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紀慧玲：當藝術成為少數

藝術從來就屬於少數，這裡說的不是小便池也可以成為藝術的悖論，或者前衛藝術拒絕與公眾同謀的趨向。隨著知識生產的系統建制，我們所理解的藝術摻入了愈來愈多的術語或脈絡，凡是過於淺白或易於接近的，藝術位階往往自降一層。藝術向美學靠攏，尤其當它被肯認為一項藝術時，人們往往會按著「這是藝術」的潛在機制，改變觀看心理與情緒，進入領受與詮釋——藝術家想向我（們）說些什麼呢？雖說，藝術生產者其實是願意將作品交由讀者再生產詮釋，但不可諱言，缺少更多美學知識的諸眾，幾乎不會在藝術品身上留下他的簽名註記，而藝術史也往往無法顧及這些無名人氏的評價與感受。

正因為藝術已經成為愈來愈多文化資本累積造成的不對等狀態，破除藝術的階級性與封閉性，才見於現今當代藝術的許多社會介入行動與參與式關係。因此，談論「稀缺性展演」，自然不是反向地回轉藝術的高門檻自限，但弔詭的正是，限定參與與接觸的限制，能換來多少詮釋的自由？或者我們這樣問，少數人參與的藝術，能取得多少自由詮釋，在種種限制之下，藝術有沒有可能更被不自主地限制為藝術家想要謀取的美學意圖，也許是受眾個體回應，也許是藝術家的藝術目的，也許是……也許我想到的是權力，在一個更被形式限定的場域，觀看者的權力是否相對地即已先遭設定與剝奪？

當觀眾進入一個被限定的場域，首先，她／他就是自願的，明知有限制，仍意願參與，這場冒險仍是自由採定的。但，參與者往往忘了（或自動繳交了）一旦進入這個供需模式，是否仍有拒絕的權力？在許多展演場合，或證諸許多被留下來的論述，不少參與者是在尷尬、緊張、茫惑的時間與空間構成的場域狀態下，完成了一次參與。主要的原因是，這類極度限定的展演，往往驅策表演者與觀眾近距離接觸，但同時，也無法提供觀眾逃脫的時間或空間。或許自我逸逃是可能的，但「不參與、不反應」卻可能是自我挫敗收場，「（要）如何參與、（要）如何反應」成了這類展演隱伏的權力遊戲的機關。

一個自主性極高的參與者，常常刻意地拒絕藝術家的邀請，比如拒絕帶動唱，拒絕冥想或移動。這些人或許都不是藝術家期待的「理想讀者」。「理想讀者」要能進入藝術家脈絡，並體察不同讀者可能產生的回饋與反應，為作品提出最佳詮釋。但因為限定參與者的數量或場次，一個「理想讀者」可能很難誕生，只能誕生很多很多具個體經驗的「經驗讀者」。這也是這類展演所提出的評論最危險的邊界。因此，針對這類展演，評論人自曝「我」的身分與存在，往往是必須也常見的。

另一個常有的觀演關係是，因近距離而產生凝視效應，更可能提高了美學想像。一個被充分注視下的客體，其意義經由感官全面放大隨之精微而擴散，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說「純粹凝視」正是確立美學化的路徑，經由凝視，我們更加容易進入藝術家所佈建的一切從而去理解其藝術，並肯認這就是藝術，就是美。

最終，這趟冒險有多少自主與詮釋自由？必須要說的是，結論當然回歸個體參與者，但凝視與偷窺之間的共謀，彼此取得的合法性，或因稀少產生的神聖性，都讓這些少數人參與的藝術行為或行動，提高了彼此認可的價值。

2015年，耶日．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弟子托馬斯．理查（Tomas Richard）帶領的團隊曾來台在九份昇平戲院進行一系列工作坊、講座及演出《The Living Room》，這場稀缺性演出被記錄下來，但評論人厲復平相當清楚他的書寫可能正重蹈了理查團隊亟力避免的論述危險，不應視為演出，而應只視為見證，不應被當作觀眾理解的結構，而應看待為實踐者的自身歷程。（註1）這場帶著神祕光環的「作品」，其實是刻意排除作為「觀眾」身分者的參與，他的稀缺性限定來自希望破除劇場表演脈絡，早期甚至排除觀眾。提起《The Living Room》只因這是最極端的例子，但應該不適合與「稀缺性展演」出題相提並論。但另一個想起的例子，蘇匯宇「自瀆有礙身心之說不可信」展覽，觀者從幾個秘洞窺看性畫面，觀者凝視性愛動作，同時被展場其它觀者觀看他／她的窺看，性的欲望與反應在公眾場合被察覺，無論是性欲或主客體關係都重新被挑戰，在這個私密空間裡，觀演關係既是封閉也被打開，一個雙（多）向性的詮釋因隱私的破洞而有了更大的自由。對於限定參與的稀缺性展演，我的選擇因此就是，給我自由，否則，我寧可缺席。

註1　厲復平，〈在場（presence）仍然重要嗎？〉， 《The Living Room》，表演藝術評論台當週評論，搜尋日期：2018.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