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由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改編自日本作家遠藤周作的著名小說《沉默》在台灣上映。此片曾在台灣多處地點取景拍攝，因而在台灣甚受注目。但如果回歸《沉默》故事內容，講述的其實是基督教在日本傳教時的一段黑暗史。
基督教傳入日本
基督教（天主教）進入日本的時間點，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籍的耶穌會教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1549年登陸日本九州的鹿兒島，在日本待了兩年三個月，約吸引了700人歸信。後來沙勿略發現日本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便決定前往中國傳教，然而最後因病逝於廣東台山附近的上川島，最終沒有進入中國。
但沙勿略開啟耶穌會教士前往日本傳教的道路，之後陸續有教士前去傳教。當時正值日本室町幕府崩潰，群雄並起的戰國時期，為了確保傳教的人身安全，傳教士與葡萄牙、西班牙等地的商人合作，以「南蠻貿易」為由，向當地的大名或武將首領進行交涉，以獲得傳教的許可。由於貿易物品當中包含西方或東南亞等地傳來的火槍或佛朗機砲等武器，深受戰國時期的各地武將歡迎，因此初期耶穌會的傳教過程相當順利。
然而，天主教的傳入也引來如佛教僧侶的忌憚，當時的日本也出現基督教士吃人肉、以生肝入藥等惡意中傷的謠言，部分地區的教會或教徒的家也遭到縱火。但與此同時，基督教士也有拆毀佛教或神道寺社的情形，引起社會的不安與緊張。但大體而言，直到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全境時，基督教在日本境內的傳教情況仍沒有受到太大的阻撓，雖然1587年，豐臣秀吉在筑前（今福岡）一帶發布「吉利支丹（基督教）伴天連（神父）追放令」，要求驅逐傳教師，並限制基督教傳教，但此時基督教在日本的傳教活動仍然持續。
日本對基督教的迫害
然而1597年，豐臣秀吉再度祭出禁教令，逮捕在京都的26名基督教士與教徒，包含20名日本人、4名西班牙人、1名葡萄牙人與1名墨西哥人，全部處以極刑，開啟日本強烈彈壓基督教的舉措。
德川家康掌政後的幕府初期，在海外貿易的需求下，仍讓基督教得以在日本境內傳教。然而1612年後，受到一連串事件的影響，德川幕府認為傳教是外國勢力試圖顛覆德川政權的藉口，開始發布針對基督教的禁教令，要求已經改信基督教的地方大名棄教，並驅逐外國傳教士、禁止外國商船來日、處死境內的基督教徒等，1638年由日本基督徒發起的「島原之亂」，更直接促使德川幕府禁制基督教的傳播，日本人基督徒必須要以踐踏基督像或聖母瑪利亞像的方式，宣示自己已經不再信仰基督教，稱為「踏繪」。這也是遠藤周作的小說《沉默》的時代背景。
在德川幕府的強烈取締下，日本的基督徒從公開轉成地下，許多人隱密的傳承基督信仰，以佛教信仰為掩護，比如正面是佛像，背面刻著十字架等。另一個常見的情況，是當時的日本基督徒會供奉福建德化製作的白瓷觀音像，當成聖母瑪利亞來祭拜。後世研究者將這種觀音像稱之為「瑪利亞觀音」（マリア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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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子觀音來自聖母瑪利亞？
福建德化一帶以生產白瓷著稱，自宋元以來即是福建沿海貿易的重要出口商品，歐洲稱此為「中國白」（Blanc de Chine），明清時期特別以白瓷人物像著名，尤其是德化一帶所製作的觀音像。但根據外國學者的研究，這類女性形象的觀音，乃至於送子觀音像，極有可能是受到基督教聖母子的圖像所影響。
研究者認為，蒙古人打通往來歐亞大陸的通道，重新帶動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著名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前往中國，據說也是因為其父攜帶教宗的信件要交給忽必烈。當時不僅是景教，天主教會也在中國境內活動，在大都（北京）、揚州、杭州或廣州等重要城市，不僅有許多外國人，也可以看到多樣的宗教信仰。
揚州曾出土一方義大利基督徒移民的墓碑，碑文以拉丁文寫成，在碑文上方中央有聖母子像，下方兩邊則是亞歷山大的加大肋納的殉教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刻畫的工匠可能基於自己的習慣，畫面人物的表現有著在地化的現象，特別是聖母子的圖像，聖母坐在中國式的長椅上，全身以衣紋包覆宛如比丘尼，而且缺少中世紀基督圖像中常見的王冠。
研究者認為，經由基督教而來的聖母子圖像，進入中國民間後，轉化為送子觀音的形象。而湊巧的是，「送子觀音」形象也是自元代之後開始出現，而且廣泛流行於東南沿海一帶。
