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藝術品拍賣史中，古籍文獻雖然起步不晚，但能見度始終不及書畫、瓷器與珠寶。1992 年誠品書店舉辦「第一屆台北古書拍賣會」，成為戰後臺灣首場古籍拍賣，開啟了本地古書市場的重要篇章。雖僅舉行四屆便告終止，但其影響力延伸至中國拍賣業，甚至成為嘉德古籍專場的重要參考。直至 2017 年「數卷聽春」重啟，台灣才結束二十年無古籍拍賣的空白。此後「春風似友」、「清風似友」系列持續推出，涵蓋明清刊本、手稿本、西洋古籍、日治時期文獻與戰後新文學書刊，並見證了周夢蝶、瘂弦、夏宇等詩集價格的升高。透過這些拍賣會，珍稀文獻得以重現，反映市場動態與文化記憶。
傅月庵是台灣知名出版人、作家與古書拍賣推動者，被視為藏書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自小便對書籍充滿渴望，從光華商場的淘書經驗到蒐集《文星叢刊》《今日世界叢書》，逐步建立起對書籍的鑑賞眼光。他主張真正的收藏需具備「系統」「版本」「品相」，並強調「能藏也能讀，能讀也能寫」，將閱讀、收藏與書寫融為一體。轉入拍賣領域後，他推動「台北古書拍賣會」，以「乾乾淨淨」的市場倫理，奠定台灣古書拍賣的公信力。他認為收藏的價值不在數量，而在培養鑑賞力，透過書籍深化對美好與人類經驗的理解。在數位時代，藏書門檻降低，但私人收藏與多元保存仍具文化意義。傅月庵的實踐讓藏書成為世代交流與文化延續的重要橋樑。
俗信土地公會來陪伴亡魂走向人生另一個階段，同治年間林豪《東瀛紀事》記述戴潮春事件時，洪第被官軍擊斃，當晚二鼓（19至21時），洪家的家犬狂吠，兄嫂夢到：「身負創，臥地上，望見林大人馳逐軍中，有紅光一簇隨之，熱極不可近，欻有老人以袖拂身，冷如霜雪，頓覺痛苦。俄而身輕如葉，逕至城隍掛號⋯⋯」這篇文獻描寫民間對歸陰的想像：人死，土地公隨即現身，土地公是位耄耋長者，將亡者的靈魂從屍體中帶出，引領亡魂向城隍取得鬼籍，正式成為鬼界一員。
據經文所記，人死後需經過冥府十王的審判，以勸戒世人預修功德來避免地獄之苦。而時至現代，由十王組成的地獄已成為完整的體系，亡魂由第一殿報到，至第十殿發配，中間的八殿各司掌一個大地獄，另設有十六個小地獄；且十王有名有姓，多數為在陽間時為品行高潔，有大功德之人，死後被延攬擔任無私的十王。
佛教地獄觀經典中的「奈落」概念，到北魏麥積山、新疆克孜爾等早期石窟壁畫的地獄描繪，揭示了不同時空下的死後世界想像。隨著佛教傳入中國，地獄形象逐漸與本土司法制度融合，催生出制度化的「地獄十王」審判圖像，反映古代官衙刑求與社會秩序觀。地藏菩薩在唐代後逐漸成為拯救地獄眾生的「幽冥教主」，其「披帽地藏」形象流傳至敦煌、高麗，並融入祭祀文化。故事性強的「目連救母」則以孝道為核心，將佛教教義在地化，透過變文與壁畫傳遞行善盡孝的重要。文章兼具圖像學、宗教史與文化詮釋，結合敦煌、宋畫、高麗佛畫等豐富案例，展現地獄信仰如何在中原與周邊地區持續演變，並影響至今的民間祭祀與文化記憶。
在東亞宗教與視覺文化中，「十王圖」如何從宗教審判圖像演變為可觀看、可參與的地獄體驗？十王信仰的視覺敘事從敦煌變相圖、宋元水陸畫、朝鮮二使者圖、越南民間木雕與紙本畫，延伸至臺灣與新加坡的「地獄主題樂園」。解析圖像如何制度化地構築冥府秩序，同時提供情感參與與倫理警示。藉由圖，可以瞭解地獄審判的敘事節奏、空間建構與視覺語彙，揭示觀看地獄不只是信仰的延續，更是現代社會中結合藝術、娛樂、公共文化的感知機制。無論是宮廷佛畫、民間信仰，還是恐怖遊戲與廟宇展演，十王圖像展現出超越文本的文化生命力。
臺灣植物科學繪圖發展可說是一條與政治史並進的發展道路，「植物學」這門學科是由西方興起的學科，日本植物學發展之初，是將採集到的標本送往國外，請國外的學者辨認並命名學名。隨著日本植物學的研究成熟後，隨著帝國的向外擴張，在研究調查臺灣的自然資源時，也將這門學科帶入臺灣。植物科學繪圖便是趁此，進入了臺灣這座島嶼。
深入探索中國古代「花事」文化與「花器」美學演變，從佛前瓶花的宗教用途、魏晉南北朝的供花形式，到宋代文人書齋插花與宮廷生活的審美品味。本文爬梳插花藝術如何滲入士人生活，分析花事實踐與花器設計之間的關聯，詳述梅瓶、玉壺春瓶、占景盤與鈞窯陳設器等經典花器的歷史與功能轉變。從李嵩〈花籃圖〉、陳洪綬〈歲朝圖〉等名畫出發，連結文獻記載與考古出土器物，展現中國花事如何融合信仰、禮儀、日常與藝術，進而發展出獨特的器用審美與插花哲學。
清代宮廷花卉畫不僅是藝術作品，更是皇權象徵與植物學知識的視覺載體。本文深入解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探討花卉畫如何反映季節更迭、地理環境與政治權力，並揭示從地方進貢、人工催花、暖室養護到品種命名等背後機制。康熙、乾隆等帝王對南方花卉的移植與洋花的吸收，展現其治理疆域與文化整合的野心，也形構出屬於大清帝國的「植物帝國誌」。透過這些花卉圖像，我們得以一窺帝王的園藝美學與政治盤算。
「四君子」這個組合並非一開始就存在於中國書畫的語境中。實際上，梅、蘭、竹、菊各自都有獨立的文化與審美歷史，它們從植物志中被單獨書寫、被文人賦予人格與品評，經歷了漫長的思想與書畫傳統滲透，才逐漸形成我們今日熟知的「四君子」概念。宋代是這個過程的關鍵時期，不少筆記、譜錄開始針對單一植物展開細緻觀察與分類，也出現了「花比君子」的價值投射，甚至明確指出松、竹、蘭、菊「為君子，非妍卉小人可比」。這些將自然物象擬人化的論述，深刻反映文人對品德、美學與自然的整合思維，也為日後四君子的定型提供文化語料與審美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