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封後的歐洲美術館──防疫、經濟與反思

隨著疫情趨緩，歐洲各國已自五月起逐步「解封」，各大藝文場館也陸續恢復開放。疫情尚未完全解除前，戴口罩、1.5公尺安全距離、線上預約、限定人數、規定觀展動線，成了博物館得以重新接待觀眾的必要條件。相較於美國，歐洲、尤其是提出「文化例外」（exception culturelle）概念的法國，大量仰賴國家經費補助—儘管逐年縮減—的公立博物館模式，似乎在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公共衛生危機，史無前例的關閉所帶來的嚴峻財務挑戰時，似乎顯得不那麼慌亂，多能持續維持運作。長達兩個月的閉館期間，法國美術館和全球各大博物館一樣，也紛紛轉向線上平台，除了官方網站，動員各社交媒體（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YouTube）推出線上展覽、介紹藏品、直播講座、比賽、遊戲、電玩等各式各樣兼具教育和娛樂功能，著重公眾參與和互動的項目，提供別樣的美術館體驗。

網路—封城閉館間成為博物館與外界溝通的唯一管道，是否為博物館指引了一條新的道路？就此帶領博物館進入數位時代，甚至徹底改變博物館的運作模式？危機亦轉機。社會停擺的「非常時期」，同時也提供了深刻思考的難得機會。此次疫情危機一方面暴露了博物館運營過度依賴私人贊助或商業收入的風險和脆弱性，同時也讓博物館從業人員重新思考機構的定位、功能和使命。筆者電話採訪了巴黎和羅馬六位美術館館長和藝術總監，從他們的切身經歷，各自服務機構對新局勢的應對、思考和所關注的議題中，試圖勾勒一幅歐洲美術館的明日圖景。

法國政府宣佈小型美術館自5月11日起可開放，座落於巴黎14區、佔地350平方公尺的賈科梅蒂基金會即於5月15日重新開館，延長展出廣受好評的「尋找遺失的作品」展，並於7月4日推出新展「行走的人」。原本訂於四月下旬舉行的當代藝術家道格拉斯．高登（Douglas Gordon）個展則延至明年。

「閉館期間，儘管在財務上蒙受損失，但我們保留了全部員工。我們或許比其他美術館情況好些，因為從一開始就採限制參觀人數的政策，不完全仰賴門票收入。這次疫情證明了賈科梅蒂基金會選擇的機構模式是正確的：規模小，私密的參觀體驗，觀眾必須網上預約參觀時間和限定入場人數等。自5月15日即重新開放後，我們看到的是一群興高采烈的觀眾，不僅意味著人們渴望文化，也體現出對格局如居家環境的小美術館充滿信心，鼓勵我們朝此方向繼續努力。隔離期間出現過許多猜測、預言，認為『疫情後』的美術館將失去觀眾，因大家已習慣在網路上觀看作品。的確，人們會繼續在網路上看藝術，但同時也領悟到，『線上』和『面對面』觀看藝術是兩回事；線上觀賞反而讓人更想去美術館看實品。 

我們始終以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此次危機，在隔離期間透過線上提供許多活動，獲得廣大迴響。例如，我們將平時在美術館舉辦、邀請各國藝術史家主持的『現代性學校』講座移到線上，例如請日本學者從日本直播介紹藤田嗣治等等。在一個關注環保問題、講求節能減碳的時代，在線上直播講座，不僅每次吸引70-250名觀眾，也能和美術館同儕、藝術史家、藝評、藝術家的專業國際網絡維繫關係。我認為，愈是在危機時刻，愈是被迫隔離，愈要想辦法和關係網絡、和社會緊密聯繫在一起。

道格拉斯．高登的展覽將延至明年舉行，但我們同時決定邀請高登擔任為期一年的『合夥藝術家』，和我們一起思考：藝術機構的位置在哪？可以做出哪些改變？藝術家的角色？同時介入包括網站、講座等其他項目。對我們這樣不只專注當代藝術的機構來說，這是項創舉，可望帶領我們邁向新的可能性。 

