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吾之道:何德來回顧展」,展出日治時期出生的臺灣藝術家何德來(1904-1986)一生的藝術創作與文件檔案。何德來是第一位出身竹苗地區並進入東京美術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的臺籍西洋畫家,以糅合和歌與油畫的創作風格,自1990年代起,吸引著藝術史學者的注意。(註1)

出身中臺灣的何德來,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之後返回新竹,投入在地美術的發展。直到1934年因病回日休養,之後在日本以「反帝展的純在野團體」的新構造社(1936)為中心持續的發表作品。(註2)
二次大戰以後,留在日本的何德來,被納入「海外華人」的範圍。這個時期,日本華人界在政治立場上游離於共產中國(Communist China)、自由中國(Free China),而中華民國政府亟欲安定在日華僑組織,爭取日本的支持(註3)。1956年,日本東京華僑總會組成「回國祝壽團」,來臺祝賀總統蔣介石(1887-1975)七秩華誕,何德來作為團員赫然在列。此次來臺,何德來有兩個目的,就是在臺北中山堂舉辦個展,以及向蔣介石獻納油畫〈太陽出來〉(此舉應視為東京華僑總會在立場上的表態,註4)。在當時個展邀請函所備註的後援名單中,有何德來的新竹同鄉畫家鄭世璠(1915-2006),也有擔任東京華僑總會的顧問林宗毅(1923-2006,註5)。

對中國書畫收藏有涉獵的讀者,必然不會錯過林宗毅這個名字。板橋林本源家族出身的林宗毅,以家族園邸建築「定靜堂」為堂號,建立龐大而精美的收藏,尤其以明、清與近現代中國書畫為主。林宗毅晚年將自己的收藏,分別捐贈給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發行精美的圖錄,對中國美術的保存與普及頗有貢獻(註6)。
在何德來「吾之道」的展覽中,可以看到幾幀與林宗毅有關的文件,可見兩人的交情不僅限於僑團。林宗毅與何德來,各自屬於「中國美術史」與「臺灣美術史」的研究關懷對象。兩人年紀相差19歲,卻於同一時代彼此交會。兩者如何相識?所在的領域是否有所交集?本文以林宗毅經營、何德來協助主持的「飛鳥畫廊」為中心,結合此次「吾之道」展出的文件,說明林宗毅在不同藝術領域中的多重角色。


林宗毅的中國美術收藏
林宗毅,1923年生於臺北板橋,屬林國芳「源記」一脈,少時就讀臺北高校(今臺灣師範大學)文甲,受到該校教師《萬葉集》專家犬養孝(1907-1998)影響,從此熱愛和歌。1944年林宗毅自臺北高校畢業,進入臺北帝國大學就讀醫學部,戰後進入臺灣大學外文系。1950年赴日,進入東京大學大學院深造。在日經商之餘積極蒐集中國美術,承繼了家族長輩林熊光(1897-1971)、林柏壽(1895-1986)等人的收藏傳統。
中國美術史學者鶴田武良(1937-2009)指出,林宗毅的收藏「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從中國東渡至日本,並經由日本商社的仲介,大量流到市場進行販售。」(註7)直指其收藏的主要特色。林宗毅曾自述,早在1940年代就已開始從事中國書畫收藏。藏品中有日治時期在臺日本文人尾崎秀真(1874-1949)舊藏的周凱〈青鐙課讀圖〉、本間榮吉舊藏謝琯樵〈畫石軸〉(根據研究,此作中間曾一度由家族長輩林熊光收藏)等,並非戰後才從中國流出,而是戰前在臺日人的珍藏(註8)。但是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破四舊」,引起的文物輸往國外的浪潮,或許也促使林宗毅在1960年代以後,更致力於中國美術的收集、保存與推廣。

