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文化中國自古有之，可說是年代最悠遠工藝品之一。玉石在各時代發展消長不一，清代無疑是一個發展巔峰。單就國立故宮博物院而論，「故宮典藏資料檢索」系統「玉器」分類中，點選清代，顯示有6189件作品，幾乎占院藏玉器總數（13495件）的一半。過去國立故宮博物院曾經展出幾檔主題性的清宮玉器展，而是次南部院區的「乾清宮尋寶―破解天字號玉器密碼」則更加全面展示了清宮玉器收藏的樣貌。
說到清代玉器，就不得不說乾隆朝的玉器發展。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平定回亂，正式將回部納入清帝國版圖，玉料重要產地新疆和闐成為大清帝國的領土。相較宋、明兩代僅能以進貢和買賣等間接方式獲取玉料，有清一朝，特別是乾隆朝，能夠獲得量多、品質又好的玉料。玉料獲取使宮廷玉器蓬勃發展，如意作、玉作等造辦處單位製造無數精緻的玉器。另一方面，千里而來的異域作品，如「痕都斯坦玉」透過買賣及進貢來到中原，並受乾隆帝讚賞。
在這樣的背景下，乾隆帝對玉器製作有了更多想法，不僅對古代玉器鑑賞有自身的學養知識，在位時也讓宮中出現不少仿古玉器。這裡所說的仿古玉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仿古代玉器，如是次展品清乾隆〈玉戈〉（圖1），仿製商代玉製戈，並刻有「大清乾隆仿寶」篆書陰刻款。另一種情況則是以玉器仿古代青銅器造型，如展品清乾隆〈玉獸面紋貫耳壺〉（圖2），仿自商晚期青銅器貫耳壺，器頸處雕刻獸面紋，器底刻「大清乾隆仿古」隸書款。
仿古青銅器的玉器，並非創始於清代。回溯過去，南宋墓葬中已見有類似例子，但其實在明代以前並未常見，真正開始有一定數量的製作，可能始於明代中晚期，明神宗定陵出土〈金托玉爵〉便屬一例（圖3）。這件作品模仿古青銅爵，兩側雕刻有蟠龍形把，蟠龍弓身、爪抓口沿，放置在一金托盤中，整體造型可能有「壽山福海」之意。是次展覽也展出兩件明晚期至清早期〈玉蟠螭三足匜〉（圖4），模仿自古銅器之匜（筆者按：這類作品也有人認為是仿古代的青銅爵）。
對於「古」的態度
青銅整理及收藏作為「古」的意象，在乾隆朝有一定的發展，《西清古鑑》為重要材料之一。《西清古鑑》全書有40冊卷，為清朝第一部記錄宮廷藏古代青銅器的大型圖錄，共收錄1529件青銅作品。根據書前上諭可知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開始編纂，成於十六年（1751），最後於二十年（1755）刊刻成書。隨後還有一系列續作：《寧壽鑑古》（1781）、《西清續鑑甲編》、《西清續鑑乙編》（1793）（圖5）。
雖然現代學者對於《西清古鑑》製作與其紀錄褒貶不一，但回頭看，對當時的乾隆帝及朝臣來說，編纂《西清古鑑》的意義為何？《西清古鑑》序文中，乾隆帝云：「邃古法物流傳有自者，惟尊彝鼎鼐歷世桓遠，良以質堅而體厚，不為燥濕所移，剝蝕所損。淵然之光穆乎，可見三代以上規模氣象……。」能夠保留「古」法的物品不少，唯有青銅器因不易受環境影響，方可保留至今，乃是保留三代風采的佳作。「宣和博古一圖播在藝苑，繼之者有呂氏考古圖，而外此紀載寂寥，豈非力能致之，而弗能聚，所見隘而無足紀。我朝家法不事玩好，民間鑒賞概弗之禁，而朝廷陳列與夫內府儲藏者未嘗不富。朕於幾務晏閒間加題品夷，考舊圖多所未載，因思古器顯誨有時，及今不為之表章、載之簡牘，考索者其奚取徵焉。」乾隆帝感慨前代有宋徽宗朝《宣和博古圖》及呂大臨著《考古圖》，但在此之後，儘管朝廷民間多有收集古青銅器，卻少有專門著錄。乾隆帝深怕後世對當朝作品收藏不熟悉，甚至可能失傳，因此以「鑑古」為名，整理乾隆朝所藏作品，以遺後世。
