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文杰專欄】學校大人物要向學生學習如何守護文化資產

隨著歷史的堆疊，台灣的文化資產的「申請」與「提報」近年來都有增加的現象，但是文資「自燃」、「強拆」也越來越多。

有怠惰官員將文資「自燃」、「強拆」責任，推委指向「文資新法擴大非所有權人提報權限」，怪罪就是因為公民網路串聯「提報」才造成拆除事件。當然這是推卸責任的說法。因為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早在2000年修法時，就已經明文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得接受個人與團體之古蹟指定申請，賦予人民得提出古蹟指定之申請。

文資提報案增加是趨勢，就國內而言，過去的鄉土教學及社區營造就是要調查校園周遭及社區的人、文、地、產、景，找出故鄉或是社區的「驚豔」之處或是找出有故事的場所。

有了來自民間的基礎調查當然就有「提報」的後續進程，而且文資的「提報」是彌補政府普查制度的不足。這種由下而上的文資提報運動其實也挑戰了過去威權政治，文化資產的認定不再由少數人說了算，人人可以論述文化資產。

台灣雖然有所謂的社造及鄉土教學，造成一波文化保存意識，也在1982年就已經有《文資法》；更上位的法令《憲法166條》亦規定國家有保護有關歷史、文化、藝術之古蹟、古物的責任。

但是台灣最主要問題是公部門對於文資並沒有正視，以公有財產為例，至今仍然有許多政府部門價值觀偏差，他們不願意用保護的心態，來面對自己機關館舍裡面一些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老建築，而這個現象竟然也發生在台灣的教育單位。

而每每遇到文資「強拆」、「自燃」，主管文化的官員都會大喊口號表示，有待加強「文資保存再教育」。翻閱《文資法》，的確談到了文資教育。《文資法》第12條：「為實施文化資產保存教育，主管機關應協調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督導各級學校於相關課程中為之。」但無論是文化部或教育部都忽略了是誰最需要「文資保存的再教育」？「文資保存教育」要怎麼做？除了鄉土教學，也很少教師把文化資產教育融入其任教的科目當中。

文化資產不被重視，需要再教育者，某些時候是出現在校園的領導階層，是學校的大人物。過去專門培育師資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在2002年曾經想要把日治時期，具有文化資產價值的行政大樓、普字樓、文薈廳拆除，公民只好發起「提報」運動，結果行政大樓、普字樓、文薈廳被台北市文資會指定成古蹟，師大行政高層不服，還打了行政訴願，接著上訴到最高法院。試問當校園大人物拒絕校內老建築成為文化資產，還能指望他們培育出來的學生從事教育工作後能推廣文資教育嗎？ 到底是誰做了負面示範？到底是誰該受文化資產教育呢？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前校長，也是現任教育部次長姚立德等校方人士主張在北科大古蹟紅樓旁興蓋一座68公尺高鐘樓（樸樓），而高聳建築有沒有遮蔽古蹟北科「紅樓」及歷史建築「一大川堂」，由設計圖來看應該是非常明顯的。因此這個建築遭受建築專業者及部分校友反對，但擔任校長、次長的大人物，文資認知如此淺薄，實在讓人擔憂。

再細數今年，有關學校高層，拒絕學校管理的財產內有歷史意義的老屋成為文化資產的還有：國立台灣大學的俞大維故居案、國立政治大學化南新村案、彰化高中的日式宿舍群案，這些學校高層對校園有老屋被指定成文化資產大多表示很「遺憾」，試問作為教育機關的校方高層若都是這樣態度，又怎麼跟社會普羅大眾進一步談文資教育？

所幸台灣的文資保存還有一點希望，那就是有一群學生能保有赤子之心，例如彰化高中的日式宿舍文資保存運動是校友利用網路發起的，結合目前正在就學的高中生，自主集合同學打掃宿舍環境，樹立了文資教育的典範。

另一個值得表揚的案例是彰化南郭國小師生，他們感嘆彰化有許多老屋被拆，在老師陳宥妤、吳嘉明的帶領下，開始自主進行歷史調查，向文化局爭取獲得「南郭郡守官舍群」中兩棟建物營運權，這是國內由國小師生進行守護文化資產的成功案例。

就在2018年5月25日，彰化高中的幾位學生與南郭國小幾位師生參加了彰化107年度第四次有形文化資產審議，他們勇敢登記發言並實際行動，提出文化資產論述。這甚至可能是台灣小學生第一次參加文資會的先例，最後南郭國小旁的「南郭宿舍5號、5-1號」決議指定為縣定古蹟。「國立彰化高中日式宿舍群」審議案當中校長宿舍指定為古蹟，有三棟教職員宿舍登錄為歷史建築。這份爭取校園老屋成為文化資產的光榮應該是屬於這些年輕人的。

筆者認為留下文化資產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下一代，尤其是大多數的年輕學子，礙於學校制度、家長態度，他們並沒有機會參加文資會，因此大人們的責任反而是替下一代守護好文化資產，說出他們的想法。

而當學校內的高中生、小學生大聲疾呼守護文資，校方高層反對校園有歷史老屋成為法定文化資產，難道處於學校高層的大人物們不會感到汗顏嗎？還是因為他們長期缺乏文資教育？

筆者認為保護文資必須回到赤子之心，該受文資教育的不是只有學生，還包含政府機關的管理者，因此請學校高層的大人物多多向這些守護文資的學生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