扣除周凱〈青鐙課讀圖〉等,可能承繼日治時期家族舊藏或在臺日人藏家的書畫,林宗毅重要的書畫收藏集中在中國清代至近代,尤其以上海書畫、篆刻名家吳昌碩(1844-1927)的作品為主要代表。吳昌碩在日本名聲頗豐,林宗毅很可能在日本寓居期間,便陸續收藏許多吳昌碩的作品。其中這件完成於吳昌碩晚年的〈藤花〉,是其大筆寫意花卉的典型風格,結合書法線條入畫,表現藤本植物枝條交疊、錯綜的意象,曾在2021年臺北故宮「典藏新紀元─清末民初的上海畫壇」中展出。


林宗毅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眾多書畫中,亦有後來經政府列冊成為國寶者,如北宋朱熹(1130-1200)《易繫辭》冊,為節錄《易傳》內容的大字墨蹟,每行二字,氣勢強健,運筆迅速有力,是為朱熹少數傳世的大字書法之作。

此作有清宮舊藏鈐印,民初大收藏家羅振玉(1866-1940)宸翰樓收藏印與題跋,以及附有戰後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陳之邁(1909-1978)的題跋:「朱文公真蹟流落海外。志超仁兄收而藏之。洵盛事也。五十八年己酉初春陳之邁拜觀並識。」其中「志超」為林宗毅別號,由此可知《易繫辭》至少在民國五十八年(1969)前就為林宗毅所藏,且在此之前即「流落海外」。1983年林宗毅將此冊捐贈臺北故宮,2016年經文化部指定為國寶。

值得一提的是,陳之邁觀覽林宗毅收藏《易繫辭》,並留下題跋的時間點,差不多是林宗毅在日本同時經營「飛鳥畫廊」,並兼顧當代藝術展覽與古美術出版的時候。

當代、古美術兼營的飛鳥畫廊
在臺北市立美術館「吾之道:何德來回顧展」的會場中,展出數幀何德來在「飛鳥畫廊」舉辦個展、聯展的邀請卡、目錄。何德來是怎麼跟林宗毅認識的呢?林宗毅又是如何兼營當代藝術展覽與古美術出版的活動?1977年一則有關「飛鳥畫廊」的成立報告寫道:
飛鳥會的由來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在新宿,有一位東大出身的林宗毅先生,經營貿易商,作為美術的收藏者,蒐集國內外好作品的人,決定開畫廊。而有關畫廊的運營一切,委由何先生主持,成為飛鳥會成立的發端。(註9)
由此可知,飛鳥畫廊(與之後的飛鳥會)的成立開端,與1957年左右何德來與林宗毅的相識有關,剛好可對應兩人以東京華僑總會成員身分來臺參觀的時間點。追溯相識契機,很可能與戰後初期日本各地華僑總會的成立,原本各自活動,且立場不一的在日華人被凝聚起來有關。
據「吾之道」展出1967年「新構造社20人展」邀請函,畫廊主林宗毅的記述:「此次在西新橋開設小小的『飛鳥畫廊』。提供美術、工藝品的展覽」,可知飛鳥畫廊成立的時間要等到1967年,此時距離何德來與林宗毅的相識已過了十餘年。飛鳥畫廊的地址位於東京都新橋站往虎之門站的方向,從「吾之道」展出的文件來看,1967年畫廊有新構造社的聯展,以及何德來的油畫小品個展。除此之外,隔年還有「第一回蕉葉展」,這是以臺北高校關係者為主的美術展覽會(註10)。另外,在臺灣出版有關海外華僑活動的調查書籍中,也提到畫家郭東榮(1927-2022)、方昭然(東方昭然,1923-2008)等旅日華人在此辦展的消息,相關書籍也並將飛鳥畫廊定位為「為華僑畫家服務,展覽我國美術品。」(註11)內容雖有偏頗(新構造社大部分的成員都是日本人),卻也反映當時政府對海外華人活動的期待。
至於林宗毅成立飛鳥畫廊的原因,在1977年的飛鳥會成立報告有提到:
林先生不但蒐集日本一流作家的作品,對於未出名的作家,如果有好作品也有收買的習慣。此外他認為相較歐洲、美國作家,日本作家的作品價格非常之高,因此抱著懷疑的態度。他有意以畫廊的經營來減輕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他持著這種理想……從每次展出的作品當中買下好作品。(註12)
所謂「相較歐洲、美國作家,日本作家的作品價格非常之高」,指的應是日本畫家的作品被市場哄抬價格。實際上,1950至1960年代間,日本因美國投入朝鮮戰爭的大量軍需需求獲得經濟復甦的機會,並迎來數波景氣高峰,並於1968年正式超越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活絡促使日本藝術市場高度發達,或導致畫價被炒作。林宗毅成立飛鳥畫廊的時間點,剛好處在此次景氣高峰的末段,他希望藉由參與當代藝術市場,減緩此現象對藝術產業造成的傷害。

