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樂園（Theme Park）的興起和都會中產階級的崛起有著直接關係，全球首座具有現代意義的主題樂園為位於丹麥哥本哈根的「提佛利」（Tivoli）。該樂園於1843年開業，取羅馬帝國時期皇帝的渡假別莊為名；但其訴求的對象並非王公貴族，而是市井小民。據說創辦人喬治．卡爾斯騰森（Georg Carstensen）便是透過向時任丹麥國王說明：「當人民玩樂，他們便不會想到政治。」而獲得了經營特許證：主題樂園確實為開始擁有休閒時間及消費能力的歐洲中產階級提供了娛樂的出口。相比於傳統貴族休閒活動（如狩獵、歌劇等）動輒需要大量資金及時間來培養其技能或品味，主題樂園確實簡便許多：靠著幾枚銅板便可在樂園中上山下海，以速食的方式換取快速的滿足感。
1900年代的「提佛利」，圖為人造湖中停泊的「海盜船」。（© wikimedia）
早期的主題樂園確實扮演著中產階級鴉片的角色，政府也同時發現主題樂園穿越古今的情境工程技術具有一定的大眾教育功能。主題樂園作為國族教育的櫥窗，也是由北歐人所建立。若回到19世紀末，當時北歐諸國相對於西歐，其實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後段班。當時代的挪威人或芬蘭人對於自身作為一種獨特國族的觀念，其實是陌生的。為了處理該情境，「戶外博物館」（open-air museum）便於挪威應運而生。而瑞典於1891年開園的「斯堪森」（Skansen），則可視為同類型園區的標竿。戶外博物館的出現及在北歐地區的普及，多少和北歐諸國作為新興民族國家有關：其民族文化多因長期受外來文化之影響，通常僅能於鄉間看到。
1900年代「斯堪森」的瑞典民族舞蹈表演，至今在園區四處看到穿著傳統服裝的園區工作人員依舊是造訪「斯堪森」的重要賣點。（© wikimedia）
「戶外博物館」的建設目的便是透過系統性的保存鄉間民宅及生活習俗，來設法定義新興國族文化。另外，若是考量到19世紀末北歐的交通狀況，如何讓居住於首都的廣大中產階級民眾也和偏遠的鄉間省分產生共同體的感受，最經濟的方式並非鼓勵民眾進行國民旅遊，而是將鄉村的物件直接遷移至市區。這類以展示模型取代旅行條件限制的模式，於20世紀初的各國殖民博覽會中被加以擴大應用。不少有在拓殖海外殖民地的歐洲帝國及美、日等國，皆透過舉辦主題樂園式的殖民博覽會，讓無財力前往殖民地旅行的母國中產階級民眾得以學習到帝國各地的風俗，而展示的手段亦包括了惡名昭彰的「人類動物園」。1931年，巴黎「國際殖民博覽會」（Exposition coloniale internationale）其誇張程度包括了在園區內重建吳哥窟，該博覽會的占地規模及規劃方式都和戰後於加州開業的迪士尼樂園（Disneyland）十分近似。歐陸於戰後相對於美國及亞洲，盡量避免發展大規模的主題樂園，多少和主題樂園所代表的黑歷史有些關聯。
1931年巴黎「國際殖民博覽會」的照片若不細看會誤以為背景是「迪士尼樂園」或「六福村」。（© wikimedia）
而自歐陸所發展而出的戰前主題樂園傳統，又如何於亞洲深根呢？1975年開園的「美麗印尼縮影園」（Taman Mini Indonesia Indah）並非單純的私人投資，其背後是透過蘇哈托（Suharto）夫人西蒂．哈迪娜（Siti Hartinah）所成立的基金會進行投資建設。該主題樂園除了替供雅加達市民的娛樂空間外，園區內收集了印尼每一省分的傳統建築，並在中央的巨大水池上設置印尼國土形狀的人工島。「美麗印尼縮影園」可說是另一種印尼版的「殖民博覽會」：當歐洲殖民者撤出東南亞之後，以雅加達為核心的統治集團開始名正言順的佔領土地廣大、民族及語言殊異的巨大島群，而「美麗印尼縮影園」則適時的成為了首都中產階級的國族文化教育空間。
「美麗印尼縮影園」中央水池複製了巨大的印尼國土剪影。（©https://www.thesaturdaypaper.com.au/2015/10/10/）
相比於印尼，日本於戰後較不敢顯現直接的國族主義色彩，並在主題樂園的設置上開始融入文資保存的概念。位於愛知縣，於1965年開園的「博物館明治村」便是引入北歐戶外博物館的概念，期盼在日本戰後的經濟成長期中進行對於明治時期的建築物進行保存。知名建築師萊特（Frank Lloyd Wright）的作品「帝國飯店」（帝国ホテル）便是從1976年遷建，並於1985年完成該工程，才得以保存此建物供後人參觀。在經濟進入高度成長期之後，日本出現不少企圖模擬外國場景的主題樂園。著名的長崎「荷蘭村」（長崎オランダ村）及「豪斯登堡」（ハウステンボス）便是一奇特例子，該兩座主題樂園顯現了日本的泡沫經濟奇觀及崇洋文化。其中「豪斯登堡」不僅是座完全複製荷蘭場景的主題樂園，更把部分空間開發為飯店及住宅。隨著泡沫經濟的結束，以及全球旅行的便捷化，「荷蘭村」於2001年歇業、而「豪斯登堡」則不斷於破產及易主之間掙扎求生。
