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文杰專欄】困難且具爭議的潛力文化資產：吳鳳故居與吳鳳墓

吳鳳神話不乏以訛傳訛造成的誤導，及刻意塑造的傳說，雖然「傳說」，不盡符史實，但是見證日治以來以吳鳳為教育題材之變遷。無論是故居、墳墓、碑、匾，或是藝術創作，都是研究文化資產的題材。

蕭文杰

2020.09.01

吳鳳曾經是臺灣社會當中耳熟能詳的人物，由於「捨身取義」的故事是一個政治上宣傳的好題材，日本政權與戰後來臺的國民政府，皆以官方之力，修繕嘉義縣中埔鄉社口村的吳鳳廟（阿里山忠王廟），並將其列入法定文化資產]的項目去保護（註1），兩個政權也都將這樣的故事編入教科書當中，廣為稱頌及宣傳，演變成人們深信不疑的故事。甚至在官方的鼓吹之下，有不少藝術創作與吳鳳有關，例如大岡春濤1927年以《活著的英靈》描繪吳鳳騎白馬的英姿入選首回臺展的東洋畫部。光是以吳鳳為題材的電影就至少有3部，分別是1932年由「日本合同通信社電影部」臺灣電影製作所拍成劇情片《義人吳鳳》；1949年張英、張徹合導拍成《阿里山風雲》；1962年臺製廠聘請香港名導演卜萬蒼，舞臺設計家顧毅擔任布景設計，王引、張美瑤擔任男女主角，拍攝的寬銀幕彩色國語電影《吳鳳》（註2）。1943年林摶秋導演、簡國賢編劇、呂泉生配樂的舞臺劇《阿里山》也是以吳鳳故事為背景，分別在桃園與臺北公會堂（註3）演出。知名的舞蹈家林懷民也曾有「吳鳳」的舞碼；雕塑家蒲添生也本著「仁愛」精神創作了〈吳鳳騎馬銅像〉（註4）。這一些藝術家之所以「吳鳳」為創作，並非是惡意欺騙，而是吳鳳「殺身成仁」的故事在政府的刻意渲染灌輸下，已經根深蒂固，深植人心。

大岡春濤的吳鳳畫作《活著的英靈》。（圖片來源：臺展資料庫網站）

1943年舞台劇《阿里山》演出一景。（圖片來源：國家電影與視聽文化中心）

過去歷史學家並非都沒有人質疑「吳鳳神話」的不合理之處，例如林衡立在1950年代發表了「阿里山曹族獵首風俗之革除」就提出反證，只不過這篇文章是發表在《中國民族學報》，這類刊物並不普及，大眾不易看到。直到1980年7月28日，陳其南在通俗的《民生報》七版發表了〈一則捏造的神話─「吳鳳」〉，這篇文章撼動了臺灣社會，人們開始懷疑長久以來政府造假、愚民，後續引發了原住民運動，於是立於嘉義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在1988年被拉倒，1989年吳鳳鄉也在原住民的抗議下更名為阿里山鄉，同一年教科書也將吳鳳的故事由課文中移除。

但是鮮有人知，吳鳳的故居、吳鳳墓至今尚存，在沒有《文化資產保護法》（下簡稱文資法）的年代，1978年竹崎鄉公所就已經奉命在吳鳳的故居、吳鳳墓前方製作「古蹟」解說石碑。

吳鳳故居前方有竹崎鄉公所立的「古蹟」解說大理石碑。（攝影／蕭文杰）

1979年，中華民國內政部著手研議文化資產政策，又將位於竹崎鄉的吳鳳故居、吳鳳墓列入所謂的「暫定古蹟」名單之中，只不過「1979中華民國內政部暫定古蹟」與1982年之後《文資法》所談論的「暫定古蹟」完全不同。「1979年中華民國內政部暫定古蹟」是政府在沒有《文資法》下的「古蹟預備名單」，並不具有任何法律保障效應，不是真正的法定文化資產，嚴格來說其功能是日後《文資法》立法後的古蹟指定的參考依據。但隨著社會運動興起，相關研究報告出爐，眾人指責吳鳳神話捏造，破壞族群和諧，吳鳳故居與吳鳳墓由早期政府年年舉辦祭典的高人氣場所，變成了為文化資產界的禁忌，鮮少有人願意談論這樣的場所是否有文化資產價值。

