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的激進挑戰，專訪2023 Camping Asia策展人林人中，與藝術家《我是紅》萬吉魯．卡穆尤、《迷幻長日》西蒙．梅爾

Transdisciplinary Radial Challenge, Interview with 2023 Camping Asia Curator River Lin and Wanjiru Kamuyu of “Portraits in red” and Simon Mayer of “SunBengSitting”

從「跨域」的精神，仔細推敲這次邀請的藝術家們，會發現他們大多都具有跨文化、跨領域的身分背景。印尼行為藝術家麥拉蒂．蘇若道默（Melati Suryodarmo），她的作品雖是被歸類在視覺藝術脈絡中的「行為藝術」，但她其實是受舞蹈養成訓練長大，父親又是爪哇舞的傳統舞蹈大師。像這樣模糊界線、身分、甚至是我們在討論脈絡上習慣分類的視覺／表演藝術形式，基本上也是林人中想要打開想像的跨領域範示。「我在表演節目的構思上，包含藝術家的選擇或是整個形式的方向，都是相當程度包含了『視覺藝術』，甚至是有意模糊以往藝術史知識生產的脈絡。」

Camping Asia是由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簡稱北藝中心）與法國國家舞蹈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Danse，簡稱CN D）共同策劃，於2019年展開第一屆，2021年因疫情暫停，今年（2023）再次舉辦，並與國際精品品牌香奈兒合作，由策展人林人中策劃，於11月20日在北藝中心揭開序幕。Camping計畫原是由CN D前任總監Mathilde Monnier開創，於2015年舉辦第一屆，透過夏令營的方式，讓學生與藝術家、專業舞者、業餘舞蹈愛好者等進行交流，該活動經由策展人林人中引入，轉身落地臺灣，那麼定錨在Asia（亞洲）的Camping具有什麼樣的獨特精神？如何回應不同地域的需求？從今年的節目又試圖展現什麼企圖？

定錨在Asia（亞洲）的Camping具有什麼樣的獨特精神？如何回應不同地域的需求？從今年的節目又試圖展現什麼企圖？圖為Camping Asia演出節目之一，阿森．博朗（Aseng Borang）《沒有人是局外人》（*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劇照，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提供

回應臺灣表演藝術的空缺與需求

先讓我們從起點談起。林人中分享他之所以會想引進法國Camping制度，是觀察到臺灣近幾年藝術機構、場館的發展現況。1987年兩廳院完工、2014年正式成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2014年也有臺中國家歌劇院開幕、2016年是臺灣戲曲中心、2018年是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等，這些場館主要都是透過媒介的分類來建構，也會因媒介而有經營策略和節目設計上的差異，不過基本上都是獨立作業，且肩負綜合性的業務內容。

林人中分享他之所以會想引進法國Camping制度，是觀察到臺灣近幾年藝術機構、場館的發展現況。圖為策展人林人中，攝影／郝御翔，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提供

另一側，法國為推廣表演藝術，自1970至1990年代，他們文化部挹注中央資源陸續成立了三十餘間國立舞蹈機構，按照創建時序，共分為三種機構系統：國家編舞中心（Centre Chorégraphique National，簡稱CCN，始於70年代）、國家編舞發展中心（Centres de Développement Chorégraphique National，簡稱CDC，始於80年代），再來就是國家舞蹈中心（始於90年代）。

其中CCN與CDC的差異是，CCN會由文化部委任編舞家擔任總監，並提供行政人才、創作基地與專業發展資源，主要任務為培育發展較為成熟的中生代編舞家；CDC強調更年輕的人才培育，和在地社區連結、開發陌生觀眾；CN D則是肩負起研究與檔案化的任務，包含建立全歐洲最大的舞蹈圖書館，收藏品除常見的書籍、影音、雜誌、海報外，還有舞譜和服裝設計手稿。這三類型的機構彼此分工串連，可看出法國是從整個體系來思考如何讓表演藝術的生態穩定、健全發展，且除了舞蹈的體系外，其他像是戲劇亦有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劇院等系統支持，也因為如此縝密的分工與多年累積，讓法國的表演藝術產業支持系統相當成熟。

回到臺灣表演藝術產業，林人中肯定各場館在節目策劃與教育行銷的努力，不過可惜的是場館間卻鮮少有橫向跨越的合作連結與分工，產業的整體系統也較為脆弱。同樣地，藝術教育的機制也面臨這個問題，我們會去看其他學校的演出，但並不知道彼此背後的教育方法是什麼，也沒有系統性的交流學習機會。於是，Camping Asia便是試圖著手去回應這些空缺與需求，主要任務除了要協助對接藝術家、場館及產業外，也期待能讓跨領域的專業工作者交流，且從源頭開始省思藝術教育的角色，像是在課程設計上，包含各校會輪流給彼此上課的「早課」，以及每個學校會輪流演出25分鐘的「學校馬拉松」，透過彼此的課程與表演，看到背後的訓練方法以及身體的差異是如何被不同文化形塑。

且當Camping來到臺灣，林人中另一還想打造一個「地緣」上的舞臺，他親自拜訪亞太平洋地區的藝術學校，邀請日、韓、香港、新加坡、泰國等學校加入，讓Camping Asia不僅是與世界各地具跨領域色彩的藝術家或編舞家交流，同時也從這個機會看到藝術教育「跨域性」的可能。