我們一直在國外做很多展覽，向歐洲以外的新觀眾介紹賈科梅蒂的作品，這個方向會持續下去， 但或許會採不同的步調。例如和中國（北京798文化公司）合作，原訂今年六月開幕、現延至明年春天的798 CUBE項目，五年當中只展示賈科梅蒂和畢卡索兩位藝術家的作品，協助中國團隊思考和規劃展覽及相關教育和推廣活動，這對我們同樣富啟發性；今後將儘量以這類長期、密切的合作為優先。

全球化一方面促成交流、開放、友誼、網絡，但同時也產生了瘋狂的移動、消費。這次疫情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應作為國際網絡的一員，但同時思考和不同觀眾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不是為了流通而流通，為了移動而移動。我們應該回到美術館最根本的使命，在利用交通工具帶來便捷的同時，避免落入過度消費或把藝術品視為進出口商品的陷阱。」

「克里斯多和珍妮-克勞德：巴黎！」（Christo et Jeanne-Claude: Paris!）大展於開幕前夕即遇上法國居家隔離政令，7月1日隨著龐畢度中心重新開館才登場，藝術家克里斯多於隔離期間不幸過世，未能看到展覽開幕。原先規劃的馬蒂斯（Henri Matisse）大展推遲至今年十月下旬登場，美國新寫實主義女畫家愛麗絲．尼爾（Alice Neel）個展則延至2022年舉行。

「對於像龐畢度中心每天接待1.5-2萬名觀眾的機構來說，此次疫情當然衝擊很大，因為必須閉館，把所有展覽往後延，所造成的財務損失不可小覷，可能達2千萬歐元。但更可怕的是，我不知道7月1日龐畢度中心重新開館後，觀眾是否如期出現，是否願意被『隔離』在美術館裡頭，因此我們將嘗試走出美術館。例如，我在巴黎維耶特科學工業園區組織了一項法國年輕藝術家的展覽（『就地取材』，展期7月2日-8月2日），並增加龐畢度中心的『牆外』計畫。作為國立現代美術館，我們的責任首先在支持參與法國藝術場景的藝術家，幫助他們渡過此困難時期，因此龐畢度中心和龐畢度中心之友協會決定把典藏經費全用來購買住在法國的藝術家的作品；維耶特園區『就地取材』展也提供創作經費給參展藝術家。 

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具強烈象徵意義，讓這個時代的許多問題獲得凸顯，促使我們思考人和藝術的關係。很多人認為這次危機是一個更大規模、更深層的世界系統危機；是自由經濟模式的危機。身為法國國立現代美術館館長，我所關注的是讓人明白藝術雖然無法治癒世界的災難，但藝術能引發人思考—在一個努力讓人不再思考的世界。就這點，美術館的工作和責任格外重要。我是個悲觀主義者，但同時也是積極的悲觀主義者；亦即，我雖然認為未來晦暗慘澹，仍會嘗試有所作為。如法國知名法國作家米榭．維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所寫道，疫情後的世界將和先前一樣—只不過更糟糕一些；我認為情況不會有任何改變，因為人有一種『健忘』的能力，都說要節能減碳、少搭飛機、少旅行，明年威尼斯雙年展大家還是會從全世界蜂擁而至，照樣搭飛機去聖保羅或其他地方看展覽。儘管如此，我贊同比利時學者伊莎貝爾．斯騰格（Isabelle Stengers）所倡議的『實踐的生態』，必須調整我們的運作方式，採取不同的做法，比方說，採取更簡約的展場設計，少用材料，更多地向容易借到作品的地方借作品。 

我也堅信法國哲學大師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闡明的『好客』（hospitalité）。明日的美術館必須是一個好客之地。『好客』不是一項方案，不是行為準則，不是政治或法律概念，也不是道德，而是把美術館開放以及和他人分享、交流和共處的能力。我們的目標不在做一堆人云亦云的展覽，而是更多投入在教育和推廣，投入塑造或重塑與『好客』概念緊密結合的敘事。因此，我們絕不能退回民族主義，不能自我封閉；相反地，要向世界開放，龐畢度中心的展覽和各項活動將持續長久以來致力的國際化。美術館的本質一大部分在於知識和藝術上的研究，我們所做的一切必須清楚而深刻地表達歷史意識；缺少歷史意識，就只是旅遊觀光。」

