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Times》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專題以一種不同以往的「英雄敘事」呈現於世人眼前，神情肅穆的女性群像作為封面，冠上「打破沉默的人」（The Slience Breakers）為標題，內容細述自娛樂圈率先發聲的#MeToo運動，揭露在男性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當中所遭受的騷擾或霸凌。而2020年5月美國白人警察對非裔人士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執法過當以致死亡的事件，也讓早在2013年發生非裔青年馬丁（Trayvon Martin）遭槍殺而發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再度燃燒，更成為美國自1960年代以後最大規模的民權運動。這些訴求平權並蔓延成全球響應的社會運動，讓女性與有色人種長年受到歧視或不平等待遇的壓迫狀況被鼓勵勇於訴諸於世，或是獲得重新檢視的契機。
平權運動已然是當前的顯學，這股浪潮勢不可免地也推展至藝術圈，為同樣長期處在產業弱勢的女性與黑人藝術家帶來可能扭轉現況的驅動力。而這個催化劑迄今已在當前的展覽趨勢、博物館典藏以及市場取向造成什麼樣的影響與改變？產業結構的規範與審美品味的風向標是否因此轉向，而形塑出新的價值觀與模式？
不再缺席的黑人藝術？
當2020年的佛洛伊德事件引發網路社群流傳使用#blacklivematter、#BlackoutTuesday為標記，並以全黑圖來響應對此訴求的支持，當中也包括眾多藝術家、策展人與藝術機構，不過，也有一派看法認為這樣的聲援不過是一種沒有實質效果的行動。長年關注黑人藝術發展，並在2019年出版《新黑人先鋒：藝術與時尚之間的攝影》（The New Black Vanguard: Photography Between Art and Fashion）一書的策展人安特沃恩．薩金特（Antwaun Sargent）就在當時質疑那些表態的博物館：「黑人對策展人或董事會而言重要嗎？在館方的收藏或展覽中重要嗎？他們必須要有能說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資格。」而後在2021年初，薩金特被國際龍頭畫廊高古軒（Gagosian）延攬為總監與策展人，在展覽的規劃上有意提高非白人藝術家的比例。
在2018年2月，凱欣德．威利（Kehinde Wiley）和艾米．謝拉德（Amy Sherald）各別繪製的美國總統歐巴馬與第一夫人蜜雪兒的肖像同時於國家肖像畫廊揭幕，也是該機構委託黑人藝術家繪製國家元首的首例。而黑人藝術也受到時尚圈的關注，2020年9月號的美國版《VOGUE》雜誌便與兩位黑人藝術家凱瑞．詹姆斯．馬歇爾（Kerry James Marshall）跟喬丹．卡斯蒂爾（Jordan Casteel）合作，以他們繪製的黑人畫作為當期封面。無獨有偶，同一月份的《浮華世界》（Vanity Fair）也採用艾米．謝拉德畫的布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為封面以示悼念，這名黑人女性於該年3月在警方查案時遭到誤殺，後因5月發生的佛洛伊德事件而再度受到關注。
正當BLM運動持續在街頭發酵之際，美國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也展開記錄時代的積極作為，多個博物館的策展人在抗議現場進行訪談記錄並蒐集圖像、標誌以及各種具有象徵性的物件。國立歷史非裔美國人歷史和文化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策展人亞倫．布萊恩（Aaron Bryant）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最重要的是我們實地收集與了解，以確保這一刻不會被消失。所以，我們與人們交談，我們不會忘記他們的故事，歷史就在我們眼前。」
