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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帝國「也里可溫」的十字架:蒙古人與基督徒

蒙元帝國「也里可溫」的十字架:蒙古人與基督徒

Cross of the “Arkaguns” in the Mongol Yuan Dynasty’: Mongolians and Christians

元代的漢文文獻中,可頻繁見到基督教的身影,通常寫作「也里可溫」。「也里可溫」一詞,過去常被認為是某部族的稱呼,但清末學者接觸到西方對蒙古的研究之後,認為「也里可溫」應為基督教之意。明末的歐洲教士到中國之後,陸續發現蒙元以前的基督教相關文物,才使這段在漢文文獻中幾乎湮滅的基督教徒活動,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

唐代傳入的基督教信仰,以及留存至今的殘存經典與壁畫遺跡,曾在之前的文章介紹過。在唐代稱之為「三夷教」之一的基督教(景教,即東方教會),曾經興盛一時,卻因為唐武宗在位期間的「會昌毀佛」(840-846)遭到波及,而後又因為黃巢之亂的動盪,景教教堂、教士、信眾消失殆盡,致使五代兩宋時期,幾乎沒有任何景教活動的文獻紀錄,自然也沒有發現相關的文物留存。

延伸閱讀|唐朝人的基督教:景教文獻中的耶穌降生與圖像

然而,在脫離中原政權統治的西域一帶,仍舊有東方教會(即唐代的景教)活動,特別是突厥人、回鶻(畏兀兒)人有不少信仰者,其中一部分進入蒙古部落當中。早在成吉思汗剛建立蒙古帝國的版圖之初,即與信仰東方教會的畏兀兒部落進行政治聯姻,轄有波斯及周圍區域的伊利汗國(旭烈兀兀魯思)開國君主旭烈兀,其母唆魯禾帖尼與妻脫古斯可敦皆為東方教會的信徒,因而對基督教相當禮遇。

元代文獻中的「也里可溫」

從元代的漢文文獻中,也可以頻繁見到基督教的身影,通常寫作「也里可溫」。「也里可溫」一詞,過去常被認為是某部族的稱呼,但清末學者接觸到西方對蒙古的研究之後,認為「也里可溫」應為基督教之意,並解析「也里可溫」字源,應為阿拉伯語的「有福之人」或是「信福音之人」的蒙古語轉譯,逐漸成為定論。在文獻記載中,曾多次提到也里可溫跟道教、佛教、伊斯蘭教(當時常寫成「答失蠻」)等教內人士,享有免除徵稅與勞役的內容,如《元典章》中抄錄的聖旨:

「至大四年四月,欽奉聖旨: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不敢當差發,告天咱每根底祝壽者道來。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白雲宗、頭陀教每根底多立著衙門的上頭,好生搔擾他每麼道說有,為那般上頭,除這裏管和尚的宣政院、功德使司兩個衙門外,管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白雲宗、頭陀教等,各處路府州縣裏有的他每的衙門,都教革罷了,拘收了印信者,歸斷的勾當有呵,管民官依體例歸斷者。」

從上述內容可重複看到「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稱呼,分別指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甚至還有金代興起的佛教教派「白雲宗」、「頭陀教」等,可見元蒙時期各種宗教之發達。但蒙元時期的基督教,除了以突厥、畏兀兒信眾為主的東方教會外,尚有從歐洲來此地傳教的羅馬公教(天主教)系統,這兩個教派雖然互不相容,但對蒙古人或漢人而言,可能難以分辨其中的細微之處,因而「也里可溫」應為泛稱,不盡然專指東方教會或羅馬公教。且現存元代漢文文獻當中,幾乎沒有提到「也里可溫」的教義內容,目前可徵略有提到的,僅《至順鎮江志》中所記載「大興國寺」條:

「祖師麻兒也里牙(馬利亞)靈迹,千五百餘歲,…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且大明出於東,四時始於東,萬物生於東,東屬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運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謂之長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於屋,繪於殿,冠於首,佩於胸,四方上下,以是為準。」

