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從哪裡來？美術館資金的道德難題

今年夏天，大西洋兩岸藝術圈最熱烈討論的議題，莫過於一連串發生在美英兩地，涉及美術館贊助資金來源的道德議題辯論。最受矚目的，莫過於美國惠特尼美術館（Whitney Museum）董事會副主席坎德斯（Warren B. Kanders）與軍防公司Safariland的持有關係，廣泛贊助歐美兩地藝術活動，被指控造成美國鴉片類藥物氾濫的薩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以及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董事會成員因擔心博物館長期接受石油和天然氣巨頭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簡稱BP）的贊助而辭職。而針對BP贊助的討論，同樣向著英國國家肖像畫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而去。

事件一：催淚彈與惠特尼美術館
爭議起於2018年11月。惠特尼美術館董事會副主席坎德斯為軍防公司Safariland的首席執行長，而Safariland製造的催淚彈筒被美國執法單位用在墨西哥邊境衝突，驅趕非法穿越的移民和抗議者。當有報導指出坎德斯與Safariland的關係後，惠特尼美術館近百名員工率先請願，要求將坎德斯從董事會名單中剔除。原預計參加雙年展的美國藝術家拉克威茨（Michael Rakowitz）率先於12月宣布退出展覽。到了2019年3月，由紐約數間大學學生組成的「讓此地去殖民」（Decolonize This Place）社運行動組織，於開展前九週連續每週五至美術館抗議，要求罷免坎德斯。雙年展內，英國團體「法政建築」（Forensic Architecture）的錄像作品《三重追蹤》（Triple Chaser）更直接回應坎德斯爭議，以「三重追蹤」這款催淚彈為調查對象，追蹤其於全球的使用範圍。隨著8位參展藝術家相繼宣告退出雙年展，坎德斯在7月24日宣布辭去美術館董事會副主席一職，妻子艾莉森（Allison）也同時辭去繪畫和雕塑委員會的職務。而8位退展藝術家隨後在7月25日宣布撤回退展請求，作品繼續在雙年展中展示。

坎德斯遞交辭呈後，惠特尼美術館發表了聲明，除了證實他的離開，也感謝他和妻子對美術館的貢獻，無論是慷慨的經濟支持，抑或兩人在其他更廣泛的募款活動中的作用。根據外電報導，坎德斯於2006年加入惠特尼理事會，13年間夫婦倆對惠特尼美術館捐贈的金額超過1千萬美元。作為建築委員會成員，2015年惠特尼遷往由皮亞諾（Renzo Piano）設計的新館時還提供過支持，美術館內，則有一個以坎德斯夫婦命名的樓梯。

事件二：薩克勒家族的止痛藥
今年７月，曾受藥物成癮困擾的美國攝影藝術家南．高丁（Nan Goldin）和她創立的行動組織「痛」（PAIN，Prescription Addiction Intervention Now）在法國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外舉起紅布條發起抗議活動，訴求：「撤下薩克勒的名字」（take down the Sackler name），白熱化了針對美術館接受薩克勒家族捐贈的議題討論。

薩克勒家族在2016年曾以130億美元的淨資產，列為《富比士》（Forbes）「最富有家族排行」第19位。家族崛起於製藥產業，1952年，三兄弟亞瑟（Arthur，d.1987）、莫迪默（Mortimer，d.2010）以及雷蒙（Raymond）收購製藥公司Purdue Fredericks，也就是未來普渡藥廠（Purdue Pharma）的前身。1995年普渡藥廠上市名為奧施康定（OxyContin）的止痛新藥，該藥物為普渡創造了高額營收。然而藥物濫用卻在2000年後逐漸成為美國國民健康的首要威脅，也成為沉重的社會負擔。多起訴訟指控普渡製藥在行銷過程中誤導醫生和患者，隱瞞該藥會上癮的本質，進而助長了藥物濫用。普渡否認訴訟中的指控。承受不住超過2千件訴訟案帶來的龐大壓力，今年3月便傳出普渡可能進行破產申請，而針對該公司主要經營者薩克勒家族藝術贊助問題的討論與壓力也浮上檯面。9月15日，普渡製藥已正式提出申請破產保護。

