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之始，蔡英文總統以817萬張選票的破紀錄數字連任成功，執政團隊所屬政黨也在立委選舉取得61席、持續過半的國會席次，首度掌握完整八年行政和立法權的「完全執政」之民主授權。
而在這場堪稱混亂的大選，因為臺灣的地緣政治大環境，受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激盪，與在野黨候選人非典型的競選模式與傾中立場，導致整場大選不但實質政見的對話付之闕如，而藝文界人士所關心的文化政策，也毫不意外地再度缺席。
國立故宮博物院北院。（本刊資料室）
這場民主熱戰關於文化政見的拋接，勉強沾得上邊的，只剩在野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在選前三個月宣稱的——故宮博物院近70萬件的藏品「一次性攤開來展出」引發各界譁然，即使副手搭檔張善政解釋為「數位故宮」，也立即被反譏完全不理解過去幾年博物館政策的數位典藏早已是既有方向。另一則關於文化的擦邊球，則是大選前一週，韓國瑜出人意料地參觀故宮，在前院長周功鑫的導覽之後，再度喊出故宮南院應該要推「文化造鎮」計畫，結合教育、觀光渡假和休閒產業。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本刊資料室）
這唯二在故宮博物院的擦邊球，所揭露的弦外之音，體現在藝文界的路線之爭，韓國瑜喊出的「故宮南院文化造鎮」以回歸「中華文化」的場景再造結合文化觀光，這幾乎對偶於導演魏德聖在臺南「豐盛之城」的BOT案，該案是魏導《臺灣三部曲》拍攝計畫的場景設置，行政院已在2018年核定為「歷史文化園區」，2019年由臺南市政府簽定50年移轉營運合約，以臺灣400年前為時空背景，打造海洋、城堡、三個異國文化、四個主題村，等比規模重建臺江內海、熱蘭遮城、大灣市鎮、赤崁聚落和西拉雅部落等，規模之大而令人關注。
策展人高森信男曾在本刊專欄評論此案，表達出可理解魏導在臺灣國族意識初生之犢的危機感，但也表達了這種主題樂園式的建構是「源於19世紀的國族教育技術，是否真的適合21世紀的臺灣？」因此，如何在中產化的文化觀光，開展真正的「再造歷史現場」文化政策，仍有待更深入的文化資產和內容產業政策的多角度辨證。
導演魏德聖解說「豐盛之城」歷史文化體驗園區的規畫。（熱蘭遮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延續臺灣主體文化和中華文化在藝文界二元論戰，也成為各個領域創作者亟待反思的問題。電影人王派彰在大選後直言，過去一兩年來臺灣藝文界「類麥卡錫主義」興起，他舉出陳界仁、金馬獎、趙德胤三次被圍勦的事件，認為「團結／不團結成為了『叛國』的標準，反中、反共、反極權、反侵略都已模糊不清」。基本上，除了王派彰所舉的例子之外，因一篇朱宥勳評論駱以軍小說《明朝》的文章，所引發他和陳栢青與駱以軍本人之間的往來回應，其實能指了這番文學界久所未見的論戰，也涉及了王派彰所指的「類麥卡錫主義興起」風氣。
作為（與朱宥勳）同樣列名在2017年全國文化會議的諮詢委員，當時將整個議程切為六大議題（也是當時所稱的「六個力」），除了在分區場次，我能理解「六個力」分組討論，涉及文化部組織分工和議題專業化的需求。但除了在「兩力相併」的分區論壇場次，稍有機會和同場而論的另一議題有所交織外，連同終點站的全國場在內，六大議題之間是沒有太多機會對話的。
2018年，文化部在全國辦理12場「全國文化資產會議」分區論壇，各界及公民代表齊聚一堂進行交流，期望為文資保存擘劃未來。（文化部提供）
這也是為何文化界常常腳佔著自己耕耘的地盤，揣測和猜忌其他構面的文化工作者：影視工業搭景而生的再造歷史現場計畫，沒有機會和文化資產工作者對話；懷想中華文化的故宮北院擁護者與試圖另立亞洲島鏈文化中心的故宮南院支持者，含著各自的根本文化原鄉概念，在相互間陌然又歧異觀點隔空對幹；同樣在創作思想自主的言論創造力，卻對當代政治交織滲透更為細密的現狀，缺乏民主力量下的反身性思考。換言之，民主力、創造力、生命力、永續力、包容力、超越力在文化治理藍圖中，雖有各別施政的組織專業需要，卻不意味著創作論壇不用對民主力作用進行反思，也不代表文化治理變革就不用前瞻預想機構和組織本身的創造性，而上述的列舉都還只存在民主和創造兩個議題而已。
在全國文化會議後的「全國文化資產會議」（2018）和「全國社造會議」、「全國博物館論壇」（2019）討論與總結之後，可以發現部分議題雖適度延續了全國文化會議裡相關的子議題，然而受制於會議本身的發動、策劃、舉辦到結案本身就是冗長繁複的行政流程，包含從每個會議系列多場次的諮詢小組、公開對話到輿情蒐集到意見彙整。
文化部長鄭麗君（右3）、農委會副主委陳駿季（左2）、衛福部次長蘇麗瓊（左1）、新港文教基金會陳錦煌醫師（左3）、甘樂文創執行長林峻丞（左2）於「2019年全國社造會議」。（文化部提供）
