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展覽倒數！路易絲．布爾喬亞，一個離鄉女孩的修復行動

對我來說，當一件藝術作品可以消除焦慮時，它就成功了。———路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1911–2010）

1947年，路易絲．布爾喬亞在紙上以墨水和炭筆畫下她最初的蜘蛛形象；半個世紀後，1990年代起，她以此發展出自己漫長創作生涯中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母題：大小不一、姿態各異的黑色金屬蜘蛛雕塑。透過將其中最為巨型的蜘蛛雕塑命名為「媽媽」（Maman），以及她不斷的自白與闡釋，世人皆知她藉此為自己對母親之記憶和象徵賦形：作為既優雅又具備力量、既具攻擊性也展現出保護力的複雜生物，蜘蛛在編織與修補上的天分，也與布爾喬亞那從事織毯修復的原生家庭有著隱喻性的連結。

1911年生於巴黎的布爾喬亞，整個兒時都在一個逐漸分崩離析的家庭中度過，在包括險惡的戰爭、父親的乖戾與不忠、母親的病痛與早逝等外在遭遇之下，她逐漸萌生「棄子」般的自我認同，對遺棄和分離的巨大焦慮和恐懼在其靈魂深處扎根。布爾喬亞說自己「繼承了母親的理性和父親脆弱的心」，她終其一生都與這種矛盾性共存，並在內省的力量之下，將之投射、轉化。大學時中斷了數學學業而投身藝術的她，在後來的創造性工作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現出在這樣的矛盾性交織之下，如何得以讓種種外在不同、內在卻高度統一的藝術表達，成為精神世界的外顯和療癒之道。

1938年，布爾喬亞隨新婚丈夫、美國藝術史學者羅伯特．戈爾德懷特（Robert Goldwater）移居紐約。此時距離1932年母親在長久病痛後離世、她試圖投河自盡卻被父親救起的那段絕望時光，已相隔數年。童年的苦痛看似已結束，實則卻緊密連結至她初抵美國後一段時間內的孤獨與不安，連同離開納粹統治下的法國引發的愧疚和離愁，奠定了布爾喬亞一生藝術創作的基調。

約莫作於1938年的炭筆油彩小畫《離家女孩》（The Runaway Girl）描繪一位踽踽獨行的女孩，宛若其創作源頭的自畫像，於1945年她首次個展中展出。與之相續的，是布爾喬亞在1946至1947年間的一系列畫作，英文名為「墜落的女人」（Fallen Woman），法文則意為「女人／家」（Femme Maison），畫面上那在生命中失去平衡的女性，受家與房屋所保護、卻也為之所困，很難不被視作布爾喬亞的自我投射。建築和人物之形象在她的這些繪畫作品中隱喻著內與外、身體與空間、精神與外境，這樣一些彼此形成張力、卻碎片狀呈現多面一體關係的層次。

同期，布爾喬亞利用紐約公寓樓頂的戶外空間開始了雕塑創作。1940年代中期開始的十來年間，她試圖透過創作雕塑來召喚那些被她留在法國、留在過往的人們，這份召喚既在於銘記，也是為了好好告別。直立而瘦長的「人物」（Personages）系列直接固定在展示的地面上，這些幾乎是立體幾何拼接的極簡雕塑，成為布爾喬亞最早的空間裝置，也初步形塑了貫穿其整個雕塑創作脈絡中的一些結構性本質特徵。

對布爾喬亞而言，雕塑是身體和身體碎片的延伸，是不安、焦躁、恐懼、怨恨、愧疚、離愁、思念、渴望、愛與恨等諸多交織的情緒和情感所投射出的形狀，通常同時具備抽象的造形線索和意涵，也足以喚起具體的形象，只是在不同作品中有不同的側重。重要的不僅是雕塑的造型，也有它們以大小、材料、結構及物件的意義等，在其所處環境中撐起的精神性空間，直接作用於觀者的身體和情感。如布爾喬亞所言：「在現實生活中，我認為自己是受害者；但在藝術中，我則是加害者……最終，對自己的殘忍，會匯流而成對他人的殘忍。」當觀者為其某些作品感到驚悚之時，像是面對變形的、碎片的身體和器官，刑具或凶器般的結構，以及冰冷、幽黯或熾烈的氛圍，便是可與之感同身受的時刻。

父親是造成布爾喬亞童年創傷的重要因素，他在1951年過世後，布爾喬亞壓抑的憤怒和痛苦化為無言的精神重擊，飽受抑鬱之苦的她此後接受了30餘年的精神分析治療。期間她留下的大量夢境記錄、治療過程筆記及其他文本，於2004年和2010年間被陸續發現，成為近年來布爾喬亞研究的重要素材，拓展了人們對她創作生涯的認識。

接受精神分析治療最初幾年，布爾喬亞經歷了一段創作停滯期，隨後在1960年代揭開新章。一方面，她開始嘗試塑膠、乳膠、橡膠、大理石等各種材料；另一方面，她的精神分析師在治療中提到的眾多意象，觸動她陸續發展出一系列有機造型作品，包括後來可大致歸類稱為「巢穴」（Lair）的許多雕塑，這些作品包括淚滴、圓錐、螺旋等主要形狀，如同她經典的蜘蛛母題，「巢穴」也同時具備保護與安全、囚禁與封閉的矛盾意涵。從1960年代直至2000年左右，巢穴是布爾喬亞反覆探索的母題之一，也直接與其創作生涯後半程最重要的另一母題相連：「巢穴」在1986年發展為大型空間裝置《層構巢穴》（Articulated Lair），布爾喬亞後來視之為她的第一件「牢籠」（Cell）系列作品，雖然直至1991年她才開始使用這個詞。