我們不可否認「吳鳳神話故事」內容有許多以訛傳訛或是杜撰的爭議，但是因為吳鳳所留下大量不同時代的史料，卻又是值得研究，因此姑且把這類容易引起社會爭議，可能會挑戰社會禁忌的歷史建築物、文獻、文物，歸類到「困難的潛力文化資產」。

不過筆者認為，這些「困難的潛力文化資產」有助於釐清「吳鳳傳說」，若就文化資產保存及歷史真相角度，臺灣社會不應閃避這樣的議題。

吳鳳是真實人物但吳鳳神話有矛盾之處

由於吳鳳神話被學者指證捏造，坊間在傳播這類消息時有時候過於簡化，連帶的不少人認為吳鳳是不存在的人物。不過無論是陳其南、薛化元、翁佳音、李亦園等學者，他們所抱持的論點，都是吳鳳神話缺乏足夠的史實考證依據，吳鳳神話的內容與原住民慣習不符，但是他們並沒有否認吳鳳是真實存在的人物（註5）。

關於吳鳳神話故事，文獻通常是引用清朝劉家謀的《海音詩》（咸豐5年，1855）及其附文，與倪贊元的《雲林縣采訪冊》（光緒20年，1894），將其視為早期的重要文獻。

《海音詩》詩文：

紛紛番割總殃民，誰似吳郎澤及人。拼卻頭顱飛不返，社寮俎豆自千秋。

附文：

沿山一帶有學習番語、貿易番地者，名日「番割」；生番以女妻之，常誘番出為民害。吳鳳，嘉義番仔潭人，為蒲羌林大社通事。十八社番，每欲殺阿豹厝兩鄉人，鳳為請緩期，密令兩鄉逃避。久而番知鳳所為，將殺鳳。鳳告家人曰：「吾寧一死以安兩鄉之人。」既死，社番每於薄暮見鳳披髮帶劍騎馬而呼，社中人多疫死者，因致祝焉，誓不敢於中路殺人。南則於傀儡社，北則於王字頭，而中路無敢犯者。鳳墳在羌林社，社人春秋祀之。

《海音詩》是劉家謀擔任臺灣府學訓導時期所寫，寫作地點於嘉義番仔潭（位於今嘉義縣竹崎鄉），正好是吳鳳故居所在的地方。推測劉家謀在此聽聞地方的鄉野口傳故事，假若吳鳳過世是在乾隆34年，那寫作的時間距離吳鳳過世的時間已經有86多年，在此之前並無任何文獻紀載吳鳳為鄒族原住民殺害的事蹟。

《海音詩》，詩文中提到吳鳳身分的確是通事的身分，導致吳鳳死亡的原因是吳鳳密令兩鄉逃避，久而番知鳳所為，將殺鳳。相關學者大多認同這樣記述，應是吳鳳傳說之最樸實的面貌。《海音詩》的內容說明了鄒族人是在知情且憤怒下殺害吳鳳，並非如後來神話所描述是不知情的。附文中也說明了，吳鳳的死並沒有改變原住民出草的習俗，只是不犯中路。

而李亦園等學者對《海音詩》也提出了學術觀點的質疑，因為附文談到吳鳳死後，瘟疫流行，所以不犯中路。但事實上，瘟疫跟獵首是相關的，有瘟疫則更需要獵首祭靈，怎麼可能因為瘟疫而放棄祭首？

至於關吳鳳為何而死？李亦園相關學者認為，《海音詩》的文本較後期種種版本樸素，在這個口傳的鄉野傳說中，吳鳳為保護鄉民而阻止鄒族人獵首不幸被殺，鄉人感念他的恩澤，每到春秋都到他的墓上祭拜，但只是把他當作逝世的先人祭拜，並未把他尊為神去奉祀。李亦園同時也指出，披髮帶劍的形象完全是漢人的自然觀，不合於臺灣原住民的神靈觀。

臺大圖書館所藏《雲林縣采訪冊》。（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清朝時期關於吳鳳的文獻十分稀少，《海音詩》之後，間隔了39年，也就是光緒20年（1894）倪贊元的《雲林縣采訪冊》才再度在「附通事吳鳳事蹟」提到了吳鳳。

「附通事吳鳳事蹟」內文指出:

吳鳳，打貓東堡番仔潭莊人。少讀書，知大義，能通番語。康熙初，臺灣內附，從靖海侯施琅議，設官置戍，招撫生番，募通番語者為通事，掌各社貿易事。然番性嗜殺，通事畏其兇，每買游民以應。及鳳充通事，番眾向之索人；鳳思革敝無術，又不忍買命媚番，藉詞緩之，屢爽其約。歲戊戌，番索人急，鳳度事決裂，乃豫戒家人作紙人持刀躍馬，手提番首如己狀，定期與番議。先一日，謂其眷屬曰：「兇番之性難馴久矣，我思制之無術，又不忍置人於死。今當責以大義，幸而聽，番必我從；否則，必為所殺。我死勿哭，速焚所製紙人；更喝『吳鳳入山』。我死有靈，當除此患」。家人泣諫，不聽。次日番至，鳳服朱衣紅巾以出，諭番眾：「以殺人抵命，王法具在；爾等既受撫，當從約束，何得妄殺人！」番不聽，殺鳳以去；家屬如其戒。社番每見鳳乘馬持刀入其山，見則病，多有死者；相與畏懼，無以為計。會社番有女嫁山下，居民能通漢語，習聞鳳言歸告。其黨益懼，乃於石前立誓永不於嘉義界殺人；其厲乃止。居民感其惠，立祠祀之。至今上四社番猶守其誓，不敢殺擾打貓等堡。

針對《雲林縣采訪冊》，李亦園認為:「居民感其惠，立祠祀之」與《海音詩》紀載不同，「立祠祀之」是神化階段。同時他也認為《雲林縣采訪冊》有所謂新添的情節，例如「然番性嗜殺，通事畏其兇，每買游民以應。」是不符合原住民風俗，想像出來的情節。另「我死勿哭，速焚所製紙人……次日番至，鳳服朱衣紅巾以出」、「會社番有女嫁山下，居民能通漢語，習聞鳳言歸告。其黨益懼，乃於石前立誓永不於嘉義界殺人」都是新添的。

日本時代，日人因統治對吳鳳大感興趣，對吳鳳神話又有加油添醋的渲染，尤其吳鳳神話有助於減少日本開伐臺灣廣大的森林資源的阻力。於是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親自至吳鳳廟祭祀，並且立了「阿里山番通事吳元輝碑」，日本政府重建地震受損的中埔吳鳳廟，在教科書中更將吳鳳改寫成用犧牲感化原住民的人。國民政府時期，吳鳳又被加入了「成仁取義」的中國倫理價值，編入國立編譯的課文中，直到了1980年，吳鳳神話終於被揭穿了。

吳鳳故居內嘉慶6年之「脩扞于艱」匾。（攝影／蕭文杰）

吳鳳故居與吳鳳墓的文化資產價值

筆者偶然機會，路過吳鳳故居與吳鳳墓，認為即使吳鳳神話有某些是杜撰，過去的教科書對於口傳神話缺乏考證，就編列入教科書中其實非常不妥，但並不能否定吳鳳故居與吳鳳墓具有文化資產價值。

首先吳鳳故居是木竹為主構建的合院建築，建築年代無法得知（註6），建築表現出嘉義竹崎的地域風貌，造型雖然樸素，但卻是區域性建造物中較有特色。若與1962年為了拍攝寬銀幕彩色國語電影《吳鳳》的新聞影片相對照，故居的樣式幾乎沒有太多變化。

「脩扞于艱」匾為吳鳳孫吳奇玉所立，內有關鍵人物嘉義縣知縣楊發和。（攝影／蕭文杰）

吳鳳故居內部有古匾、吳鳳神像等重要文物，其中「脩扞于艱」（註7）匾額初步判斷是清嘉慶6年的古物。「脩扞于艱」匾上款:「臺灣北路左營都閫府加五級紀錄五次潘，臺灣府嘉義縣正堂加五級紀錄五次楊奉獻」，下款:「□首吳奇玉立，嘉慶六年辛酉仲秋月穀旦」。古匾關鍵人物是嘉義縣知縣楊發和與吳鳳的孫子吳奇玉。此匾是重要文物，有賴科學方法研究，無奈過去大多被形容字跡模糊。

「殺身成仁」匾，明治45年台灣總督伯爵佐久間左馬太頒贈。（攝影／蕭文杰）

至於日治時期也留下「殺身成仁」、「流芳後世」兩匾。「殺身成仁」匾是明治45年，有「臺灣總督伯爵佐久間左馬太（註8）」、「陸軍大將」印之落款。「流芳後世」匾，昭和6年11月立，是第14任臺灣總督太田政弘（註9）所頒贈。擁有日本時代兩任總督留下匾的吳鳳故居，見證日治時代的以吳鳳神話為政治宣傳的政策，也說明了故居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