當中所謂「混沌既分,乾坤不息」等語,似乎與《聖經》舊約〈創世紀〉的開頭有點類似,但使用了宛如道家思想的詞彙,也有如「長生天」這類受到蒙古傳統信仰的用語,顯見漢文使用者在無法完全理解基督教義的情況下,只能以他較為熟悉的語境描寫。

基督徒在蒙古帝國的活動

關於蒙元時期基督徒在中原境內的活動,過去多半會引用相當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內容來佐證,據說馬可波羅之父持羅馬教宗額我略十世(Pope Gregory X)的書信,帶著馬可波羅前往大都(北京)謁見忽必烈。不過《馬可波羅遊記》的真實性向來有很大爭議,相較之下,19世紀在中東地區所發現的《大牧首雅巴拉哈三世傳》提供了一個更為直接的基督教活動圖像。這本傳記描述了一位在大都成長的東方教會教士拉班.掃馬與他的弟子馬克,1276年從大都出發,前往耶路撒冷,甚至往返歐洲的紀錄。在滯留伊利汗國期間,恰巧遇上巴格達的牧首(宗主教)死去,馬克卻因此意外成為新的牧首,稱為「雅巴拉哈三世(Yahballaha III)」。雅巴拉哈三世得到當時伊利汗國君主阿八哈(圖1)相當的重視,雖然阿八哈本人信仰藏傳佛教,但因為他迎娶拜占庭帝國皇帝米海爾八世(Michael VIII Palaiologos)之女瑪麗亞,因而阿八哈也對基督徒相當禮遇。

圖1 阿八哈汗與皇后像,約1430年,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ublic Domain)

在《大牧首雅巴拉哈三世傳》中,除了紀錄雅巴拉哈三世的生平外,也記載拉班.掃馬受阿八哈之子阿魯渾之命,前往教廷、法國、英國等地,企圖進行軍事結盟以對抗控制耶路撒冷的伊斯蘭政權。法國國家檔案館迄今仍保存阿魯渾寫給法國國王的國書(圖2),以蒙古文寫成,國書上還鈐有漢文璽印「輔國安民之寶」。

圖2 阿魯渾所寫國書(下圖局部),1289,法國國家檔案館藏。(公共領域)

蒙元時期的基督教文物

基督教在蒙元時期雖然興盛一時,但信仰者多侷限在蒙古統治階級與歸於「色目人」的突厥人、畏兀兒人等,幾乎沒有漢人,因而明代繼立後便迅速消亡,直到明代末年,才有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再度進入中國境內傳教。也因為明末的歐洲教士到中國之後,陸續發現蒙元以前的基督教相關文物,才使這段在漢文文獻中幾乎湮滅的基督教徒活動,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

目前發現蒙元時期基督教文物的地區,多半集中在過去重要的貿易都市,如揚州、泉州等地,比如之前介紹日本的「瑪麗亞觀音」時,提到揚州出土的基督徒墓碑,碑文刻的是拉丁文,顯然是信仰羅馬公教的教徒。但另一種常見的基督教墓碑,往往在碑身上刻有十字架,十字架的下方則以蓮座或祥雲裝飾,混和了基督教與佛教的圖案,這種類型的墓碑多半屬東方教會信仰,在泉州出土甚多。(圖3)位於北京房山的三盆山,有一處十字寺遺址,即《大牧首雅巴拉哈三世傳》中拉班.掃馬的修行之處。此處曾被英國學者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與日本學者佐伯好郎發現石碑與有十字架紋樣的石雕,與泉州出現的墓碑或墓石有相似之處。(圖4)

圖3 泉州出土的墓碑,十字架下方有蓮花或雲紋的裝飾。(圖片來源:江上波夫,《モンゴル帝国とキリスト教》)
圖4 北京房山出土的石碑拓本。(圖片來源:江上波夫,《モンゴル帝国とキリスト教》,2000)

延伸閱讀|觀世音或瑪利亞?日本基督教文物背後的文化交流史

蒙元時期出土的基督教文物,幾乎不見漢文,多半是敘利亞文、波斯文或蒙古文,顯見當時的信仰階層非漢人族群,自然也不會有翻譯成漢文的聖經內文或其他相關的文獻。至於當時東方教會的基督徒可能會閱讀什麼樣的聖經,現藏在梵諦岡與大英圖書館的兩本敘利亞文寫成的《福音書》,或許可以做為參考。

