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的《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一書二○一一年在日本出版，後來翻譯成中文，二○一二年在臺灣出版，二○一四年在中國出版。
在臺灣和中國出版時，為了宣傳，我到當地接受報紙、雜誌、電視等媒體訪問，受訪的次數相當地多。那個時候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你是日本人，為什麼要寫故宮的事情呢？」因為太常被問了，回答多了我也像官員一樣，形成一套固定的答案：「在這個世界上，相同名稱、相同收藏的博物館竟然有兩個，非常不可思議，似乎可以列入世界七大奇蹟了。已經變成兩個故宮的存在，在這個半世紀當中，也許發生過很多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對於我這個外國人來說，這些事情實在很妙，讓人想知道背後的原因。就這樣持續採訪下來，最後寫成了一本書。」
當我這麼回答之後，接下來繼續提問：「那麼日本人寫出這本故宮的書，和其他有關故宮的書，有什麼不同嗎？」這時候我就會盡情把想到的都說出來：「有關故宮的書已經有很多，但多數都是歷史或藝術的專家所寫。我自己沒有學過史學或是藝術史，並沒有想要寫一本純粹歷史的書或藝術的書，這些交給專家更好。我是透過故宮這個過濾器，描寫中國、臺灣、日本有關的亞洲近代史及現代政治。讀過這本書的人就會知道，基本上政治和外交的內容應該占了大半。因為故宮就是政治問題和外交問題，我相信這個觀點和過去所出版的故宮書籍完全不同。」
這時候如果對方顯得很有興趣的樣子，我就會再繼續說下去：「不管是中國人或是臺灣人，一定是用自己的觀點去寫故宮。中國人認為北京故宮是直系長男本家，臺灣故宮是配角。臺灣人認為臺灣故宮是本家，中國故宮是配角，而且對兩邊來說，這和兩岸關係很敏感的部分有關，因此會忽視配角的存在，或是書裡寫得好像根本不存在。但是對我來說，兩邊的故宮都是主角，想像成一張分裂的地圖，因為我是外國人，針對兩岸關係是沒有特定的意識型態或是政治立場，有利於客觀書寫兩邊的故宮。」
對於臺灣人或是中國人來說，這的確是觸碰到了「思考的死角」。
中國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位於大陸的中國是直系本家，臺灣的故宮就是定位在旁系。相對地，臺灣認為自己是中華民國的正統，故宮在臺灣當然是直系本家。兩邊當然未曾就「誰是本家」來對話或討論過，如果有這樣的對話，大概只有對罵。在各自的言論空間下，兩邊的學者或媒體都以自己這邊是本家為前提進行研究或報導，比較不容易設在「第三隻眼」的角度。
同時，日本美國等和故宮關係深厚的國家，受到對於各自兩岸關係的政治立場影響，親中派的認為北京故宮是本家，忽視臺灣故宮；相對的，親臺派傾向認定臺灣故宮才是本家，不會好好的去看北京故宮。
在《兩個故宮的離合》這本書中，我已盡力排除意識型態，不管對於哪個故宮，都盡可能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下筆。當然因為我是擔任《朝日新聞》臺北特派員時所採訪，因此以在臺灣所見所聞採訪內容為主，與臺灣相關的內容占了三分之二，但是在政治上，我誓言沒有袒護任何一方。《兩個故宮的離合》一書在臺灣和大陸的銷售量都超乎我的預期，也得到不錯的評價，我認為這即是因為我貫徹以第三者的立場，帶給讀者新鮮的感受。
此外，我開始寫故宮時就已決定，我不是要寫藝術文化，我是要透過分析政治、歷史、社會當作一種手段來寫文化。在分析中國問題方面，現在的日本是否過度忽視文化這一塊，是否刻意避開中華文明要素，我想提出我的批判。
過去，對於日本人來說，中國就是中國文化。尤其是在江戶時代受教育，在明治維新以後提倡中國論的那些人，多半是如此，如內藤湖南、桑原隲蔵、狩野直喜、白鳥庫吉、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兒等。他們經常透過文化談中國，這樣的傳統一直維持到戰後的竹內實、竹內好。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日本的中國論開始遠離文化。
然而，要理解中國及中國國民，還有，如果要理解日本和日本國民，究竟是不是可以忘記中國文化這件事，我心中充滿疑問。
為什麼我們使用漢字？
為什麼要在學校寫書法？
為什麼名人的客廳會掛畫軸或畫來裝飾？
為什麼日本的茶道喝抹茶？
這些有關日本文化根源的問題，如果不懂中國文化是回答不出來的。
但是到了今天，我們對於中國文化，雖然在物理上相連，但在精神上有點分離，連這樣的提問也變少了。
最近二十年來，中國急速發展經濟，大國崛起，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樣，對於理解中國的需求這麼高，其中，故宮正是瞭解中國的好教材。
光是看故宮收藏的文物，充分反映了中華的歷史，與其閱讀寫得不好的中國史書籍，不如把重心放在中國歷史當中。例如，如果解讀〈嘉量〉這件文物，就必須理解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的經濟政策，〈嘉量〉象徵統一度量衡的事業。從蘇軾的〈赤壁賦〉，看到北宋當時的政治情況，甚至也會浮現三國時代的動盪。向風流天子、愛好藝術的宋徽宗身上學習，也必須知道北宋政治弱化及滅亡的悲劇。從青花瓷，浮現蒙古帝國擁有廣大領土連結西方，向中東及歐洲地區大量輸出，迎向大航海時代的到來。
此外，如果想要了解中日的近代史，透過故宮是最容易弄清楚的。故宮的誕生是因為清代的滅亡，故宮文物從北京遷移到上海、南京，是因為日軍侵略中國的東北和華北地區。故宮文物開始從南京遷移到四川，這是因為中日戰爭開打，日軍已逼近南京。故宮文物跨海到臺灣，是因為蔣介石輸掉國共內戰。北京和臺北的兩個故宮，延續著兩岸的分裂。
這樣一路分析下來，我們可以知道故宮的歷史就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文化反映了中國所有的東西，那麼中國人也透過文化反映了自己的歷史和命運。
為了理解我們永遠的鄰居中國，代表中華文物精髓的故宮文物，我認為這是再好不過的絕佳素材，也是理解中國的捷徑。
當思考所謂臺灣問題或是兩岸關係，故宮通常是政治問題的最前線，觀察故宮問題，有助於政治分析。臺北和北京兩個故宮的存在，簡直就像兩個「中國」的並列；簡單說，故宮問題就是兩岸關係的具體化。思考故宮問題，就是思考中國，就是思考臺灣，也就是思考兩岸關係，更是思考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現代史。
因此我寫了故宮，之後也會繼續寫下去吧。
野島剛，《故宮九十話》書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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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中華主義，還是亞洲主義？故宮新定位和台灣政黨輪替
講題：台灣真的需要故宮南院嗎？
講題：故宮南院能改變台灣南北文化差距？
野島剛（Nojima Tsuyoshi）( 3篇 )資深媒體人，作家。曾任職朝日新聞社佐賀支局、西部本社；二○○一年起擔任駐新加坡特派員；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其後擔任東京本社政治部記者。二○○七至二○一○年擔任駐台北特派員，報導採訪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現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等地各地媒體開闢專欄發表時事評論。已在台出版《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聯經）、《謎樣的清明上河圖》（聯經）、《銀輪巨人：挑戰巔峰的捷安特精神》（天下）、《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聯經）《銀幕上的新台灣：新世紀台灣電影裡的台灣新形象》（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