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在首相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提名後，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頒發給披頭四四名成員大英帝國勳章員佐勳章（Member of th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MBE），這四位來自利物浦的藍領階級青年，在這一刻晉升為貴族。1966年，16歲的少女崔姬（Twiggy，Dame Lesley Lawson萊絲莉．勞森女爵）成為了當年的年度代表性面孔，時尚雜誌上寫道：「這個倫敦東區的小女生，生著一副千嬌百媚的臉孔……而她年方16。」和來自利物浦藍領階級的披頭四一樣，崔姬的倫敦東區同樣是屬於藍領階級的生活區域。這位稚齡的超模將穿上時尚新秀設計師瑪麗官（Dame Barbara Mary Quant，芭芭拉．瑪麗官女爵）的迷你裙，在時尚雜誌與電視媒體的渲染中，成為自由世界的少女們競相仿效的偶像。或許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瑪麗官的身世背景同樣有著藍領家族的淵源。
從披頭四、崔姬到瑪麗官……，這些從藍領晉升為貴族或者說名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文化價值風潮，一方面青少年的品味與流行成為了消費資本主義社會裡最具影響力的文化現象，另一方面，傳統上主導文化潮流的菁英階級以及其枯燥的精緻哲學與審美品味，在這一刻也讓位給大眾通俗的常民文化與品味。如果說，搖擺時代（Swinging 60’s）其所標誌的是藍領文化對自身的自豪與展現，那麼龐克（Punk）時代，便更近一步地，展現出年輕世代與藍領階級對於「菁英」階級其虛假、呆板、枯燥面目的憤怒、批判與不屑一顧。即使沒有高唱「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卻依然有著幾分紅衛兵式的年少氣盛與理直氣壯，「世代文化」與「階級品味」或許才是構成搖擺時代到龐克時代的文化驅力以及潮流面貌。而恰是「階級品味」讓1965至1975年之間的文化對抗與衝突，從兩種「菁英」品味的抗詰，轉換為「階級」品味的翻轉。而或許，正是在這個最後的品味藩籬被打破後，革命性、政治性的「前衛」終於可以落幕，而走向了一個以「壞」（bad）為傲的後現代，那個Post-Everything的1980年代。
菁英們的前衛
從信仰思想的基礎上看「前衛」，可以說「前衛」具備著濃厚的政治與革命性格，也因此每一段「前衛」，特別是和1917年俄國大革命息息相關的俄羅斯前衛藝術運動，能夠如此深刻地影響了歐陸的文化發展歷史。畢竟，這樣的「前衛」運動包含著絕對的社會與政治意圖及功能，也因此構成主義更深刻地影響了「設計」這個後生的誕生，而其代表正是包浩斯（Bauhaus）學校。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意識形態的「革命」，若仔細剖析可以發現，其基本上僅僅屬於不同類型的歐陸「菁英」品味與價值選擇的衝突。可以說新舊菁英品味的衝突，一定程度地構成了1860年以後的西方藝術歷史發展。特別是俄國前衛藝術運動後，共產左派菁英的美學與中產階級菁英美學彼此間的鬥爭，共構了班雅明的矛盾思緒。哲學家一方面著迷於「拱廊街」裡那炫目燦爛的消費資本主義歡愉，一方面又鴆溺於共產前衛實驗性的舞蹈、劇場那深具宗教性感染性的魅幻魔力。班雅明的矛盾心緒，精準地顯影了「前衛」本質上乃是一種菁英思想品味選擇的鬥爭。於是，擁抱「古典」品味的法西斯，視共產主義的「前衛」品味為墮落也就無可厚非了。這個資本與共產的二元品味戰爭，一定程度地勾勒出了各種「前衛」運動裡，藝術家對於作品的「市場化」、「商品化」以及消費主義社會圖騰與流行，乃至於傳統審美體驗形式所展現出的鄙視、厭惡、嘲諷與逃離。恰是跳脫了僵化的二元菁英品味對立，文化在1960年代中期開始走向了「階級」品味的翻轉，而不再鴆溺於二元「菁英」對立的桎錮。
