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找尋替代方案，「最小共存單位」的生存選擇題

今日的群體消長，可能在你我還未發現之時已悄然匯集，又在突然之間如泡沫般消逝，沒什麼是恆常不變的，在如變形蟲般的靈活身段中找尋聚合及分裂的機緣，都是這個當下更加可行的方式。這也回到了「我們怎麼看待過了十幾年，吳中煒與莊奕凡的重複行徑」這一問題，而世代間差異的處理方法，則是讓我們認識的切入點之一。

或許，每個年輕的生命，都要走過枉費的路徑，這是即便有了事前提醒都難以迴避的循環與徒勞。雖然令人感到有些感傷的是，每個人的時間都是有限的，當你跌跌撞撞地踏過這些軌跡後，是否還有時間與精力去創造新的可能。但我們總是無法避免年輕的生命，走在過度浪漫或無效的路上。一個20幾歲的人，社會對之的期待是面面俱到嗎？

過去的、現在的、將迎的世代間各種輪迴與循環，都如同測試我們的想像力一般的在在出現在我們的生活、夢境及現實裡。或許，所企求的從來不是避世於都市的邊緣，而是更能跳脫出體制的生存方式；或許，現在的我們不見得是要擾動些什麼，激進的革命成為了我們懷想如同電影畫面般的神話，在發展得越發完善全面的社會系統中，或許我們能夠透過這些不論持續成長抑或閃焰般的案例，找出自己身處於世的替代方案。

註1　能盛興工廠已於2018年3月於原址遷出。

註2　2018年6月華山大草原上的社會事件發生後，此處的「120草原自治區」便被媒體與市議員們指控為城市的治安死角，並疑有酗酒、吸毒、呼麻、全裸群趴等嚴重危害治安的問題。

反對長久以來的天才神話——據說藝術的重大突破都來自少數得天獨厚之人。相反，他觀察到好的作品並非奇蹟般地從少數大人物頭腦裡冒出，而是來自「關係」。他為此造了一個詞「眾才」（scenius）來表示從社會關係中產生出的才華或者創新與思想誕生的「社會場景」。
——布萊恩．伊諾（Brian Eno）

如果現存的方案都不足以讓人自在地生存於世，我們該如何選擇最佳方案去適應這個社會？是否存在有不那樣非黑即白的灰色地帶，供人喘息棲身？目前正於立方計劃空間展出的「最小共存單位」（簡稱「共存單位」），策展人孫以臻透過藝術集體、非典型家庭、臨時聚落與共力（Do It Together）社群等群體的共作呈現，對此進一步地提出了一些可能方案。

在策劃「共存單位」的前期調研中，孫以臻接觸了「能盛興工廠」（簡稱「能盛興」）、「愁城」等群體，而彼時（約2017年11月前後）「野青眾」在120草原自治區（簡稱草原）的群聚人口也日漸增長。是什麼樣的能量，讓來自各方的眾人聚首？個體及群體間的關係網絡，得以交織出多元紛呈的社會場景。

循著最初的提問，「在既有的家庭與社區之外，還有哪些選擇是可以作為生命出路的替代方案？」她開始將目光回溯至體制面的探討，這亦是「共存單位」論述核心從《民法》所認定的家庭和國家政策之於社區的影響切入的主因。「是否我們終將進入家庭、結婚生子？」對於社會生活的有限想像，沿著根深蒂固的觀念，深埋於個體對於生命想像的思考與選擇中。而由國家政策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長期以來亦對於如何思考群聚的概念有著隱約卻深刻的影響。

「一個丈夫、一個妻子和幾個孩子並不是一個家庭。那是一個很容易受傷的生存單位。」
——寇特．馮內果（Kurt Vonnegut）《沒有國家的人》

但今日，家庭和社區這兩個單位，或者精確地說「詞彙」的意義，似乎面臨原意不足以指稱或有待擴增的情況。如果對於生命的想像是建構在另一種歧異於體制之外的單位，這種方案與社會相悖之處又是什麼？而總是有著這麼一些人，在這兩種選項外，企圖創造出新的可能。

過去傳統家族共同生活的重要基礎在於緊密聯繫於經濟結構內的共同生產關係，由共作農耕社會到都市化的工廠專業分工，爾後，過往的分工模式被供需關係所改變，同時在自由戀愛的風潮推波助瀾之下，進而改變了家庭結構，形成核心小家庭。每個家庭，甚至是家庭成員間的關係，也逐漸走向原子化的個體存在。