另一方面,飛鳥畫廊也是林宗毅「定靜堂」中國美術收藏事業的一環,其證據是,飛鳥畫廊成立之後的隔年(1968),《定靜堂藏中國明清書畫圖錄》以該畫廊出版部的名義發行,此書可說是了解林宗毅收藏面貌的重要資料。
從時間點來看,此書出版不僅對應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也呼應1968年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的開設。有趣的是,該書僅限量一千本,根據林宗毅所撰寫的序言,《定靜堂藏中國明清書畫圖錄》的出版是為了分享給中國書畫的研究者,為此,林宗毅委託1920年代成立的美術出版社求龍堂負責印刷製作,以及過去臺灣大學的老師吳守禮(1909-2005)撰寫作者小傳,可說是側重學術導向的一次出版。
然而,1970年代日本經濟增長率銳減,加上畫廊經營出現狀況,「畫廊的經濟不但出現紅字,每個月更有幾萬元的出血」,最終畫廊經營不到幾年就宣布結束營業。(註13)
不過,林宗毅出版自身的收藏活動並未因此停止,1970年,林宗毅以堂號為名成立「定靜東方美術館」,有意以私人美術館的形式展示自身收藏,並發行《定靜堂東方美術館開館紀念展目錄》(限定五百本,非賣品),由於恰逢其母親逝世,此次出版多了哀悼的意味。同時,林宗毅也在該書序言中提到,板橋林本源園邸在戰後化為廢墟的哀傷。隨著國內外人士的呼籲,也促成日後園邸修復的聲浪與行動。只可惜林宗毅成立私人美術館的理想最終並未實現,而是以捐贈收藏到各美術館的做法,讓觀眾得以觀覽他的珍藏。
附帶一提,負責《定靜堂東方美術館開館紀念展目錄》寫真攝影的「長谷川光雄」,很可能是林宗毅在臺北高校時代的同窗,也是「蕉葉展」的一員,參與了1968年飛鳥畫廊的第一回展,並在之後參與1970年飛鳥會的其他展覽。(註14)
小結
從結果來看,林宗毅經營、何德來主持的飛鳥畫廊活動雖短暫,卻同時在海外中國美術收藏的出版史、戰後在日臺人的藝術活動中,都具有重要地位,甚至一度成為原臺北高校師生組成的「蕉葉展」舉辦場地。並且,隨著飛鳥畫廊結束營業,以何德來為首,曾在該畫廊辦展的藝術家,為了紀念飛鳥畫廊,自主成立畫會團體「飛鳥會」,每年持續活動辦展,一直到1970年代末仍保持活動。(註15)
另外,在此次北美館「吾之道」裡陳列的1970年9月飛鳥會柳屋畫廊展覽邀請函,也能看到「定靜東方美術館協贊」,可見即使飛鳥畫廊結束營業,林宗毅仍持續贊助友人展覽。同時,從《定靜堂藏中國明清書畫圖錄》與《定靜堂東方美術館開館紀念展目錄》分別有吳守禮與長谷川光雄的參與製作來看,林宗毅在戰前臺灣的師友網絡,亦為其戰後從事中國美術收藏出版的活動提供助力。而為《定靜堂東方美術館開館紀念展目錄》攝影的長谷川光雄,亦曾參與蕉葉會在飛鳥畫廊的展出,可見林宗毅經營古美術出版事業與藝廊的關聯性。
隨著當代學科高度專業分工化,在藝術史學科中,中國美術史與臺灣美術史各自衍為專業且壁壘分明的學術領域。此現象固然有助於尚在發展階段的臺灣美術史,建立自身學術的主體性,卻也容易出現後設的學科影響歷史書寫、詮釋。以本文分享的飛鳥畫廊經營為例,林宗毅顯然將何德來的作品理解為廣泛的「現代藝術」,因此與其說飛鳥畫廊處於中國與臺灣美術史書寫的縫隙,不如說飛鳥畫廊(與林宗毅)同時關注古代與現代的藝術收藏與藝術市場,與如今當代畫廊收藏傾向受學科、意識形態劃分而壁壘分明的情況截然不同。藉由此次「吾之道」揭示林宗毅與何德來交往的文件,以及梳理林宗毅的美術收藏、展示、出版,可見林宗毅具有跨學科的研究價值,值得吾人繼續留意。