聖母子形象影響送子觀音的可能依據
朱元璋代元而立之後，沿海地區的基督教在戰爭破壞、交通斷絕之後不復存在，一直到16世紀中葉，才有前述所提到的沙勿略試圖再次前往中國傳教。沙勿略雖然未及踏入中國本土便已病死，但不久後的1556年，葡萄牙道明會傳教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抵達澳門，隨後耶穌會也來到澳門，並開始在中國的傳教工作。
克路士在其著作《中國誌》（Tratado das cousas da China）中提到曾在廣州某處的寺廟抱著小孩的女性神像：
在廣州城，……有一座他們教士的寺院，我在這座寺院內見到一個修得漂亮的高大禮拜堂，前有幾級塗金階級，木雕而成，堂內是一尊精美的女人像，一個小孩抱著她的脖子，前面點著一盞燈，我懷疑那是基督教的一些形跡，就向那裡遇到的俗人及幾個偶像教士打聽那女人是誰，但沒有人能告訴我，也說不清楚。它可能是聖母像，由聖托馬斯留在那裡的古基督徒所製，或者為他們製作的，而結果都通通給忘記了。（註1）
這樣的記錄固然難以確認當時是否還留存基督教聖母像的形象在當時的華南地區，但「抱著小孩的女性」這樣的神明形象，在當時似乎已經相當普遍。
而自葡萄牙獲得澳門，成為歐洲在中國的首處殖民地後，華南沿海一帶便在西方傳教士與商人的串連下，納入東南亞貿易的範圍。儘管明代海禁不斷，但廣東、福建一帶的港口走私貿易相當活躍，其商品可以出口到呂宋、巴達維亞等歐洲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這當中就包含福建德化的白瓷。西方的博物館也收藏有德化窯的基督聖母像，顯然在當時也是主要的出口商品。以大英博物館所藏的白瓷聖母像來看，雖然在細節上仍有很多與送子觀音不同的地方，但乍看之下確實沒有太大的差異。
尤有甚者，研究者認為，觀音形象中的「騎龍觀音」，其原始圖像也有可能來自於聖母像的表現。像是13世紀的象牙製聖母子像中，可以看到聖母踩著伏曲的龍，這樣的表現來自於《聖經．詩篇》91:13：「你要踹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而在德化窯的觀音中，也可以看到足底有蟠龍的造型。但「騎龍觀音」在傳統圖像解釋中，一般歸在「三十三應化身」的其中一個形象（註2），騎龍觀音的形象是否受到西方踩龍的聖母像的影響，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觀音像背後的「丸屋」聖母
但無論如何，由於德化窯的白瓷觀音，特別是送子觀音像，容易聯想到基督教的聖母子像，以致到了德川幕府時期日本後，便成為基督徒隱藏自己的信仰所使用的替代品。然而，即使在信仰上如此隱密，最終仍被幕府當局所發現。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的「瑪利亞觀音」，即是1856年及1867年在長崎浦上村遭到檢舉而沒收的文物。當地的基督徒被逮捕時，都稱白瓷觀音像是祖先留下來稱之為「ハンタマルヤ」（hantamaruya）的佛像，其發音就宛如「聖瑪利亞」（Sancta Maria）。被逮捕的當地居民雖然後來都被放回，但他們所供奉的白瓷觀音，則被地方的佛教僧侶認定為「異佛」而遭到沒收。
此外，德川幕府還在當地發現了題為「天地始之事」的鈔本，當中的內容可以說是某種簡易版的聖經故事，類似傳教士用來說明聖經意義的口語版，當中夾雜一些佛教術語，以及源自葡萄牙文、拉丁文等不太準確的音譯名詞。當中提到聖母瑪利亞的事蹟，稱之為「さんた丸屋御艱難の事」，當中「丸屋」（Maruya）即是「瑪利亞」音譯的漢字借字（当て字），福岡一帶隱藏自己信仰的基督徒，稱呼瑪利亞觀音時，也是以漢字借字的方式寫作「丸野佛」，可見當時刻意隱瞞的情況。
江戶時期的日本基督徒，在強力壓制基督宗教的大環境底下，以各種隱密的方式維繫自身的信仰，並代代相傳，展現強烈的韌性。原本看似單純的白瓷觀音像，也被賦予了多重的身分，甚至折射出大航海時代之後，中國東南沿海區域與東南亞地區的頻密的貿易往來，以及天主教士在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註1 譯文出自何高濟譯，Charles Ralph Boxer編注，《南明行紀─近代歐洲人眼中的中國南方》，台北：台灣書房，2010。
註2 「三十三應化身」出自《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描述觀世音菩薩為了度化眾生，會根據需要變化為33種形象，有佛身、辟支佛身、聲聞身、梵王身、帝釋身、自在天身、大自在天身、天大將軍身、毗沙門天身、小王身、長者身、居士身、宰官身、婆羅門身、比丘身、比丘尼身、優婆塞身、優婆夷身、長者婦女身、居士婦女身、宰官婦女身、婆羅門婦女身、童男身、童女身、天身、龍身、夜叉身、乾闥婆身、阿修羅身、迦樓羅身、緊那羅身、摩睺羅伽身、執金剛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