不止羅浮宮，歐美以薩克勒家族為名的捐贈、研究不勝枚舉，以薩克勒冠名的空間，除了羅浮宮，尚包含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薩克勒展廳（Sackler Wing），牛津大學薩克勒圖書館（Sackler Library），史密桑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亞瑟．薩克勒美術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等，近期則有2013年正式開放的英國蛇形畫廊（Serpentine Gallery）分館「蛇形薩克勒畫廊」（Serpentine Sackler Gallery），以及2017年新開張，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簡稱V&A）斥資4千8百萬英鎊修繕的薩克勒中庭（Sackler Courtyard）。

據英國媒體統計，陷入爭議的兩個薩克勒慈善機構，一個是薩克勒信託基金（Sackler Trust），另一個則是由普渡藥廠前首席執行長莫迪默與其第三任妻子泰瑞莎．薩克勒（Theresa Sackler）創立的莫迪默泰瑞莎薩克勒基金會（Mortimer and Theresa Sackler Foundation）；兩個基金會都是英國文化藝術機構重要的捐助者，受贈的包括泰德美術館、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V&A、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蛇形畫廊、倫敦博物館（Museum of London）、設計博物館（Design Museum）、德威奇美術館（Dulwich Picture Gallery）、科陶德藝術學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等。

在普渡製藥造成更多爭議的時刻，3月，大英博物館表示將拒絕薩克勒信託基金會的資助，英國國家肖像畫廊也在隨後宣布已與薩克勒信託達成協議，基金會將撤回為「Inspiring People」項目提供的1百萬英鎊贈款。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也宣布將暫停接受被指控從製藥中獲利的家族成員的贈與。古根漢美術館也發表聲明，表示該館自2015年後就沒再收到來自該家族的捐款，未來也沒有任何捐贈計畫；2006年成立的薩克勒藝術教育中心則每年為30萬兒童、成人及家庭提供服務。

薩克勒基金會主席泰瑞莎．薩克勒本身也是V&A的董事會成員。3月時，她已宣布兩個基金會將在英國暫停所有新的慈善捐贈，因此V&A也表示未來該家族將不再對博物館提供任何資金，至於新開張的薩克勒中庭，美術館不會刪除任何貼有薩克勒名稱的標籤，而她的任期也將在11月結束。南．高丁的抗議活動後，羅浮宮移除了展廳與網站薩克勒的署名，羅浮宮館長馬丁內斯（Jean-Luc Martinez）於受訪時表示，薩克勒家族的冠名時限已過，羅浮宮因此撤下名字。而美國史密桑尼學會則表示根據法律，他們不會撤除薩克勒的冠名。由亞瑟．薩克勒美術館與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組成的亞洲藝術國家博物館擁有全美最大的亞洲藝術研究圖書館，該館成立於1982年，奠基於亞瑟．薩克勒捐贈的1千件亞洲古文物和4百萬美元。愛好中國玉器與青銅器收藏，大都會博物館、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皆可見亞瑟．薩克勒的捐贈足跡。

事件三：英國石油與氣候變遷
BP為英國國家肖像畫廊長期的贊助機構，創立於1979年的肖像獎，在1989年開始由英國石油贊助，因而掛名成為英國石油肖像獎（BP Portrait Award）。該獎項成為當今西方最具影響力的肖像繪畫專門獎項，享有卓越的聲譽，冠軍獎金為3萬5千英鎊。然而正是肖像獎昔日得主，今年度獎項評委，藝術家休姆（Gary Hume）在6月以一封致博物館館長庫利南（Nicholas Cullinan）的公開信，呼籲應該終止石油巨頭長期以來對該獎項的贊助。休姆表示，我們的星球正在迅速變化，包含極端氣候與生態系的崩潰，而BP正積極加劇了這場危機。因此他認為繼續接受BP贊助有損國家肖像畫廊的聲譽，即便在21世紀很難找到足夠、長期的藝術計畫資金，藝術界也應當邁出拒絕讓石油行業洗形象的一步。

英國文化機構與BP的關係越來越受到攻擊，事實上，每當BP贊助大英博物館的展覽開幕時，伴隨而來的抗議未曾消失過。目前BP與大英博物館合作合約效期至2022年。泰德美術館則在2017年終止了與BP的26年贊助協議。國家肖像畫廊的聲明則表示：尊重他人表達意見的權利。並指出BP的支持直接鼓勵了才華洋溢的藝術家，幫助他們獲得更廣泛的認可，同時也讓國家肖像畫廊得以提供公眾免費入場，2018年有27萬5千名遊客。