而「能盛興」似乎逐步創造出「家」的歧義版本，並在緊密的連結之下成為一種共同發聲的群體。從原為紡織代工廠的空間到作為能盛興社群的人們匯聚之所（註1），他們除了共組另一種複合式的家庭外，其中很關鍵的是藉由集體行動去改變或聲張他們認為不合理的社會體制。再談起「愁城」，雖然這些人看來更像是一群舉辦音樂祭、藝術節的龐克，但事實上，他們也是政治意識強烈的聚合體。在強調共識決的前提下，不以上下領導關係或是多數決來決定公共事務，希望參與其中的每一分子的發言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自成立以來便持續舉辦龐克音樂活動的「愁城」，近期也以名為「噪音測試」的活動，聲援位於板橋浮洲面臨拆除危機的大觀社區。這些看起來像是在做藝術、玩音樂的人們，他們並非輕易動用政治語言的泛政治群體，但卻是從內到外皆具現強烈政治性的一群人。在因殊異的緣由聚首後，又因共同發聲而成為凝聚力更強的群體。

自2014年起與一群因生物藝術而相聚的友人籌組「群島」和作為「一群人的自學」發起人的孫以臻，認識到未知與歧見是群體間不可避免的，但如何在不同個體間創造共識，則端看如何在面對問題、尋找解決方案的過程中，共同創建與個體生命息息相關的可能性，並建構能夠因以為係的情感連結。然而，在2016年參與首屆「白晝之夜」時，她也注意到一個名為「野青眾」的群體，在看似無目的集會中，卻具有強大的凝聚號召力。當時的她思忖著到底是何種契機，讓彼此無關的人們願意在短時間內聚在一起做點什麼？但這集體卻每每在匯聚後輕易消散，在彷彿短暫滿足的情狀下反覆地聚散。

基於困惑與好奇，在「共存單位」中，孫以臻邀請了藝術家李奎壁進行委任製作。李奎壁的探索從草原上號稱「一號草民」的莊奕凡起始，回溯至創辦破爛生活節的吳中煒，並發現不同世代的二人有著非常相似的行徑。2002年的火鼓祭被當時議員指稱為佔領華山並舉辦搖頭性愛趴，莫須有的指認與年初時在草原上所發生的景況似乎也似曾相識。（註2）在立方展場的樓梯間，李奎壁設置了印有嬰孩的雙重半透明布簾，內容為當時吳中煒為了抗議對火鼓會的不實指控，在他的兒子A姆身上寫下「棄嬰」和「革命之子」等字的照片，和16年後今日的A姆。

「共存單位」中的另一件作品《錢江衍派》也同樣指出世代問題。拍攝於318太陽花運動之後，四位藝術家從激情的抗爭現場返家時，所面對的是上一代的立場歧見。四人決定以「拍電影」作為與家庭溝通的方法。在建立一種新型態創作「單位」的過程中，他們試圖藉由藝術工作重新縫合斷裂之處。

在談及共同體時，有個很常被討論的問題，就是如何劃定「我們」的範圍，Community在中文裡常常被翻譯成社區，這也間接讓人聯想到這個詞彙時，容易以地緣為基礎進行思考。我們要住在同樣的地方才能夠構成一個群體。但同一片土地的意義，似乎跟當今的現況有些脫離。攝會主意影像工作室（簡稱攝會主意）的行動影像《華光（曾經）我的家》也提供我們思考另外一種劃定方式的取徑。「攝會主意」是一群在當時華光社區迫遷拆除的抗爭運動時，藉簡易設備記錄拆遷運動的一群人，當時所留下的大量而破碎的影像，也是經由這群人自主完成後續的剪輯工作。這些透過自願性參與而聚合的人們，是否能夠被納入社區？該如何劃分所謂共存的單位，是華光社區的居民，還是能兼納基於信念匯聚的外部群眾？藉此，摒棄過往認知群體的概念，尋覓另一種讓我們之所以是我們的可能性之同時，共同生產成為一種具體的方法，也似乎能漸漸圍繞出那種獨特的、來自眾人的社會場景。這也是展覽「共存單位」中所特別強調的，藝術是一個從中縫補的行為，透過共同生產，「我們」的關係才被緩慢地建立。

「在這個時代，什麼樣的內容是可以被認定為知識而非資訊，我設想應該是要透過眾人共同建構、討論而產出的內容，這或許更能代表當代的知識。」孫以臻說道。群體透過自我組織、生產另類知識，進而朝向共享的方式行進時，藝術能做的或許是從中辨認出何謂「知識」。在展覽論述中，她更直接地表示：「本展主張將『藝術』一詞重新校正為以『共感』和『想像』為基礎，與他者共同生產另類知識乃至政治主體的行為。」展覽「共存單位」則作為這次眾人匯聚的理由與再生產工作。再者，這些參與「共存單位」的群體所關心的，都圍繞在最終要如何藉由創新的單位與社會共處，便如同在共同創作、討論，甚至妥協之間，實踐這種個體與個體間的共存關係。如果藝術跟想像有關，下一步或許就是行動了。而此次的行動方案，或許可以是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