其實對黑人藝術的關注並非只受到現下的潮流所趨動，由山繆．D．波拉德（Samuel D. Pollard）執導、在2021年發行的「Black Art: In the Absence of Light」紀錄片，就以1976年在洛杉磯郡立美術館（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LACMA）所推出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Two Centuries of Black American Art」展覽為序幕，由已故的美國黑人藝術家和學者David Driskell策劃，呈現200多件創作於1750年至1950年間的美國黑人藝術品，可謂對此領域的首次全面調查並認為他們的創作力與貢獻受到忽視。而影片亦透過學者、新生代黑人策展人和藏家的各方見解交織而成，以不同角度介紹超過15位當代美國黑人藝術家的創作歷程與作品，力圖續寫美國的黑人藝術發展史，以及彰顯其不容抹滅與取代的位置。
市場的女力崛起
根據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在2015年至2019年的統計資料，女性佔美國職業藝術家的46.1%，這也與全球男女人口比例相當；然而，2019年國家女性藝術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in the Arts）的數據則反映出女性藝術家收入平均為男性藝術家的74%，有著顯著的落差。而根據Artprice.com數據顯示，2021年拍賣市場的女性藝術家銷售總額首度突破10億美元，反映某種程度上女性藝術家在藝術市場所獲的支持達到新高，但是若再細究同年度的拍賣收益前百大名單，其實僅有七位女性藝術家入榜。
儘管近年來，明星級的女性藝術家名單逐漸擴編，但整體而言與男性藝術家在拍賣數量與價格的比例仍相當懸殊，當男性藝術家的拍賣行情已達到億級美元，女性藝術家迄今仍尚未突破5,000萬美元門檻。目前女性藝術家的最高價作品為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O’Keeffe）的《曼陀羅／白色花朵一號》（Jimson Weed/White Flower No.1），係於2014年紐約蘇富比拍出4,440.5萬美元成交價。而作品鮮少現身拍場的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其代表作之一的《迪亞哥與我》（Diego and I）竟在2021年橫空出世，於紐約蘇富比拍出3,488.3萬美元，也一舉躍居女性藝術家的第二高價拍賣紀錄。而近幾年，女性藝術家作品在拍場陸續嶄獲佳績：路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在今年5月紐約蘇富比當代藝術晚拍《蜘蛛》（Spider）銅雕拍出3,280.4萬美元成交價，不僅刷新藝術家個人拍賣紀錄，也改寫女性藝術家的雕塑價格新紀錄。草間彌生在去年11月於香港M+博物館舉辦大型回顧展「草間彌生：一九四五至今」，而在同年的富藝斯紐約春拍以《無題（網）》拍出成交價1,050萬美元再次締造個人拍賣紀錄，身為目前行情最高的在世女藝術家，她同時也是銷售數量與總額最多的保持者。
相較於這些藝壇前輩累積數十年的拍賣資歷，英國藝術家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的崛起令人注目，她的作品在2000年首度進入拍場，而自2018年闖進拍賣收益的全球前百大名單後便維持至今且聲勢仍持續看漲。尤其她在今年四月大都會美術館舉辦的回顧展「死亡與少女」（Death and the Maid）可謂在其藝術生涯豎立他人難以企及的里程碑，前一位在世英國藝術家有此同樣的展覽規格是盧西安．佛洛伊德（Lucian Freud）。而在展覽的推波助瀾下更為她的作品價格持續拉升，今年度已有八件作品的拍賣價格皆達百萬美元等級且兩度改寫個人拍賣新猷，截至今年一月至七月所累計的拍賣銷售額已超越傑夫．昆斯（Jeff Koons）與達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等拍場健將。然而，即便如藝術事業發展順遂的布朗，在2015年接受《Vulture》訪問時仍表示：「事實上，我對於女性在藝術圈的處境感到很沮喪，我覺得存在著很大的天花板。有許多出色的女性藝術家，但她們在某些領域的表現遠不如男性。雖然談論市場很庸俗，但這卻是顯而易見的。也許還需要數十年，才能達到真正的平等。」