如此一來，原先是「民間會議」優點的彈性與及時，在經歷行政流程的牛步化，也耽擱了不少文化法案修法進度，《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法進度如此、《文化資產保存法》如此、《博物館法》也如此，更有許多表定進度皆往後延了一年以上。反觀同樣類屬文化內容產業的設計業政策，反倒是掛牌在經濟部之下的「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在今年升格為「臺灣設計研究院」，它的組織政策彈性還遠高於文化政策系統下的所有會議。樂觀而論，「部部都是文化部」的施政目標，在這幾年的科技部、經濟部、教育部、客委會、農委會林務局等各部會組織幾個文化合作項目，產生了頗為有感的施政效果。然而，兩相對比，從文化部組織到法案政策之間的會議對話機制的流程僵固化，也不禁令人擔心，日前文化部長鄭麗君送交行政院的「文化產業署」、「文化資產署」、「博物館司」組織改造計畫，究竟是否能在牛步化的行政程序，有效地解決2012年文化部掛牌以來就缺乏有效統合的組織體。
近日，一份內閣成員滿意度的民調裡，鄭麗君獲得次高的滿意度與最低的不滿意度，在所有部會閣員裡名列前矛，一般民眾往往相對無感的文化首長缺乏存在感的印象，能有如此有感的成績，放眼看去年同期本欲隨內閣總辭離職的文化界慰留串連，以及罕見的高支持率，並不意外鄭部長在內閣名單裡的亮眼表現。甚至，無論是文化界或政治界，均看好鄭麗君未來的政治前途，以她的形象和施政成績，直指首都市長甚至總統均不無可能。
文化部長鄭麗君於「2019年全國博物館論壇」綜合回應現場。（文化部提供）
從1996年臺灣總統由全民直選以來，文建會主委到文化部長，中央政府還沒有出現過超過一個完整任期的文化首長，尤其2004年到2016年間，不含代理在內就換了九位首長，只有兩位做滿二年。不但常遭外界譏諷為「免洗主委（部長）」，許多只存在首長個人意志下的文化政策專案，往往也隨著人事更替而人去政息。隨著選後蔡英文在第一時間就慰留了按行政慣例的內閣總辭，鄭麗君也將成為陳郁秀主委後，首位任滿四年的中央級文化首長。
然政治板塊的高流動性，反映著選舉政治的調兵遣將需求，鄭麗君的動向除了高度受政壇和支持者的關注，對於期待鄭麗君能持續帶領文化部的藝文界人士，則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文化首長出身有機會更上層樓，進而讓文化觀念真正推向國家級高度，憂的是這幾年的組織和政策革新還在路上，是否會因繼任者的更替就換了思維和方向？
在這樣的顧慮之下，諸多箭在弦上的文化法案和組織改造，甚至尚待更明確的文化產業政策，尤其是以版次量產的泛IP產業概念（影視音、遊戲、設計、動漫）之外的藝術產業，以及尚待釐出在「文化觀光」辯證的文化資產是否有充足的產業化空間，恐怕都是鄭麗君隨著政治明星人才的需求而離開之前，有著對「制度理性」建構的迫切需要，諸如：藝文採購在法制鬆綁之後，如何執行出另一套更具公平競爭而服人的制度？（獎補助系統如此，藝文採購面對的業界競案，不能不討論在質感優先之後的公共課責。）另有鼓勵民間參與文化消費或企業界在文化投入的企業社會責任，以及在委外經營、行政法人化和公部門直接轄屬的藝文園區與館所，除了個案式的盤點和討論，似乎也未見上述幾種制度在行政實踐後更實質的系統式評估，甚至，政府在各地大力推動的「地方創生」是否能有更有機的文化藝術工作者的參與機制？都再再考驗各種企圖讓人民「有感」的施政項目外，提供更能相互援引的政策資源與循環生態。
總統蔡英文、文化部長鄭麗君出席「2017全國文化會議」開幕。（總統府提供）
上面敘述的都僅是宏觀生態的機制理性期待，面對已然驟變的新世代文化工作形式，一代比一代更為液態化的生產模式，過去的論壇和公聽會陳舊型態，如何針對專業工作者更有效的輿情蒐集而進行即時有效的彈性設計？《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法案中，關於藝文工作者的保險制度，是否能有更具體並符合需求的落實方案？畢竟，藝文工作者在一般「勞動權」的保障基礎，顯然已遠遠不合需求，作為下一代工作場所革新的先行者，如何建構藝文工作者適用的保險和生態扶植的基礎。也唯有文化工作者的「生存線」被保障，過去常混淆概念的「獎補助」系統，才得以擺脫為了滿足更多創作者而追求「案數」的多，進而更能具備獎勵並提升創作層次和規格的推手。
綜觀2016年到2020年這四年獲致諸多掌聲的文化部，留給許多藝文工作者不少美好的餘韻。然而，我們不該期待明君（若賣菜阿嬤陳樹菊於挺韓造勢場上，因口音被聽成執政黨名稱，而成為一種另類的隱喻）。在蔡總統許諾「還有四年的時間，留下更好的臺灣」之餘，文化部，或是已然實踐「部部都是文化部」的友善部會們，又能如何作為，給一個不需要期待明君也能有制度理性的文化政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