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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際傳播中的女性身影:皇族與華族之女、Baby桑、K-pop女歌手與奈良美智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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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際傳播中的女性身影:皇族與華族之女、Baby桑、K-pop女歌手與奈良美智的小女孩

Female Figures in Japa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Kōshitsu and Kazoku Women, Baby San, Female K-pop Stars, and Yoshitomo Nara’s Little Girls
2021年,同時也是311屆滿10年的時刻,在台灣堅守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防線的成果下,各種大型活動仍可持續進行。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也在這氣氛中大力進行了一系列的「日台友情」主題活動策劃,包括捷運中山站「東北人民感謝台灣」的大型廣告看板,從這次台日交流的實例,再往前推進與觀覽日本歷史上的各種不同時期,不論是在戰前還戰後,便可發現女性的媒體形象在這當中佔了極重要的位置。

2021年,同時也是311屆滿10年的時刻,在台灣堅守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防線的成果下,各種大型活動仍可持續進行。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也在這氣氛中大力進行了一系列的「日台友情」主題活動策劃,包括捷運中山站「東北人民感謝台灣」的大型廣告看板,3月13、14日在華山藝文特區的市集與演唱會活動,但其中最受台日矚目的,想必是藝術家奈良美智在關渡美術館所舉行的特展。除了首次出日本海外亮相的《月光女孩》以外,最令大眾期待的便是另一件特地為台灣所創作的《潮濕朦朧的一天》。在311強震與核災對日本造成的嚴重傷害之後,奈良美智一方面以「No Nuke」的圖像版權開放行動支持全球的反核工作,另外也感心於台灣民間的大力捐款援助,再加上在推特與蔡英文總統的互動與訪台心願的透露,因而促成這次展覽。奈良美智作品中的小女孩,或者說《潮濕朦朧的一天》中籠罩在南國台灣特有的濕潤空氣與暖色畫面氛圍中的小女孩,似乎成了後311與美中貿易戰與供應鏈重組後的國際風暴中,台日交流下的一個鮮明形象。

捷運中山站東北人民感謝台灣的大型廣告看板。(攝影/陳飛豪)

談到所謂的「國際傳播」,是一國形象在外建立或與他國交流的重要過程,自然也需要一個明確的「刺點」與在媒體世界中流動的影像符號。從這次台日交流的實例,再往前推進與觀覽日本歷史上的各種不同時期,不論是在戰前還戰後,便可發現女性的媒體形象在這當中佔了極重要的位置。我們或許無法否認這帶有些許的父權凝視的味道,但如何從中找出屬於這類形象背後的歷史脈絡與問題意識,亦是我們在回顧歷史上不同的女性定位時,值得探索的癥結點。因此本文試著在這類女性形象又再次出現的當下,重新回顧了戰前與戰後日本國際傳播中的女性身影,分別是以華族與皇族之女身分出嫁滿洲國皇室與朝鮮準皇族的嵯峨浩與李方子、戰後美國試著以日本女性形象重建日美關係的歷程、2000年代日韓友好下的K-pop風潮,以及前段提及的奈良美智的小女孩作為視覺刺點的後311的台日友好外交。

遠嫁海外的皇族與華族之女:李方子與嵯峨浩的一本之道

近年重映並且引發觀影熱潮的電影《末代皇帝》,一幕在滿洲國的派對場景中,陳沖飾演的婉容皇后望向皇帝溥儀的弟弟溥傑那已經懷孕的日本妻子時,因為深感自己地位受到威脅,而陷入憂慮的情緒。而這位在電影中驚鴻一瞥的女性,就是之後在東亞世界以《流轉的王妃》一書知名的嵯峨浩(愛新覺羅.浩)。身為日本侯爵嵯峨家(公家華族)的長女,她在1936年女子學習院畢業之後,便在日本政府與鎮守滿洲國的關東軍部安排之下,嫁進了1932年後由日本所扶植的滿洲皇室家族,她的丈夫就是舊清帝國宣統帝溥儀的弟弟溥傑。