以大英圖書館所藏的敘利亞文《福音書》為例,這本約莫於13世紀初年寫成,精細勾邊的敘利亞文描述著福音書的內容,搭配色彩豐富的插圖。西方學者認為這些插圖基本上依照拜占庭的風格繪製而成,但在許多裝飾的細節則受到伊斯蘭文化的影響。由於是《福音書》的內容,插圖也多半是描繪耶穌基督的生平,比如耶穌釘十字架受難圖(圖5),以及耶穌向使徒分聖餐(圖6),耶穌復活後的顯聖(圖7)等。除此之外,《福音書》中還有畫出「護教者」的羅馬皇帝與皇后像(圖8),但在服飾上改為突厥風格的皇冠及帶有伊斯蘭風格的禮服,學者認為這可能是在描繪伊利汗國的開國君主旭烈兀以及其基督徒皇后脫古斯可敦。

左圖5 《福音書》敘利亞文寫本,約1220年代,插圖為耶穌受難圖。(© the British Library archive)右圖6 《福音書》敘利亞文寫本,約1220年代,插圖為耶穌向聖徒分聖餐,可參照「馬太福音」第26章26-28節:「他們喫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喫,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the British Library archive)
左圖7 《福音書》敘利亞文寫本,約1220年代,插圖為耶穌顯聖。(© the British Library archive)左圖8 《福音書》敘利亞文寫本羅馬皇帝與皇后像,學者認為這描繪的是旭烈兀與脫古斯可敦。(Public Domain)

傳世的元代天主教教士像?

至於蒙元時期的中國境內,除了屬於東方教會的出土文物外,是否還有其他與基督教相關的文物呢?從今日傳世的畫作中,竟也可以看到羅馬公教教士的形影嗎?根據文獻紀載,蒙元畫家任仁發曾繪製《職貢圖》,描寫由羅馬教宗派遣的使團進獻馬匹的內容。實際上,所謂的「使團」是指方濟各會的教士,他們要來大都替已經在當地的教士若望‧孟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建立教會,出發時原有7位,但最終抵達大都時只剩3位,分別為哲拉德(Gerardo Albuini)、裴萊格林(Pellegrino da Castello)跟安德烈(Andrea da Perguia)。

此《職貢圖》原作已不存,但傳世臨摹之作甚多,至少有四幅,分別收藏於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任伯溫《職貢圖》,圖9)、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佚名《呈馬圖》)、北京故宮博物院(九峰道人《三駿圖》,圖10)、國立故宮博物院(任仁發《貢馬圖》)。雖然傳稱畫家、題名各不相同,但畫面內容相近,以舊金山版本最完整,畫面最前方有一位侏儒,上頭頂著一隻小獅,其後是兩位使者,接身穿罩袍,一位手持香爐,另一位則雙手持著像是書信一樣的物品。其他版本在畫面開頭處略有減損,華盛頓本少了最前方的侏儒,而北京、臺北故宮兩本則皆缺前三位人物,只剩下三匹馬與牽馬的人。

上圖9 元 任伯溫,《職貢圖》,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Asian Art Museum)下圖10 元 九峰道人,《三駿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Public Domain)

有學者認為,若以最完整的舊金山版本來看,手持香爐與書信的使者,應當就是從羅馬來的方濟各會教士。(註)不過,認真比較畫中的使者與方濟各會教士的裝束,實在很難說有相近之處。但考量目前所見作品均為臨摹,多少有所失真,且教士經長途跋涉,無法整理裝容,所以披頭散髮,似乎也在情理之內。若學者的推論無誤,這或許是我們可以見到當年從羅馬歷經千辛萬苦來到大都的方濟各教士唯一的肖像。


 林梅村,《大朝春秋─蒙元考古與藝術》(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頁27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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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學(Li Meng-Hsueh)( 95篇 )

嘉義市立美術館專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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