巴黎畢卡索美術館於7月21日重新開館，推出兩項新展：「畢卡索和漫畫」和「詩人畢卡索」（展期至2021年1月3日）。重新開放後限定人數參觀，初期約一小時100人，視情況逐漸增加到200或300人一小時，預計每日約1000人參觀（疫情前每日可接待5000到6000名觀眾）。門票收入預計不及正常時期的1/3。

「此次疫情最大的衝擊莫過於美術館被迫暫時關閉，沒有觀眾的美術館最令人傷心。至於未來，有人生性樂觀，認為人民總是需要文化。無論如何，疫情後的世界，畢卡索將繼續存在；巴黎畢卡索美術館於七月下旬重新開館，里昂美術館於7月15日推出『畢卡索：沐浴者』特展，卡達多哈美術館於7月1日揭幕了『畢卡索的工作室』特展，巴黎愛樂音樂廳亦將於九月舉行『畢卡索的音樂』大展—人們對畢卡索的興趣依舊濃厚。去年宣布在北京798藝術區的『畢卡索－賈科梅蒂』美術館計畫也延後至2021年春開幕，空間雖不大，但具極大的象徵意義，在和中國為期五年的合作期間，我們將嘗試呈現畢卡索和賈科梅蒂最好的創作。這是一個雙贏的中法合作關係，雖然中國合作方提供我們經濟回報，但我們的目的更多在文化宣揚。

疫情後的世界是否如某些美術館同仁所認為，美術館模式將徹底改變？我沒有答案，不過，以前也曾發生過許多危機，一開始人們都說一切將改觀，最後仍一如既往。我認為隔離時期並未掀起革命，而是加速了某些已存在的趨勢，例如以前不習慣遠程辦公，現在大家都在遠端工作；以前不習慣線上預約參觀，現在則成了必須。畢卡索美術館也將有新的官網，加強發展和利用網路資源，尤其希望吸引到平時不太逛美術館的年輕觀眾。相較於美國絕大多數為私營美術館，法國文化模式的優勢在於擁有公私混合經濟，遇到困境時政府可以介入，不需要裁員。觀眾人數減少將衍生門票收入減少，現在文化部長剛換人，我們等著看她是否推出什麼補救或振興方案。

早在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前，法國博物館已經歷過數次危機，幾乎一整年期間，因巴黎地鐵和法國鐵路局罷工、黃馬甲運動，週末無法開放。雖然文化不如其他領域（如公共衛生）來得要緊，但這次疫情讓我們看到文化的重要性。我自2014年擔任畢卡索美術館館長以來，改變了美術館以往過度依賴國際觀眾的模式，強調不斷用新的眼光去審視和解讀畢卡索的作品，因此我們有很積極的展覽政策，除了國際觀眾，同樣著眼大巴黎地區和法國的觀眾，以及住在法國的歐洲觀眾，因此相較於以外國觀眾為主的羅浮宮和凡爾賽宮，我不那麼擔心。」

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於7月7日重新開放，目前僅開放位於地下樓層的典藏常設展；原訂於四月舉行的三項特展（Sara Moon、Hubert Duprat和Victor Brauner）均延至9月18日開幕。

「疫情的第一個影響當然是美術館閉館，觀眾無法參觀，一些員工被迫技術性失業，其他則採遠端辦公，我們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展覽規劃。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比疫情前要困難的經濟情況，必須認真考慮展覽的經濟面，近期未來可能會少辦展覽，或做一些規模較小、較不花錢的展覽—或許側重發展和館藏品相關的展覽，在實驗性展覽和能締造票房的藝術家個展和專題展之間取得平衡。