日本的「博物館明治村」是相對較為良善的例子。（© wikimedia）
至於台灣的主題樂園脈絡為何？暫且跳過日治時期的博覽會，台灣戰後的主題樂園不論為公營或民營單位，多少都顯現了戰後國族文化論述的角力。台灣經濟高度成長但國際旅行尚不普及的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可說是本土主題樂園的黃金時期。台灣戰後大型主題樂園的濫觴為1975年開園的「中國電影文化城」（Chinese Culture and Movie Center），該園區除了讓劇組得以在不赴中國的情境下繼續拍攝「中國古裝電影」外，同時也提供民眾教育及娛樂的空間。1984年於桃園開園的「小人國」，其英文名稱「Window on China」多少暗示了該主題樂園將國民黨的文化想像發展成具體化的娛樂空間。「小人國」於開園初期聚焦於本土「十大建設」、總統府等政府宣傳樣板建築，並同時帶領遊客親身感受課本中所提及的中國名勝。到了1990年代，「小人國」才將縮景模型的內容擴及全球各地名勝。
「小人國」園內的總統府模型。（© wikimedia）
1986年開園的「九族文化村」（Formosan Aboriginal Culture Village）及1993年開園的「台灣民俗村」（Taiwan Folk Village），則代表了不同上述兩例的意識形態。「九族文化村」縱使是殖民博覽會式的空間架構，但其家屋復原則是參考了嚴謹的人類學資料。「台灣民俗村」的創辦人不知是否受到「博物館明治村」的影響，將眾多重要文資移至主題樂園內重建。但「台灣民俗村」後來經營不善而閉園的噩運也使得這些文資建物遭受程度不等的破壞，甚有文資建物遭債主惡意破壞、潑漆。其中爭議已久，且命運多舛的新北投火車站便是個不堪的例子。
台灣的公營主題樂園也於同一時期開始蓬勃發展：1987年屏東「台灣山地文化園區」開園（現更名為「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1991年原台北兒童樂園擴建為「台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2003年「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宜蘭園區」開園。現已閉園的「台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曾建有「昨日世界」，雖當時官版文宣以傳達中國傳統文化為目的，但和「中國電影文化城」中濃厚的江蘇及華北建築風情不同，「昨日世界」乍看之下其實就是官版的「台灣民俗村」。而隨著「昨日世界」的閉園，相關的鄉土文化模擬場景則可見於今日的宜蘭傳藝中心。
爬梳了島內外主題樂園的歷史，筆者真正的意圖其實莫非希望讀者思考魏德聖導演近日提出的「豐盛之城」（Zeelandia）主題樂園計畫。筆者可了解魏導焦慮於台灣國族意識作為初生之犢的危機感，但此種源於19世紀的國族教育技術是否真適合21世紀的台灣？則應慎重考慮。日本的「荷蘭村」及彰化的「台灣民俗村」都是在新型態的觀光浪潮下被淘汰的例證。筆者並不具備文創產業、觀光及電影的專門知識，但根據文化史的諸多例證，擬真場景的主題樂園似乎在本世紀已逐漸消退。隨著數位技術的進展及全球旅行的普及化，在虛擬空間中重建17世紀的熱蘭遮城（若能有重建古代大員的online遊戲讓全球玩家可以自由扮演各種族裔的角色、並在遊戲世界中自由交流，不是更酷？），或改而鼓勵中產階級民眾選擇某個長假前往印尼觀看真實遺留的荷屬東印度堡壘，似乎都是更為合理、且更符合當代文化現況的替代方案。
導演魏德聖解說「豐盛之城」歷史文化體驗園區的規畫。（熱蘭遮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豐盛之城」（Zeelandia）主題樂園計畫示意圖。（熱蘭遮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主題樂園在文化史上承載了許多政治意涵，單純滿足中產階級娛樂的戰後主題樂園亦因技術及經濟模式的轉變而一一陷入經營困難的困局之中。目前全球僅存早期興建的「戶外博物館」仍可因其文資身分及學術價值，而受到政策性的保護。實體的「豐盛之城」勢必會為未來的文化角力埋下衝突的引子，而筆者也無法預知後人將如何看待這座不合時宜的國族「奇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