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舍開放與城市失落空間再現—藝術介入下「打開空間」的社會想像
日治時期作為臺灣初識現代性與「摩登生活」的起始，後來歷經政權更，遺留下來的建築資產，則在文資意識慢慢覺醒之際，慢慢地再利用成不同樣貌，「文藝空間」即為一例。透過這次的梳理，我倒也發現了這些空間從失落到重生，又再從新館舍運作邏輯的「再解放」過程中，藝術家們似乎也若有似無地參與其中，成了其中一個雖非掌握全局，卻讓人去注意某些誤區與盲點的存在。
再現的政治：Victor Burgin
柏根認為藝術是批判思考的實踐。在他的作品中，持續探討個人記憶和想像是如何塑造我們對物理世界的感知，正如他在「Ça」展覽中所述：「我最感興趣的，是我們對『真實生活』、『真實世界』的體驗如何被記憶與幻想所中介—我的所有作品，無一例外，都在試圖處理這個問題」。展覽標題「Ça」引自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明室》中的用語，象徵小孩指著某物說「Ça（那個）！」的隱喻，暗示攝影圖像感知的主觀與複雜性。應柏根的要求，展場特意不設置任何作品的說明文字，意圖創造能讓觀者自由解讀的場合，使藝術作品成為激發思考和批判詮釋的平臺。
著地的治癒技術：記第十七屆日惹雙年展 「具現的知識——挪移的立場」
在炎熱乾燥的10月，一行人搭著嘟嘟車來到班根吉沃村的小聚落。井然有序的房舍圍繞著一塊小菜園，這裡是村落婦女共同種植的菜圃，日惹藝術家阿楠．薩普托托（Anang Saptoto ）與農婦團體「Kelopok Wanita Tani」、在地青農「Ahli Tani Pepaya Pak Saphir」等合作。延續村落自耕的傳統，邀請在地建築系的學生一起為菜園搭建可供聊天休憩的農寮，將撿拾來的寶特瓶罐變成柵欄，為農地製作簡易的太陽能板成為自動灑水的利器。
雙面城市：11月的上海藝術
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為什麼今天不可能發生革命？〉一文中提到：「資本主義一旦開始把共產主義本身作為商品出售，說明資本主義已經得到完美實現。共產主義成為商品意味著一切革命皆被終結。」因此，在去革命化的今天，上海雙年展中的「宇宙主義」變成嚶嚶囈語，而藝博會、大賣場則空前繁榮，至少像《宇宙牌香煙》那樣先賺個吆喝。而藝術的消費化，在「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國家意志引領下，又被重新扮作新的理想主義，成為時代精神。
當代藝術拍賣市場全球總結：百萬美元區間交易量下降，交易頻率創新高
在相當熱絡的超當代藝術市場（40歲以下的藝術家）中，交易量比疫情前增加了30%。2023年上半年，有超過4,500件年輕藝術家的作品找到買家，這個成績似乎特別令人振奮，因為半年4,000件的交易門檻是近幾年（自2020年以來）才穩定下來的。價格低於5,000美元的作品交易量正在增加，而高價位的則緩和下來（今年價格超過十萬美元的作品較少），但是對一些非常傑出的年輕藝術家來說，市場仍是蓬勃發展的。
所有的相聚都是久別重逢──講座「航向心內的所在—郭雪湖的戎克船」林育淳分享研究郭雪湖的緣分與歷程
邁入深秋之際，國立歷史博館（以下簡稱史博館）與郭怡美書店合作舉辦「文物，有意思──史博館《歷史文物》書展」。講者林育淳談及自己研究郭雪湖的緣分與歷程。
中國最大的古玩撿漏大會：疫後長沙「2023湖南文物交流會」前線觀察
位於長沙市的「湖南文物交流會」作為中國境內最大型的古玩交流展會，自2009年開始每年於春秋兩季各舉辦一次。今年（2023）正式邁入第30屆，在古玩業界擁有響亮的品牌知名度，被業內人士視為全國文物市場「風向球」，兼任引領藝術品市場的作用。本屆由當地湖南大麓珍寶古玩城獨立承辦，參展規模創近年新高。吸引了2000多家商戶以及邀請10幾間國有文物商店參展。在當地大麓珍寶古玩城周邊四間飯店開放了600多間房間、1000多個地攤，彙聚各地破萬名的收藏愛好者。作為市場風向指標，是否代表中國古玩市場逐漸回暖的信號？
凝視絕望，才會找到希望：陳界仁個展「她與她的兒女們—引言與序章」
陳界仁深諳知識理論背後的「人性」是最為複雜的終極體制，因而拒絕提供科幻的快感裝置、許諾式政治或終局式救贖—從《中空之地》（2017）到《風摧肉身》中的諸眾繞行，皆未指示「彼岸」的空間方向性。更直白地說，他在此所欲探問的即是為什麼生產這麼多知識理論、主義教條後，全球處境仍越來越悲慘？那麼，我們又該怎麼辦？陳界仁呼籲：唯有盡可能地凝視粗暴的絕望，才會從中找到希望；亦即唯有嘗試感知絕望，並理解絕望從何而來，在跨過一個又一個的坎後，使其成為我們的切身問題，才可能在多向度的空間挪移中覓得岔出的著力點。
按壓的消失與表意的偏移
我們的雙手，在塑造對象的同時，也正在被對象塑造。雙手既能將此一與對象之間的互塑過程，保存在手部的記憶中，更能將之運用在其它對象上。就此而言，手實為一種媒介性存在。它並不書寫萬物，而是將自己提交給萬物，任由萬物書寫其上。它並不直接塑造萬物，而是以其記憶作為中介，使萬物得以跨越只能在當下互塑的時空限制，並在作為場域的手中彼此互塑。
（後）戒嚴時代的新媒體藝術策略（一）：巨型理性、分析式主體與現實性世代的藝術政治
事實上，在這16年中，除了社會學式的X、Y、Z世代、厭世代等世代劃分的挪用外，我們會發現對（新媒體）藝術創作者的世代觀察和剖析是付之闕如的。這種付之闕如背後有很多複雜的成因，但我們至少可以說，這種付之闕如呼應的是一種「觀察座標」、「深層感性」和「深層理解」上的失向和空洞。取而代之的是許多方興未艾和喊得震天價響的進口概念。對創作者、評論者、研究者和策展人來說極為重要的「理解」似乎在此變得越來越多餘，也越來越累贅。但我們現今面對的是一個以演算法、人工智慧、平台等數位和新媒體科技為主導的越趨複雜的世界，我們需要一套面對這樣一個以演算法、人工智慧和平台等數位和新媒體科技為主導的、越趨複雜的、世界的、新數位生存方式和回應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