儘管如此，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的思維較傳統，不論是現代藝術或當代藝術的展覽，在選擇上非常嚴謹，組織上強調歷史的角度，從未朝娛樂的方向去做展覽。這次疫情讓我們更堅定自己的方向和思維，觀眾來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是因為展覽提供了某些關於社會、關於歷史洞見強而有力的論述；我們不會改變這個方向，但在展覽規劃上會更加注重在地，更多觀照當下世界和社會的議題。我們美術館團隊的整體感覺是，不論展覽或陳列典藏品的方式，應該更深入挖掘自己的特點，更努力做自己。 

閉館期間，我們加強發展了數位平台，通過美術館官方網站和Instagram、Facebook，介紹我們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展覽和各項活動。雖然數位平台將日趨重要，但不會改變美術館的首要使命，即提供觀眾和藝術品之間一種身體性、物質性的體驗。相較於『之前』，我們感覺一切充滿脆弱，也更加意識到自己身負重任，必須努力讓觀眾知道參觀美術館、欣賞藝術品並非理所當然的事，而是難能可貴的經驗。我們將透過數位平台的宣傳和輔助，強調與作品面對面接觸是不可取代、充滿強烈張力的體驗，更何況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環境優美，尤其自2001年起，我們的典藏常設展採免費參觀，僅特展收取門票。

重新開放後頭幾天的觀眾挺多，每天近四百人，當然比不上閉館前的參觀人數，但已經比我們預期的好很多。或許我們的外國遊客會減少，但正因疫情蔓延下，國際旅行受限，美術館反而成為讓法國觀眾擴展國際視野的地方。另一方面，這次疫情也讓我們深刻體認到國際美術館之間具有的團結互助精神—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美術館拒絕出借作品。我們都很清楚，美術館正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處境艱難，國際美術館之間一直存在的友誼關係只會因疫情而更加緊密。因此，藝術品將持續流通，或許因為人們減少旅行，美術館的展覽將更加國際化，我們也更容易借到作品。數年來，基於環保、經濟等多項理由，美術館間開始合作組織展覽，讓同一個展覽能在多個國家和城市巡展，在作品運輸上，也注意包裝能重複利用。後疫情時代，我們將加強發展以展覽旅行來取代人的旅行，也許以前一個展覽只會在一兩個城市展出，現在的思路則是儘量促成展覽在四、五個地方巡展。」

原本預計四月初推出的美國當代藝術家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個展，在疫情波及下，作品未能全數運抵法國，延至9月23日開幕，作為路易威登基金會自三月中旬閉館後重新開館的重頭大戲。

「在我數十年的美術館職業生涯中，此次危機對全球造成的大規模影響前所未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帶給我們的啟示是，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且非我們所能掌控。然而，這不代表我們會徹底改變既有的觀點和想法。路易威登基金會的展覽已經安排到2023年，除了延期，不會有任何重大更改。基金會展覽和收藏的DNA，亦即20世紀現代藝術和21世紀當代藝術兩條軸線並行發展的原則，也不會因疫情而有所改變。

因疫情的特殊情況，一切變得複雜和棘手，例如雪曼個展之後的俄國莫羅佐夫（Ivan Morozov）收藏展的籌備和疫情前完全兩樣；此外，美術館如今必須遵守嚴格的衛生規範；網上預約、戴口罩、保持距離、單向的參觀動線等具拘束性的觀展條件，與藝術和展場所強調的自由—自由觀看、行走、往返、穿梭，和他人交會—的本質相違背。無論如何，九月下旬重新開館後，我們的觀眾將極大不同，因為將減少很多國際觀眾。按目前政令，美國旅客無法入境歐洲，因此九月下旬辛蒂．雪曼到底能否參加開幕也未知。我既非淡定，也非樂觀，而是務實。後疫情時代的藝術機構在運作上必須更加靈活，隨時因應不斷發展和改變的情況、以及政府的規定來調整和做出反應。