布朗的看法並非只是個人片面感受，根據2022年的「The Burns Halperin Report」調查結果顯示，2008年至2022年中期拍賣市場累計的銷售總額1,870億美元當中，女性藝術家的作品約佔62億美元、即3.3%，至於美國黑人女性藝術家更僅有0.1%；而反觀畢卡索一人在同期累積的拍賣收益就多達62.3億美元。若按此增長幅度，女性在拍賣市場的銷售總額則要到2053年才會接近50%。至於收益前五高的女性藝術家：草間彌生、瓊．米切爾（Joan Mitchell）、路易絲．布爾喬亞、喬治亞．歐姬芙和艾格尼絲．馬丁（Agnes Martin），這些明星合計就達24億美元、佔女性藝術家拍賣總額的40%，幾乎扛起該領域的半壁江山。不過，江山代有才人出，90後的女性藝術家以極快的速度在拍場展露頭角，如：露西．布爾（Lucy Bull）、安娜．維揚特（Anna Weyant）都已在亞洲拍場拍出逾千萬港元的成交價，至於Flora Yukhnovich的作品更在2020年倫敦蘇富比拍出270萬英鎊的高價，目前尚未有90後的男性藝術家作品能達到這般行情。
而2008年至2022年的美國黑人藝術家作品佔拍賣銷售總額的1.9%，即36億美元。市場分布亦與女性藝術家一樣高度集中在所謂的超級明星，在拍賣市場前五名美國黑人藝術家的作品銷售額佔該領域的83.9%，但若排除最炙手可熱的尚-米榭．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的成交額，整個市場即從36億美元降至10.3億美元，約僅佔市場0.5%。不過黑人藝術家的市場趨勢仍充滿變化，在2021年創下新高的6億2,620萬美元，相較2008年增長達400%，佔全球拍賣市場總量的3.9%，但市場在2022年中期市場則略為下滑，為2億2,340萬美元，佔全球拍賣市場總額的2.8%。
藝術家米可．赫布倫（Micol Hebron）自2013年以來，一直在畫廊的名冊上關注女性藝術家的比例，她指出許多宣稱促進性別平等的畫廊仍然不足「65：35的比例——反映出男性藝術家仍幾乎是女性的兩倍」。而她根據畫廊提交的參展藝術家名單，分析像是巴塞爾藝博會在過去四年展出的女性藝術家佔不到四分之一。畫廊和藝博會的代表性不足對女性藝術家市場的長期前景造成結構的根本影響；如果她們在一級市場上售出的作品較少，在二級市場的表現必然也會受到抑制。
不過仍有數據表明，女性藝術家作品的市場價值有持續大幅增長之勢。根據蘇富比的梅．摩西指數（Mei Mose index）的最新資料顯示，過去六年中在拍賣會上轉手不止一次的女性藝術家作品的拍賣價格上漲72.9%，而男性藝術家作品再度上拍的價格增幅則為8.3%。這項數據反映出獲得市場驗證的女性藝術家作品的拍賣牽引力不斷加深；就像任何被忽視的市場領域一樣，女性藝術家的作品代表更大的增值潛力，「研究表明，藏家能用較便宜的價格獲得高品質的藝術品。」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威廉．古茨曼（William Goetzmann）說：「現在是您重新平衡收藏的好時機。」
機構對收藏多樣性的重視
那麼，女性與黑人藝術家在博物館的代表性又是如何？根據「The Burns Halperin Report」顯示，受訪的美國31家博物館在2008年至2020年期間，只有11%的購藏和14.9%的展覽是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儘管女性藝術家看似在博物館獲得了更多的關注，但相關的購藏數量是在2009年達到頂峰，不過在#MeToo運動展開之後，數值在2017年和2018年再次接近這一水準，而博物館使用機構預算而非捐贈款項來購藏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在2019年達到高峰，顯示博物館內部對這領域的關注漸增。至於黑人藝術家的作品則僅佔2%的購藏比例，而受到2013年首波BLM運動的帶動，在2014年至2015年之間，作品收購量激增了近200%。此外，女性在博物館擔任高階主管的比例極為突出；在這31家博物館中，有20家由女性擔任首席策展人或副館長、12家為女性館長。
賓州藝術學院（Pennsylvania Academy of the Fine Arts, PAFA）在2013年經過董事會投票決議出售包括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在內的價值4,000萬美元藏品，將其所得作為購藏女性與有色人種藝術家作品的資金以拓展PAFA藏品的多樣性。而在新冠疫情期間，巴爾的摩博物館（Baltimore Museum of Art, BMA）亦作出類似決策，出售安迪．沃荷（Andy Warhol）和羅伯．勞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等高價作品以增加機構的典藏預算。在2008年至2020年期間，PAFA則收購了2,176件女性作品和298件美國黑人作品，其中包括160件美國黑人女性作品。在同時期，BMA也將資金1,610萬美元當中約65%購藏790件女性藝術家作品和200件美國黑人藝術家作品，其中包括83件美國黑人女性的作品。