誰比較道德？
近年，在英國針對氣候危機產生的抗議活動明顯增加，然而並非所有人對氣候危機的立場一致。許多人認為氣候危機是人類活動引起，燃料公司只是原因之一。但是當每日所需產品以及交通移動（無論是坐公共運輸或私家車）都無可避免需要燃油時，石油公司是否因此不道德？有趣的是，英國政府每年從石化燃料公司獲得將近3百億英鎊的收入，當這類收入作為政府提供的經費進入美術館時，是否就比較道德？而在英國，每年因菸草死亡的人數遠高於鴉片類藥物，但卻難見輿論對菸草公司的贊助提出控訴。事實上，大英仍從日本菸草公司傑太（JTI）獲得贊助，威尼斯雙年展也同樣獲得傑太贊助，但在新聞會上卻沒引起任何藝術家或與會人員關注。泰德美術館雖然宣稱不會接受BP贊助，卻對其他壓力領域保持沉默。曾任惠特尼董事的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於《藝術新聞》（The Art Newspaper）的訪談中表示，在他任職期間，博物館曾收到菸草巨頭奧馳亞（Altria）的奧援，甚至在該公司紐約總部設有衛星展覽空間。他說：「儘管這使我成為共犯，但我也知道他們提供的資金支持了我們的使命。」

博物館必須謹慎面對自己的資金來源，但若無限上綱道德的大旗，我們將很難找到無可指責的資金來源，即便是享有卓越聲譽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 Family）。更遑論即便是石油產業，在其生產地的不道德批判，普遍要遠低於其他地方。與此同時，博物館也是一個脆弱的機構，現今它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依靠私人支持來履行其在社會的功用與意義。根據英國文化部公布的資料，2017到2018年，大英、國家美術館、國家肖像畫廊、泰德、V&A這五間美術館，慈善籌款約佔收入25%至40%，政府挹注則在四到六成不等。

惠特尼美術館館長溫伯格（Adam Weinberg）在對《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採訪中表示：惠特尼美術館是美國主要藝術機構中最進步、最多樣化、最開放的之一，「美術館館長們現在都在看著我們說，『如果惠特尼被盯上了，那我們會怎麼樣？』」言談中不難看出溫伯格的擔憂。如果出任董事會意味必須承擔名譽風險，未來是否會產生寒蟬效應，同時影響美術館所需的資金來源？溫伯格也不諱言表示：「坎德斯把大量的時間和金錢給了年輕的，而且經常是非常激進的藝術家—這是此事件的諷刺之一。」
博物館的道德標準是否應該高於民眾的意願？坎德斯在2018年12月回應美術館員工的聯名信時，明確表示他個人並非問題所在，並強調Safariland的所有操作完全合乎規範。他寫道：「作為生產商，Safariland的作用是確保產品在使用時能按預期發揮作用，而非決定產品何時以及如何被使用。這不是放棄責任，而是承認現實。」坎德斯也補充說明公司在向美國國內外的政府機構銷售產品時，所有機構必須獲得購買和使用產品的許可。他指出：「在美國，買家必須是真正的執法機構。而與國際客戶交易，Safariland需從美國國務院獲得每批貨物的出口許可證。換句話說，我們的業務受到嚴格監管，以確保產品僅銷售給政府批准的客戶。」我們無可否認的是，作為一個製造商，他的確無從控制使用者如何使用產品。作為防禦性武器的催淚彈，既有可能成為執法者合宜的防禦，也有可能成為不肖者實行獨裁控制的武器，一如一把利刃可以弒人，也可製作一桌饗宴。道德有罪的，究竟是製造者，還是不當使用的操作者？

當我們高舉道德大旗審視贊助人與單位，認為他們的捐款污穢時，我們卻鮮少因為藝術家濫交、吸毒、暴力犯罪、藉由炒作抗議活動提升個人名聲……等道德瑕疵，而減損對其藝術創作的評價。那麼，一個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他在藝術教育與延續的奉獻是否就該被抹煞？誰的社會道德標準可以作為資金取得的評斷？如果認為這樣的資金有罪，站在毒果樹理論上，博物館以及獲得資助的藝術家們，是否該如數償還？而藝術捐款就是非道德財富的贖罪券嗎？美術館是否可以在社會正義的角度上販售「贖罪券」？如果我們鼓勵有罪之人透過社會服務進行贖罪，那麼薩克勒家族長期以來，以及未來應當會斷絕的數千萬英鎊可能藝術捐贈，是否可視為其在社會道義上（而非刑罰罪責）的贖罪？

或許，奠基於專業倫理而非廣泛社會倫理的辯論，同樣是我們在思考法人化博物館的時候，不得不一同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