當時日本帝國仍有人丁興旺的皇族與華族,(註1)這類帶有前現代和親色彩的政治婚姻,在現代化的君主立憲國家,成了國際傳播與國家外交的最佳表徵,在滿洲國「五族共和」的口號之下,成就了這段「國際聯姻」。約莫同時期與嵯峨浩有相似經歷的日本女性,亦有嫁給朝鮮昌德宮李王垠殿下的李方子。在戰前的日本皇室中,皇族女性的結婚對象,通常是同為皇族的男性、王公族(準皇族)或取得特殊認可的華族男子。而具有皇族身份的李方子,她出嫁對象的朝鮮皇室,則是一個微妙的存在,1910年8月遭日本併吞後成為日本為其設置一個新的王公族(準皇族)身份,身為久邇宮朝彥親王第四子,梨本宮守正王長女的李方子,便在日朝合併的時代浪潮下成了這「親和」的形象與媒體象徵。

戰後這兩位日本女性,即使面對滿洲國崩亡與喪失皇族與華族身份的狀態下,依舊堅持自己從一而終的「一本之道」。嵯峨浩戰後雖曾遭蘇聯與中共軍隊拘留,但最終安全回到日本。1960年代,原本被中國共產黨羈押接受思想改造的丈夫溥傑獲釋後,她隨即前往中國與其在北京共度餘生後逝世。李垠夫婦失去了日本王公族的身份後兩人留在日本生活,1970年李垠逝世之後,歸化韓籍的李方子持續在韓國進行慈善活動與智能障礙兒童照護設施的經營,最終於1989年病逝首爾。她們似乎沒有忘記國家所交付的任務:「為日滿與日朝親善貢獻一己之力」,在戰亂與政治的紛擾下,亦在時代的狂潮之下努力證明自身的存在意義,其生命經驗值得令人深思。

溥傑與其妻嵯峨浩的生活寫真。(©Wikipedia)

戰後的日美關係:美國女作家眼中的Baby桑

1945年二戰結束後,在1952年舊金山條約生效之前,日本進入了同盟國軍事佔領時期,而在這段時間,美日兩國也從水火不容的宿敵,開始重構彼此的外交關係。而在這美國主導的戰後日本,殘留著二戰的敵對情緒,一位美國女作家露西.赫登.克羅克特(Lucy Herndon Crockett)以紅十字會工作者的身份來到這遙遠的東方島國,或許是來自夏威夷的出身,讓她踏上這土地前,一直帶著防備且冷峻的情緒,直到遇到一名羞澀且多禮的日本女侍,其溫和的儀態與優雅的日式禮儀融化了她的心防。而這樣的經驗自然當時的駐日男性美軍也感同身受,日本女性的溫婉形象,自然也在駐日盟軍總司令主導的美日兩國外交關係重建中,成為了重要的媒體符號。對美國大眾而言,相較於過去二戰中,如同神風特攻隊般瘋狂的日本男性士兵,溫婉日本女性在維多利亞式的東方主義遺緒的凝視框架下,成了日本國際關係重要的形象代言人。而這份「凝視」事實上早有前例,例如與日本無關的美國品牌,如佩爾肥皂(Pears Soap)、桂格爆米花(Quaker Puffed Rice)等等,都曾用了日本女性的形象進行銷售與廣告活動。(註2)

佩爾肥皂以日本女性為形象的廣告。(©Pinterest)

在這樣的時代情境下,美國人給了日本年輕女性,特別是從事服務業的女性,一個「Baby桑」的稱號,這個稱呼結合了美國的搭訕語:「嘿!寶貝!」和日本日常尊稱語的「さん」(san),這帶有點輕浮的稱號不只是美國男性會使用,克羅克特也說過:「在我們的眼裡,Baby桑就像是可愛又有生命的布娃娃⋯⋯。任何人對她們表現一些好意,她們就像找到支撐的藤蔓一樣依附過去。」她藉由使用這個詞彙,表現出身為在日美國人的優越感。不過有趣的是,即使克羅克特是美國人,但身為女性,在國族主義的虛榮之下,她也馬上發現這個詞彙背後隱藏的性別落差,更觀察到了在日男性美軍沉溺在這樣的溫柔鄉之後,開始對美國女性產生的厭女情結,以及她在紅十字會的要求下宣揚「美式中產階級家庭女性價值」時,接觸到了另外一群不太可能溫婉如「Baby桑」的日本女性知識份子,並感受到她們對這類保守論述的失望。(註3)由此可見,當戰後在日美國人的驕傲以及女性身份的交錯在克羅克特身上時,所出現的反思,也是我們重新定義與重探「Baby桑」這個歷史符號的脈絡之一。

