我在追一幅不知名稱的壁畫，後來才知道那和清末時期的外銷畫有關；而這些畫它又有透視的概念，再追溯才知道它是受早前來到東方的西畫畫風影響，像是英國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這種外銷畫的緣由，又是因為歐洲的貴族喜歡東方平民百姓的畫，所以有了這樣大量的『外銷畫工班』需求，這就像攝影術在20世紀初大量流通後所流通的『繪葉書』（即後來的明信片），這種外銷畫和繪葉書共通的特點是希望補捉一些異民族、異文化的異國情調風景。」陳伯義說。

那些外銷畫的工班後來隨著通商港口流轉到漳州、汕頭，清末最頹敗時期再轉到殖民地香港，之後轉到租界地上海，也造成了上海「月份牌」文化，受到廣告、商號、插畫廣泛使用的重要根源。「而彩繪藝術家陳秋山的老師林玉山，就是在這個繪術風潮體系裡，所以影響了陳秋山宮廟畫作會如此寫實。」繞了近代史的時空流轉一大圈，爬梳出傳統廟宇一個全新而肯定的藝術史位置。

「傳統藝師並沒有在台灣藝術史被給予一個位置，可是在日本卻有。」陳伯義強調，藝師不光是沿襲既有文本，也因為流轉在民間，而與著各個時期的當代產生關係，他反問，「那我們為何要把這些老藝師推到歷史的角落，刻板地認為他們傳統並毫無創新？」

陳宣誠則以自身建築養成背景的思考，反覆在避免「建築通常容易淪為一種結果」或是建築長期以來作為資本社會功利結構下「一坪幾十萬」的稱斤論兩，「建築本身對我來說，不是一個物件，而是它如何形成一個系統，一個網絡；或者是要問，建築在面對變動性、事件性這麼高的（展演模式），它應該要怎麼做。」

「『交陪』這個計畫對我來講，就是如何去讓建築學習那個過程的問題，去思考在各種在地文化脈絡下的空間氛圍裡，又如何在這樣的氛圍之中將建築形成系統這件事。」這個思考精神，則是陳宣誠認為在此計畫帶給他的最大改變。

陳伯義和陳宣誠除了帶著攝影和建築的藝術家角色進入「近未來的交陪」策展團隊，他們也成為總策展人龔卓軍在構思視覺與空間交匯的協調工作中，最重要的界面，「作品如何在一個空間裡彼此對話、交融而共生，是這個計畫中思考空間最重要的課題。所有的作品如何透過展覽的方式，形成一個劇場，而不是又變成一個展覽。」陳伯義補充。

也由於陳伯義和陳宣誠的工作模式設定在彼此嫁接的軌道， 加上展覽場域橫跨室內與戶外，展示媒材頻頻受到南台灣的烈日、暴雨和濕氣挑戰，整個策展計畫時有驚險的期程將屆的壓力，然因「近未來的交陪」是由研究型策展計畫蛻化，龔卓軍將策展過程的戰線拉得夠長，也容納了這樣的可能。「如果是其他的策展人，可能已經放棄了。」兩人笑稱。

「近未來的交陪」有另一重策展研究團隊和藝術家的交陪關係，藝術家和策展團隊一起去看廟，「藝術家的聚集只是一個藉口，而是來看看有哪些人參加，整個計畫所參與的部分和哪些節慶、地域、歷史有關。而這個計畫也不可能用一種政令宣達的方式，請大家來開個會就各自回去做作品，我認為我要的不是這種方式，這不是像布希歐（Nicolas Bourriaud）處理美術館關係美學的系統方法，就可以處理的。」除了策展會議、各種節慶或是宮廟據點的訪查，龔卓軍也會透過像是藝陣館的表演來聚集藝術家。

「國家的補助政策畢竟還是有它的限制，所以如何在已經形式化的展演生態裡，向民間那些原有的、野生的、自發的取得養份，或者向過去各種領域臨時而機動的藝術家社群自我組織的案例學習，我認為今天仍應該去爬梳那些方法和發展論述。」龔卓軍在經過「近未來的交陪」策展研究到實踐，也試圖將陳界仁多年前提出的「臨時社群」的觀點，從自我組織的問題，再往前推進。

龔卓軍認為，臨時社群的自我組織方法，不見得需要已經有一套完整的論述，而是在集結的過程中發展，「這種可能性，在今天應該是依然存在的。」但是因為獎項和補助生態，多半是針對已經概念成熟而完整的作品、計畫或組織機構，而容易忽視了網絡。龔卓軍自藝術生態現象對獎項的回應，特地強調策展團隊的社群網絡，就似一項自我組織的方法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