清代的鼎盛時期，乾隆朝距離開國已過百年，政治合法性或不再是需關注的重點，且因政治安和，修復禮制關係也不是那般急迫。總的來說，向上追求三代理想政治不再是最終核心；向下對後代延伸，將當時所作、所為、所藏廣布人知，為本朝在後世的歷史評價鋪路，可能是乾隆朝作《西清古鑑》的另一原因。在此基礎上，乾隆朝對「古」的追求不再是亦步亦趨，也可能沒有過去宋代士大夫及皇室考究仔細。反而是在對「古」的整理時，出現當朝特殊的發展，正是「以玉仿古」的大量出現。
以玉仿古
如前所述，乾隆朝以玉器仿古分為兩種情況，在此將集中討論以玉仿青銅器部分，原因在於以玉仿古青銅器之例在乾隆朝數量特別大規模增加。以下將分別就器形及紋樣兩方面探討。
首先在器型方面，可見者有鼎、尊、觥、豆、觚等器型，在外表模仿上，都傾向端正清楚，且形制多所追摹，如是次展覽展出的清乾隆〈玉方鼎〉（圖6）、清乾隆〈玉象耳方壺〉（圖7）及清乾隆〈玉龍紋方瓶〉（圖8）等，皆照實模仿青銅器銳利的轉折及特有的出脊，這些特色將進一步影響乾隆朝玉器的製作。在模仿的過程中，範本往往是很重要的媒介，乾隆帝御製詩常見要工匠以《西清古鑑》為範本，如〈題和闐玉夔紋壺〉即提到：「和闐來玉夥，量質肖周壺（仿西清古鑑周夔紋壺為之）。糾繆夔紋蔚，提攜雙耳扶。他山本資石，姬室久貽圖。事或不師古，攸聞匪說乎。」前述〈玉獸面紋貫耳壺〉器身（圖9）及木座底部皆刻有此首御製詩（筆者按：刻於玉器上的御製詩省略詩註）。
《西清古鑑》記有作品的高度、寬度以及口徑大小，不免讓人懷疑乾隆帝命工匠仿《西清古鑑》的用意，是否希望遵循古青銅器的大小、尺寸來製作呢？事實不然。在玉器仿古青銅中，雖然模仿外形，比例上卻沒有照實仿作，御製詩〈題和闐玉漢鳬魚壺〉就提及這件作品雖在《西清古鑑》登記有之，但玉器作品的大小和青銅器大小有所出入：「和闐良玉琢壺成，取式鳬魚漢樣精，耳貫環垂合周製，鳬飛魚躍肖丁呈。古時無幸今時有，九寸高仍二寸贏（漢壺銅而非玉，蓋艱於得玉也。今西清古鑑所載漢鳬魚壺高儘九寸四分，是壺又贏二寸餘，乃就玉材為之，瑰珍鉅質，尤為古所未有）。理趣以勘察上下，世情益以慎虧盈。」雖然可以獲得較多玉料，乾隆朝對玉器的製作時常秉持著盡量善用玉料、不過多浪費的前提，反而放棄青銅器原有的大小比例，依照玉料的大小製作出最適合的大小比例。可以發現，即便模仿了古青銅器的外形，乾隆朝製作卻不拘於古代或完全追摹，而有所變通以應。
紋飾方面，也同樣有模仿青銅器紋樣玉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玉「文王」方鼎〉（圖10），器身上琢刻有饕餮紋，器外底刻有「魯公作文王尊彝」七字銘文。〈玉「文王」方鼎〉青銅器曾被收錄於《宣和博古圖》及《西清古鑑》中，上面的確有此七字銘文。可見除了模仿紋樣，就連青銅器上的銘文刻字也成為追摹的對象。
如果仔細觀察現存作品，能夠發現玉器仿古青銅器時，紋樣常較為簡化或規整，如〈玉獸面紋鼎〉（圖11），雖然照實的模刻出饕餮紋樣，在線條上不如古青銅器來得靈活流轉，趨向僵直；且在個別單位的詮釋上也脫離了原本青銅器的表現方式，如器腹中央的獸眼便屬如此。這樣的情況，可能表示當時工匠對古青銅器不夠熟識，古青銅器上的紋樣不再具特別意義，成了單純的圖樣表現也說不定。