「牢籠」系列作品都具有牢籠般的內外結構，牢籠本身通常為金屬鏤空裝置，內部則以各種雕塑、現成物裝置，構成情緒滿載、有時如同戲劇佈景般複雜的組成，甚至也有巨型蜘蛛的身影，宛若疊加了不同母題在雙面性上的強度。「Cell」另一含義為「細胞」，從有機生命體的最小單位，到堪比囚室的禁錮空間，布爾喬亞抹去了內在與外部之間的界線，雙關地道出生命經驗的本質。同時，從「人物」、「巢穴」到「牢籠」、「蜘蛛」，布爾喬亞在不同母題之下，都反覆釋放出自己內在情感的多面性，以多樣的創造力為它們賦形。

布爾喬亞廣泛而深刻地探索材料的力量，也透過不同材料的拼接運用，以及材料與造形的感性張力而形塑強度劇烈的表達，甚至光與全息影像的運用，都成為她打造複雜情感空間的利器。值得一提的是，布爾喬亞於1990年代中期開始大量運用織物創作，包括布料、絲線等同質、但造型與意涵有所不同的材料，以及舊衣物、舊床單這樣充滿記憶與時間性的現成物。織物對於布爾喬亞而言，不僅直接連結起她那從事掛毯修復的原生家庭，也即，既是她最深層傷痛、也是其創造性力量的來源；同時，作為材料的織物也在她的作品中獲得不可思議的新生。

無論是形塑人體或人體器官、抽象雕塑，還是作為文字與畫面的構成材料和載體，不同顏色、不同質地的織物在布爾喬亞作品中的運用，同樣展現其精神世界的複雜，是如何透過材料的精細佈局而外顯出來。例如，1993年以「無題」為名的作品結合了織物浮雕與木板油畫；《比耶夫爾河頌歌》（Ode à la Bièvre，2007）中，布爾喬亞以她多年的私藏布料為拼貼材料，藉著描繪記憶中的家鄉河流，吐露對於已消逝之美好的鄉愁。如同1997年所創作的大型裝置、屬於「牢籠」系列的《蜘蛛》，她運用於不同作品中的布料和細微的現成物部件，都附帶有一段真實過往或情感象徵，是布爾喬亞生命養成的見證。

《意識與無意識》（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2008）則傳遞出布爾喬亞在精神分析治療過程中的寶貴收穫：她用包括織物在內的不同材料，以抽象造型為「意識」與「無意識」賦形，她將漫長的治療深刻內化後，為自己內在那些隨時會掀起風暴的無意識之潮，在藝術中找到了釋放和昇華的出口。

布爾喬亞的雕塑和裝置是其內在情感和精神世界的空間賦形；以線條和色彩構成的繪畫和素描，則更像是種種平面投影。布爾喬亞曾將素描喻為「思想的羽毛」，是她「在空中捕捉並落筆於紙上的靈感」。她用簡約但重複的線條和色彩，所有抽象或具象的構成，都投射出內心的無限風景。在這樣一些與大型雕塑張力不相上下的作品中，布爾喬亞彷彿距離宇宙與生命的本質更近了。

復返與昇華

布爾喬亞藉2002年的圖文作品《昇華》（Sublimation），表達了對於藝術家可透過創作來獲得昇華之力量的感恩。而她2000年在泰特美術館渦輪廳所展示的大型裝置之題，「我做，我拆解，我重做」（I Do, I Undo, I Redo），則道出她一貫以來的方法，即，不斷地「做」與創造，不斷地行動與復返。

終其漫長一生，布爾喬亞都在努力與「離鄉」的課題相處，這「家鄉」既是巴黎郊外、比耶夫爾河畔的童年環境，是母親的保護與父親的情感拉鋸，也是她在自己那深如黑潭的複雜情感。這一切都轉化為她取之不盡的創造力之源。從「我曾是個離家的女孩，最後一切都好」（註1），到「我曾於地獄往返，那裡棒極了」（註2），布爾喬亞往返於這精神之鄉與自己生命的每個不同時期之間，在一趟趟修復之旅中，將豐沛的藝術創造力，澆築而成一片片與創傷共處的療癒風景。

延伸閱讀 ︳「我從地獄歸來，並告訴你那裡十分精彩。」路易絲．布爾喬亞世界巡迴展於東京現正開催

註1　參見：Jerry Gorovoy, Danielle Tilkin, Louise Bourgeois: Memory & Architecture,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1999, p.15.

註2　布爾喬亞1996年在一方個人珍藏多年的舊手絹上繡字：「我曾於地獄往返，而讓我告訴你，那裡棒極了。」（I have been to the hell and back. And let me tell you, it’s wonderful.）這也成為2024年在東京森美術館、2025年在臺北富邦美術館的布爾喬亞回顧展之展覽主題。

本文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5年3月號390期，原文標題為「路易絲．布爾喬亞，一個離鄉女孩的修復行動：為精神生活賦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