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知名且在藝術商業市場中常是目光焦點的藝術家畢卡索（Pablo Picasso），在2022年下半年於日本國立西洋美術館以「畢卡索與他的時代：柏林貝格魯恩博物館展」一展和日本的觀眾見面。柏林貝格魯恩博物館（Berggruen Museum）是柏林國家畫廊的一部分，主要以畢卡索、克利（Paul Klee）、馬諦斯（Henri Matisse）與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四位20世紀的代表性藝術家為中心並延伸的典藏內容。館藏是由一位在巴黎活動，出身自柏林的收藏家海茲．貝格魯恩（Heinz Berggruen），售予德國聯邦政府的百餘件作品為整體基礎，而此博物館更以貝格魯恩為名，想必是為彰顯這位收藏家對這些重要作品的貢獻。
本次的展出從貝格魯恩博物館精選了97件作品，亦從日本國立美術館典藏品或委託藏品中選出11件，一共108件作品，其中更有76件作品為日本首次曝光。豐富的展覽內容除了畢卡索以外，亦有克利的包浩斯時代作品、馬諦斯晚年的剪紙創作，以及賈科梅蒂藝術理念與技術達到極致時期的雕塑。而主打的畢卡索部分，則是從館藏中精選早中晚各時期的代表作品，並且分為 「畢卡索與喬治．布拉克：嶄新造型語言的創造」、「古典主義的破壞」以及「女性形象的描繪」且橫跨畢卡索1900至1940年代的創作歲月。
畢卡索與布拉克兩人是推動立體主義的重要夥伴，這個藝術流派的特色在於並非單純描繪物體或人體的型態，首先把握對象物的容積與質量後，接著將其透過不同角度折射出的玻璃分割面般，把不同切面的描繪形象並置在同一個平面上，並且嘗試與周圍的空間結合。例如本次展出的《戴帽子的男人／喬治．布拉克的肖像》（1909-10）即是一例。除此之外，也會如《有玻璃杯與撲克牌的靜物（向馬克思．雅各致敬）》（1914）透過在畫面上增添文字，做出類似印刷物拼貼的效果，透過現在的話語來說，更像是將不同平行時空下擷取過來的視覺切片，重新凝聚新的平面或雕塑樣貌。這樣的立場與目標，完全打破了過去西方的繪畫傳統，亦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美術實踐之一。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戰後，法國社會籠罩著保守的氣氛，美術界亦有著「回歸秩序」的傾向，畢卡索此時將目光轉向古典藝術，在大戰末期到1920年代間，開始描繪相關主題，例如如詩般優雅的《窗邊的靜物：聖人拉婓爾（No.31）》（1919）以及古典主義時代女性肖像代表的《坐著的拭足裸婦》（1919）。不過1920年代後半開始，畢卡索開始受到超現實主義者們的刺激，作品中開始出現在殘酷過激情境中變形的人類形象，如同《跳舞的西勒努斯》（1933），即使是古代神話的世界，也轉化成描寫人類肉感與慾望的題材，而畢卡索在該時期也有各種大膽且變形的女性裸體像，1939年出品的《拿著鈴鼓的女人》即是一例，這自然也與他所在的環境的影響，連帶至個人性別觀的改變。
畢卡索的私生活與女性關係，一直對他的創作有著極大影響。例如1936年到1943年間，他同為藝術家的女友多拉．麻諾（Dora Maar）便成為他許多的作品描繪對象，本次展出的主視覺，1936年發表的《綠色指甲的多拉麻諾》則是一例，嶄新的構圖與繪畫手法，將麻諾獨特的個性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但在之後的1940年6月，戰火逐漸席捲法國，直至1944年8月的四年間，北法與巴黎遭德軍佔領，期間畢卡索被禁止發表作品，且在自己的工作室中被嚴密地監控。這時他只能沉默地作畫，藉此度過生命中的黑暗時期，這段時間最能代表其心情的想必是《巨大的橫躺裸婦》（1942），在灰暗的房間當中，一位毫無生氣的女人橫躺在床上，象徵了被戰火威脅，且不見天日與自由的恐懼。
總結言之，本次在東京的畢卡索展，不只是藝術家不同時期的作品風格分析與演繹，某種程度來說也是收藏家貝格魯恩過去成果的一次展示。在其收藏成為國家畫廊的館藏之前，他在巴黎所經營的貝格魯恩畫廊，已針對這些作品進行過數次研究與企劃展，本次展出也特設這位收藏者的介紹區塊，並且羅列出當時展演的宣傳品和策展主題。而這想必也可以給予世代漸漸交替的台灣收藏圈一個完整的啟示與示範：要如何建立自身收藏系統的主題，甚或其相對於台灣、亞洲甚或世界的重要文化議題或藝術史間的關係為何？想必是值得參照的範例。
陳飛豪( 119篇 )陳飛豪，生於1985 年。文字寫作上期冀將台灣史與本土想像融入藝術品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