向前看的乾隆皇帝
以玉仿古在乾隆朝意義為何，學者張麗端認為除了追摹古風，乾隆帝或許還帶有一點自我功績的陶醉，認為三代無法獲得如此大批的玉料製作這些家國重器，但乾隆朝卻可以達到，以此凸顯自己的偉大，並且認為乾隆帝刻意提倡仿古玉器來遏止「時樣」的流行。乾隆帝是否因此陶醉自身功業，並沒有太多證據佐證，但從幾首御製詩的內容可知，他的確很自豪可以獲取大量和闐玉料。
筆者認為乾隆帝會以玉器仿古，除了原料來源很多，也可能因應玉質堅硬的性質。其在〈詠周玉饕餮尊〉中提到：「尊稱饕餮西清圖，銅既有之玉豈殊，戒貪喻象垂嘉謨，他山良質加追磨。」認為玉也可以做出和青銅器一樣的作品；〈題舊玉祖丁尊〉中也有類似的說法：「祖丁取式子商古，饕餮為形意戒貪，銅貯西清茲致玉，欲題詞早自懷慙。」在〈詠漢玉蟠夔方壺〉中「切玉茲雖異，蟠夔卻弗殊」之詞，看出雖然材質不同，乾隆帝特別強調玉器可以和青銅一樣，雕刻出相同的紋飾。
在對青銅的敘述中，乾隆帝時常強調其質堅硬，如《西清古鑑》序文便提到「良以質堅而體厚，不為燥濕所移，剝蝕所損」，而在論玉的御製詩中，乾隆帝對於古玉的讚揚多次提及「入土出土各千年」、「卻歎玉堅猶若此」，強調即便千年埋藏於地底，玉器仍然可以保存，其質之堅令人驚嘆，想來可能是將玉料和青銅一同視為具有堅硬、不易損毀的特質。以這樣質堅的玉料仿古，可使作品流傳千年不易損毀。再加上乾隆帝對於「古」的界定並不僅在於追摹理想三代，而是在「古樸」、「不華囂」風格的追求之餘，更期待其留存永世，和為了政治正統性及「再現三代」的目的並不一樣。乾隆帝雖然同樣追崇歷朝歷代賢能君主，但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朝著未來、朝著前方展望，期許自己的聖君形象可永留後世。
以玉仿古的玉器，紋樣雖有部分簡化，風格卻學習了青銅器鑄造時特有的銳利邊角（圖12），和過往強調溫潤質感相當不同，也是過去玉器較少見之處。而大量的以玉仿古，或代表乾隆帝對於自我功績的陶醉，也或呈現乾隆帝有意對比兩者，認為玉在性質上相類於青銅，同樣具有不易朽壞的特質。在乾隆朝不注重青銅器價值的同時，乾隆帝以玉對比青銅重器外，大量以玉仿古或更代表玉器接續了青銅作為國家重器、傳之後代的大任，似乎有意抬高玉的價值。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王怡文〈乾隆朝宮廷玉器的再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張麗端《宮廷之雅 清代仿古及畫意玉器特展圖錄》專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年1月，頁15－53。
張麗端〈從「玉厄」論清乾隆中晚期盛行的玉器類型與帝王品味〉，《故宮學術季刊》第18卷第2期，2000，頁61－116、182－183。
許媛婷〈談乾隆皇帝敕編「四鑑」與鏡匣製作〉，《故宮文物月刊》第352期，2012年7月，頁34－43。
楊伯達〈清乾隆帝玉器觀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年4月，頁60－70。
余佩瑾〈《陶冶圖冊》所見乾隆皇帝的理想官窯〉，《故宮學術季刊》第30期第2卷，2013年3月，頁185－235。
王怡文( 10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