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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的韻律:從「臺灣的模樣」看台灣文化形構

影像的韻律:從「臺灣的模樣」看台灣文化形構

Rhythm of Images: Seeing Taiwan’s Cultural Formation from “Emerging Taiwanese Cultural Landscape”

面對台灣攝影史建構的動態過程,「臺灣的模樣」往復於影像與影像間獨特的節奏,將影像如詩篇般編織,並以獨特的手法開展影像展示的可能。「臺灣的模樣」不追求穩固的論述,而是能從現有檔案揭示文化發展的多重樣貌,試圖找尋台灣主體性的證明。

近年來隨著文獻及研究的累積,台灣攝影史的樣貌逐漸形成,關於人物、流派與風格的探討也趨穩健。隨著2021年國家攝影文化中心(以下簡稱攝影中心)的成立,攝影史研究與典藏更進一步朝著系統化的方向前行。開館的兩檔大型展覽「塵與時:從宇宙到居所」及「舉起鏡子迎上他的凝視—臺灣攝影首篇1869-1949」(以下簡稱「舉起鏡子」)提出許多關於攝影本質的探問並指出攝影研究仍待填補的空缺。接續此脈絡的展覽「臺灣的模樣」邀請學者黃建亮擔任策展人,以攝影中心的典藏為基礎,從攝影的主題、脈絡與歷史意義中,演繹影像與生活的緊密關聯,並嘗試梳理台灣文化的形貌。

「臺灣的模樣」展覽現場。(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提供)

展覽「臺灣的模樣」細分為「我們 所在」、「我們 日常」、「我們 儀式」、「我們 走過」四個子題,分別涉及風景、建築、常民生活樣貌、宗教儀式、歷史事件等等,展出張才、王信、李鳴雕、黃則修、柯錫杰等重要攝影家的作品。展覽的敘事不完全依循線性時間,而是挖掘影像視覺性的連結,並且從攝影主題及圖像關聯性為基礎,加以如詩般的詮釋方法,在影像的韻律中,尋找跨越時空相遇的可能。不同於「舉起鏡子」在歷史研究的氛圍下為展覽帶出冷靜理性的基調,「臺灣的模樣」以感性的方式連結起攝影,更連結起台灣文化形構過程中的共性與差異。

攝影史形成,往往是在不斷協商、探討而達成共識,「臺灣的模樣」便是從原住民日常、廟宇活動、街頭抗爭等作品中,看待台灣文化的多元性及複雜性,肯認影像的見證功能,並嘗試從中釐清歷史、文化的形成與演變,基於文化史的角度為攝影史書寫提供另一種途徑。雖然攝影所擷取的畫面僅能體現部分的事實,但在被揭露的及被遮蔽的元素中,仍可發現影像與歷史間的張力,以及被攝影者內部的異質性。

王信,《「蘭嶼.再見」系列:16》,數位輸出,40×61cm,1974,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提供)

策展人黃建亮跳脫檔案式的陳列方式,在展場加入燈箱、動態投影及可翻閱的輸出影像,豐富了親近影像的途徑。作品經由大型燈箱放大後更多細節得以顯現,例如謝三泰的作品《臨時棒球場》遠方遊行抗議的人群被放大後,為前景嬉戲的孩童增添更多層意義。而在展間廊道上,影像輸出成大型月曆尺寸,供觀眾翻閱。當影像成了發光體、成了大型輸出,藉由不同的介面而帶來截然不同的身體感及觀看方式,近乎沉浸式的展示設計,讓觀眾與攝影所凝結的時空有了更為緊密的接觸。

面對台灣攝影史建構的動態過程,「臺灣的模樣」往復於影像與影像間獨特的節奏,將影像如詩篇般編織,並以獨特的手法開展影像展示的可能。「臺灣的模樣」不追求穩固的論述,而是能從現有檔案揭示文化發展的多重樣貌,試圖找尋台灣主體性的證明。

謝三泰,《臨時棒球場》,明膠銀鹽相片,56×38cm,1989,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提供)

本文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1年9月號3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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