Camping Asia不僅是與世界各地具跨領域色彩的藝術家或編舞家交流，同時也從這個機會看到藝術教育「跨域性」的可能。圖為Camping Asia演出節目之一，闖劇場《扮仙》劇照，攝影／楊子逸，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提供

「跨域」的多層次激進挑戰

若再從「跨域」的精神，仔細推敲這次邀請的藝術家們，會發現他們大多都具有跨文化、跨領域的身分背景。印尼行為藝術家麥拉蒂．蘇若道默（Melati Suryodarmo），她的作品雖是被歸類在視覺藝術脈絡中的「行為藝術」，但她其實是受舞蹈養成訓練長大，父親又是爪哇舞的傳統舞蹈大師。像這樣模糊界線、身分、甚至是我們在討論脈絡上習慣分類的視覺／表演藝術形式，基本上也是林人中想要打開想像的跨領域範示。「我在表演節目的構思上，包含藝術家的選擇或是整個形式的方向，都是相當程度包含了『視覺藝術』，甚至是有意模糊以往藝術史知識生產的脈絡。」

印尼行為藝術家麥拉蒂．蘇若道默（Melati Suryodarmo）的作品雖被歸類在視覺藝術脈絡中的「行為藝術」，但她其實是受舞蹈養成訓練長大，父親更是爪哇舞的傳統舞蹈大師。像這樣模糊界線、身分、甚至在討論脈絡上習慣分類的視覺／表演藝術形式也是林人中想要打開想像的跨領域範示。（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提供）

開幕演出《我是紅》（Portraits in red）的創作者，肯亞藝術家萬吉魯．卡穆尤（Wanjiru Kamuyu）有著跨文化、身分的經驗，作為非裔美國人的女性，她表示，在非洲肯亞時，她對自己的身分感到堅定的自信，從未懷疑過自己的價值，但到了美國後，她很早就意識到自己是少數族群（外貌特徵和族裔），也有了被邊緣化和性別歧視的經驗，隨後移居法國，也體驗到具有某種異國情調而被過度性化，這些種種跨文化的經歷對她來說是一個不斷演變、複雜且多層次的過程，從這些經驗再回到《我是紅》的創作，《我是紅》探討了身體政治之間相互衝突的觀念、問題和挑戰，如支配、壓迫、同化、客體化和異國化，展現一女性、非洲、黑人的身體，在不同空間和文化中，所經歷、創建和激發的能量。

開幕演出《我是紅》探討了身體政治之間相互衝突的觀念、問題和挑戰。圖為萬吉魯．卡穆尤《我是紅》。攝影／Stéphane chouan，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提供

另一作品《迷幻長日》（SunBengSitting）的藝術家西蒙．梅爾（Simon Mayer），在身分上既是編舞家也是音樂家，面對乍看之下如此不同領域的身分，他卻以一個連貫性的觸發來思考，「當我們身體在運動的同時，我們會呼吸、會產生聲音，這些很自然地會一起帶動，可以從孩童身上觀察到這樣的能力，跨學科似乎是我們的本性。」這種對整體的思維也是他在《迷幻長日》中企圖實踐的「跨」，他表示，在傳統的舞蹈和音樂演出中，時常討論著彼此的差異，這一方面展示了表達的多樣性，另一方面卻也導致舞蹈或音樂領域會對於起源和形式有所爭論，對他來說這反而創造了分裂、距離和界限，所以他從傳統舞蹈中發現它們大多都具有動作、節奏和旋律，他便把這樣的概念結合進編舞的方法，尋找人們共同、且可分享之處。

西蒙．梅爾從傳統舞蹈中發現它們大多都具有動作、節奏和旋律，他便把這樣的概念結合進編舞的方法，尋找人們共同、且可分享之處。圖為西蒙．梅爾《迷幻長日》。攝影／Gerhard F. Ludwig，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提供

上述三位藝術家恰巧從成長背景、身分經驗、專業領域，回應了三種不同層次的「跨」，最後林人中總結道，他除了從這些藝術家的特質去談「跨」之外，對他來說還有一個非常內部的核心動機是「挑戰」，這個挑戰並不是要讓觀眾感到不舒服，而是他認為我們需要一種更激進的做節目的方法，來打開臺灣對於「表演藝術」的既定想像，所以當北藝中心也同意這個作法，並且願意把資源投注在引進我們相對陌生的作品時，便是一個具有打開更多可能性對話、並且去啟動這個產業的機會。

疫後展演新方向？

談起Camping Asia的下一步，林人中表示上一屆（2021年）就曾經因疫情取消，然而，現在疫情之後，法國、歐洲的整個藝術教育系統也正在發生改變，整體產業的運作方式、經濟條件、場館制度也都在變化當中，像是出現了更多線上節目的安排、更關注產業內部人員的過勞情況，再來尤其現在是旅行成本大幅升高、又講究降低碳排的時代，很多場館會再三考慮國際交流及參訪的必要性。今年的Camping Asia緊接著在疫情放緩後舉辦，某種程度承襲著疫後大家對於重返實體交流需求的能量，不過因為Camping Asia是踩在多面向的與產業溝通上，未來勢必得找出方式再去回應後疫情時代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