低端的美學逆襲與角落裡的烏托邦
如果說，「階級」品味翻轉指向了1960年代以後的某種文化情境，那麼同時還伴隨著對於「藝術無產階級烏托邦」的想望，恰是在這樣的文化風潮裡，自絕對資本主義煉獄的紐約角落裡，存在著神話般的藝術烏托邦—切兒喜飯店（Chelsea Hotel）以及藝術公寓魏絲貝斯（Westbeth）。在那個資本主義場域一隅的烏托邦裡，匯聚著一群貧窮卻渴望成名的藝術家們。諸如性手槍樂團的席德．維修斯（Sid Vicious）、記錄攝影師謝爾頓．布洛迪（Sheldon Brody）、攝影師黛安．阿巴斯（Diane Arbus）等等，這個世代的傳奇與悲劇。這些，宛若伊卡魯斯般飛向夢想裡的烏托邦的藝術家們，讓紐約的蘇荷區、東村等等藍領生活區一定程度地構成了「前衛」的場域，「前衛」不再是某個特定的藝術運動，而是一個特殊的城市場域，而藝術家們屬於左翼理論中的無產知識份子（Intellectual Proletarians），奮力地在紙醉金迷的金融城市裡，佔據一個角落的灘頭堡，多年後這些聚集藍領空間的小小陣地，全成了資本主義地產的金雞母，當然這又是後話了。
在那屬於烏托邦的角落裡，存在著許多的藝術神話和眾神，而或許最能體現「階級」品味鬥爭的並非「純」藝術的藝術家，而是捲起千堆雪的大眾時尚及流行文化創作者，其中「龐克」始祖「性手槍」樂團，便是新一代階級品味叛逆的象徵。無關1848年的陳舊理論，亦不盲從於知識中產階級的學究氣味，英國龐克搖滾樂團性手槍（Sex Pistols）組建於1975年的倫敦。儘管只存在了兩年半時間，僅發行了四首單曲和一張錄音室專輯《別理那些幹話，我們是性手槍》（Never Mind the Bollocks, Here’s the Sex Pistols），其依然被視為流行樂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樂團之一，並引發了龐克運動。性手槍主張：人類所處的社會永遠都不是一個令大家都完全滿意的社會，每個人心理處於不平衡狀態時都需要報怨、發牢騷、譙翻天，他們嘲笑年輕人的未來夢想不過是一張購物清單，揶揄皇室的無能、擁抱無政府主義。虛無即美麗。他們咒駡墮胎，八小時工作制、人類的互相欺騙、各種礙手礙腳的條框、憑空而來的壞情緒；這種極致的墮落感與情緒，構成了一種極為嘈雜粗陋的音樂。而粗鄙、糟糕正是龐克的美學，一如性手槍的唯一一張錄音室專輯《別理那些幹話，我們是性手槍》，不僅唱片行拒售，連排行榜也不願列名的狀況可見一般。甚至經紀人說：「這張封面真正目標是醜」，「我們想做想得到的最醜的封面，用來攻擊那些超級圖像，想從醜做美。」這種對著好教養與好品味潑屎的姿態，恰恰是「壞」（Bad）品味的展現。藝術家馬克．維蘭（Mark Vallen）曾說：「龐克有其獨特且繁複的美學，沉浸於驚世駭俗，顛覆常規視之為醜的事物。綜觀龐克全貌，是妨礙、擾亂社會大眾的快樂與自滿。龐克外現的反時尚主張，撕裂後再以別針固定，這種莽撞暴行，沒有比龐克唱片封面更加顯明的了。」上述說法回望維維安．衛斯伍德（Vivian Westwood）的服裝與塗鴉藝術（Graffiti）便可以發現，恰是這種美學品味的展現。性手槍的美學來自1960年代藝術學校發展出的概念，無政府主義的（anarchic）、虛無主義的（nihilistic）企圖從心智上改變生活，改變生活也意味著一種犯法，犯法代表成為罪犯。而這正是藝術家與罪犯的共同點。
低端美學品味的逆襲，正是這十年裡最鮮明的特徵，「歷史前衛」（Historical avant-garde）的好教養與好品味，在主唱席德的鬼吼鬼叫中削蝕殆盡。而新藝術隨著崔姬的迷你裙裙擺，翩翩起舞。
✦ 本文原文刊載於《典藏今藝術&投資》2022年8月號〈從菁英到庶民 戰後前衛1965-1975〉專題系列文章
沈伯丞( 3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