日韓友好下的K-pop女歌手

簡單回顧以上歷史,女性的媒體形象最常為親善或「修補」的新外交關係建立中被使用。對比現今日韓因過去殖民時期強徵朝鮮勞工問題開打貿易戰,而持續惡化的外交關係,其實也令人想起,事實上兩國在2000年代初期曾有一段「日韓友好」的外交蜜月期。當時韓國金大中政權的五年(1998年至2003年)中同時期的日本首相對韓國表達出友善態度,例如小淵惠三(Keizo Obuchi)邀請金大中訪日,1998年10月,金大中在訪日期間與日本簽署了《日韓共同宣言——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新日韓夥伴關係》,日本政府首次以聯合宣言的形式向韓國就殖民歷史問題表示「痛切的反省和歉意」,之後日韓於2002年共同舉辦第17屆的世界杯足球賽,兩國交流也慢慢熱絡。

在這段日韓友好的蜜月期中,來自韓國的流行音樂歌手寶兒(BoA)開始在日本竄紅,2002年1月於日本發行的首張日文專輯《LISTEN TO MY HEART》,獲得銷售上突破一百萬張的成績,並登上NHK紅白歌合戰的舞台,自此之後寶兒成為亞洲知名的藝人,成為韓國歌手進軍日本的典範,韓國藝能也因此進入廣大的日本市場,為當下席捲世界的K-POP風潮奠下基礎。除此之外,2002年日本TBS電視台和韓國MBC電視台合作拍攝了一部描述日韓異國戀的連續劇《Friends》,男女主角為當時日韓的代表性演員:深田恭子與元彬,在故事中偶然在香港邂逅的兩人陷入熱戀,片中由深田飾演的女主角淺井智子為愛遠赴韓國,並且學習韓語積極融入當地生活,對比上述寶兒這位唱著日語歌曲在日本市場發展的韓國女歌手,這兩個顯著的女性媒體形象,似乎也成了這段曾經有過的日韓友好蜜月期,留下一個鮮明的註記。

寶兒首張日文專輯台灣版封面。(攝影/陳飛豪)

回到此次奈良美智的訪台行,除了311後留下的「台日友好」效應之外,武漢肺炎疫情中,台灣由女性總統蔡英文與跨性別閣員唐鳳的領導抗疫成功形象,給予了目前深受疫情困擾的日本一個耳目一新的性別想像:特別是長期為男性所壟斷的日本政壇,彷彿台灣出現了一個日本難以實現的政治情境。除此之外,奈良也在自己的推特限時動態中,分享了台灣女性詩人潘芳格的詩作,並對其溫暖正向的氛圍所著迷。這位成長於日治台灣的創作者,被稱為跨越語言的一代,同時能使用中日文的她,也在這次奈良的訪台展覽中意外地插了花,而這想必也是他對台日間走過殖民、戰爭、政權轉換、對等最後合於友好的歷史軌跡致敬。

奈良美智特展一景。(文化總會提供,© YOSHITOMO NARA)

透過此次奈良美智特展的契機,本文試著就日本不同階段國際與外交關係中的女性媒體符號做了一次簡單的回顧,從帝國時代的皇室外交、戰後來自美國新秩序制定者的凝視,再到近期以「新日韓夥伴關係」與「日台友情」為號召的國際傳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各種不同的女性符號與身份被切合於不同的想像與脈絡當中,且慢慢地參透至流行文化、藝術創作與社群媒介的操作與傳遞,形成一個強大的信息伏流,在這之外,有著更多關乎於歷史、政治與經濟的想像,值得我們持續去挖掘探索。


註1 戰後由駐日盟軍總司令主導的皇室制度中,將華族制度取消,皇族人數也遭大幅減縮,女性皇室成員結婚後就會被取消皇族資格,人丁繁盛的狀況不如以往。
註2 參考自:澀沢尚子(Naoko Shibusawa),油小麗、牟學苑譯,《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台北:遠足文化,2017。
註3 同上註。

陳飛豪( 74篇 )

生於1985 年。文字寫作上期冀將台灣史與本土想像融入藝術品的詮釋。藝術創作上則運用觀念式的攝影與動態影像詮釋歷史文化與社會變遷所衍生出的各種議題,也將影像與各種媒介如裝置、錄像與文學作品等等結合,目前以寫作與創作並行的形式在藝術的世界中打轉。曾參與2016年台北雙年展,台北國際藝術村「鏘條通」-2017街區藝術祭以及2018 年關渡雙年展與大台北雙年展藝術書寫工作坊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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