註釋:
註1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異鄉與故鄉的對話:旅日臺灣前輩畫家何德來畫集》,臺北:史博館,2001。
註2 時事新報社編《時事年鑑》昭和12年版,東京:同編者,1936,頁466。
註3 王恩美〈1970年代中華民國對日僑務政策之變化:以中日斷交前後為中心〉,《國史館館刊》48期,2016年6月,頁175-216。
註4 〈東京僑團昨日抵台〉,《中國日報》,1956年7月25日(版1);〈向 總統副總統致敬 東京僑團昨抵臺 擬留臺一月參觀祖國進步情況〉,《中央日報》,1956年7月25日(版4);〈留日畫家何德來 十一日畫展〉,《中央日報》,1956年8月6日(版3)。
註5 《何德來畫展目錄》,1956年8月10日。感謝何德來家屬提供影本資料。
註6 河田昌之〈林宗毅,好畫百軸的喜樂 定靜堂收藏與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中國書畫.日本收藏─關西百年收藏記事》,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15,頁174-187。
註7 鶴田武良〈定靜堂コレクションについて〉。收錄於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編《定静堂蒐集:近代百年中国絵画》,和泉:同編者,2000,頁210-215。
註8 黃琪惠〈台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5期,2007年12月,頁111-139。
註9 〈飛鳥会の佳德会〉,1977。收錄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我的路:何德來詩集》,臺北:史博館,2001,頁168-169。
註10 蕭亦翔〈【名單之後】藝術之眼.體育之心─船曳實雄的繪畫之路〉,《名單之後:臺府展史料庫》:https://pse.is/59y7wz(2023/10/10瀏覽)。
註11 中華民國航運學會《航運年鑑》2期,1969,頁302;僑務委員會第三處《華僑經濟參考資料》338至361期,1970,頁18。
註12 〈飛鳥会の佳德会〉。收錄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我的路:何德來詩集》,頁168-169。
註13 〈飛鳥会の佳德会〉。收錄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我的路:何德來詩集》,頁168-169。
註14 蕭亦翔〈【名單之後】藝術之眼.體育之心─船曳實雄的繪畫之路〉;《1970年飛鳥會柳屋畫廊展覽邀請卡》。
註15 〈飛鳥会の佳德会〉。收錄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我的路:何德來詩集》,頁168-169。
文圖請見《典藏.古美術》374期〈重探林宗毅在中國古美術收藏與戰後臺日美術史的角色——從北美館「吾之道:何德來回顧展」飛鳥畫廊相關文獻談起〉,作者劉錡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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