雖然路易威登基金會於暫時閉館期間活躍於線上，但藝術的特點在於必須親身接觸和沉浸其中，才能感受和體驗到作品特有的振動。美術館是一種身體的體驗；藝術品首先必須現場體驗，且每一次都散發獨特的振動，能穿越身體、觸及靈魂和精神，而且其他觀眾也能對自己的觀看帶來啟發。不過，我認為整體情況令人寬慰：仍持續存在的疫情危機證明了藝術和文化的重要性；對廣大民眾來說，藝術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羅馬國立二十一世紀藝術博物館（MAXXI）藝術總監侯瀚如：「美術館公共性的種種問題被更加嚴肅地提出來。」

羅馬國立二十一世紀藝術博物館（Museo nazio-nale delle arti del XXI secolo 簡稱MAXXI）已於六月初重新開館，局部開放展覽設施，並在戶外舉行新展。隔離閉館期間，積極動員各種社交媒體，在網上進行各式各樣的活動，於兩個半月期間獲得1400萬點擊率。6月18日以長達十小時的馬拉松線上研討會慶祝成立十週年，邀請包括義大利和世界各地美術館館長、策展人、藝術家、建築師、政治人物等近50人討論和展望美術館的未來，同時穿插博物館過去十年來的活動影像，作為一種回顧。

「全球疫情衝擊下，首先一切展覽和活動都必須往後推，門票、場地出租等經濟收入頓時驟減；更重要的是大家開始思考和討論不光是藝術、美術館這個系統，而是整個社會、整個經濟和文化的模式是否出了問題。我們很快就確定要在矛盾的狀態中尋求發展，而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做的。在歐洲，文化一直被視為一種公共事業，然而近十幾年來卻愈來愈朝私有化的方向發展，國家機構都成了一種半商業性、公私合營的模式，需要找私人贊助等等。面對此次疫情，關於美術館公共性的種種問題被更加嚴肅地提出來：美術館到底是一個娛樂消遣，亦或是研究、實驗的地方？雖然MAXXI作為公立藝術機構從未放棄研究和實驗，但的確娛樂消遣的成分愈來愈濃厚。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去重新討論美術館的公共性，強調實驗、教育和知識生產？作為公共空間，美術館該如何與社會各階層的人，與各種各樣的公眾分享當代的創造性？又如，我們是否還能繼續想像作為一個國際性、全球的機構？我認為此次危機不該簡單歸咎於全球化，而是『某一種』全球化模式對多元化世界的排擠所造成的極端結果。在新的社會語境下，我們如何重新定義文化？藝術的作用是什麼？藝術自在自為的特性和公共性之間的張力在哪？我們如何處理好這個關係？ 我們尋求的不是簡單的政治正確，此次疫情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國際維權運動等多層危機混在一起時，把原來美術館面對的一些問題和張力更加強化了。

我們希望用較積極的辦法來解決財務問題，除了門票收入，積極尋找贊助、合作等各種經濟來源，同時壓縮開支，在一定程度上將計劃好的項目和典藏往後推，先把陣勢穩定下來。這次疫情對美術館來說是危機，也提供了轉型的契機。比如活動項目不只是展覽、作品，而是傾向於一種實驗式、教育性的活動，這或許為藝術機構帶來一種轉型的可能性。例如，我正在構思的一項名為『一條有花園的街道』計畫，試圖在原來的公共教育和推廣活動上發展藝術家工作坊或駐留，並與學校、大學、美術學院、建築學院等夥伴合作，成為一個結合創作與教育的實驗基地。當下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不明朗的前景之下，從意志力、經濟到基礎設施等各方面積累我們的能量，重新思考我們的工作，構想和建構未來的藝術機構。事實上，MAXXI長期以來做的所有事情、展出的藝術家和作品，考慮的是他們對新文化課題的貢獻，提出了什麼樣的『洞見』。藝術的全球化在近30年開放的基礎上，不再簡單地被分為東西方或南北方，而是一種更多層次和複雜的結構；另一方面，我們也更加強調藝術家作為個人，在這種和不同文化的動態對話中形成自己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