而當代藝術品的價格上漲也趨使策展人需成為觀察市場的專家，他們被期待預測藏家的品味並在價格上漲前就先購買作品；這些漲幅也是一些博物館把出售藏品視為有效策略的部分原因，使策展人得以籌集資金而無需向董事會尋求更多財政支援，在購置藏品時能有更大的自主權。當策展人安．馬利（Anne Marley）在2009年加入PAFA時，預測市場風向已是具有挑戰性的工作，並在同年收購了一件凱欣德．威利（Kehinde Wiley）的作品，「在他的市場價格變得遙不可及之前。」而她亦認為藏品的多樣性也會使機構的人事組成也隨之多樣化，PAFA是美國最早教育有色人種藝術家的學校之一，也在2021年產生首位女性董事會主席，2022年更迎來首位非裔校長與執行長。
然而，麻州塔夫茨大學策展研究主任凱莉．摩根（Kelli Morgan）則點出：「博物館必須要好幾百年停止收藏白人男性藝術家，才能達到公平的程度。但老實說，藝術生態系統並不是以此（收藏數量的平等）而建立的。」摩根鼓勵更廣泛地判斷多樣性，不僅光看收購數量，還需基於博物館如何研究這些藝術家並展示他們的歷史。「即便有持續購買作品，但要如何詮釋？如何展示？如何用作品與黑人產生關聯？」以及「你對於歷史有多誠實？」PAFA自19世紀開始從收藏女性和黑人學生的作品，曾為PAFA策展人的摩根發現有證據顯示那個時期的黑人藝術家受到了不平等的對待，而與被收藏的白人男性藝術家相比，他們的相關檔案也相當有限。但基本上她仍對PAFA與BMA等機構致力於藏品多樣性的策略表示肯定，不過就大環境的現況而言，「這樣真的不夠。」
以當代視角重看經典藝術
在公眾對於性別、種族乃至殖民議題更加敏感的時期，博物館的展覽也以更宏觀的切入點展示藝術品與其相關研究，在策展上亦納入不同的視角與聲音。於2021年就任羅浮宮創館以來的首任女性館長Laurence des Cars，在2019年擔任奧塞美術館館長期間曾舉辦「黑人模特兒：從傑利柯到馬蒂斯」（Black Models: from Géricault to Matisse）展覽，是對過去鮮少被西方藝術史探討的黑人圖像進行關注，在展呈上亦針對部分作品的名稱提出修改，包括：塞尚（Paul Cézanne）、畢卡索（Pablo Picasso），以及新古典主義畫家貝諾瓦（Marie-Guillemine Benoist）等。如：馬內（Édouard Manet）的知名作品《奧林匹亞》（Olympia）在展出時被改稱《Laure》，而貝諾瓦一幅名為《黑人女性肖像》（Black Woman）（1800）已被更名為《Madeleine的肖像》（Portrait of Madeleine），藉此對這些經典畫作當中的黑人以示尊重。而這檔展覽係為2018年由策展人 Denise Murrell 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瓦拉赫藝廊（Columbia University Wallach Art Gallery）策劃的首檔展覽「構成現代性：從馬內和馬蒂斯時代到今天的黑人模特兒」(Posing Modernity: The Black Model from Manet and Matisse to Today)的延伸版本。
當藝術史對於性別或種族平權的意識逐漸顯著，原本備受推崇的藝術家因其私德或意識型態的問題行為也從過往予以浪漫化或淡化處理的模式，隨著相關的研究或文獻整理陸續被梳整與發表而被重新提出解讀或審視。如：長久以來，世人就高更（Paul Gauguin）遠赴大溪地追尋自由與創作的行為而對他抱持著浪漫的印象，而隨著藝術史與後殖民研究的深入爬梳卻不斷揭示出他在大溪地實則以白種人的優越之姿進行各項剝削，還是個持續侵犯少女的性掠奪者，甚至引發一派認為必須完全抵制高更的強烈聲浪。然而，以高更為主題的展覽一直很受大眾歡迎則是不爭的事實，也因此考驗著博物館如何在當中取得平衡。
「是時候完全不看高更了嗎？」這是倫敦國家畫廊在2019年底推出「Gauguin Portraits」展覽時，觀眾會從語音導覽機聽到的意外提問。而在展牆的介紹文字也如實敘述高更對少女們的行為，以及為了避免文化上的措辭敏感度，館方也調整了九件作品的名牌，用意在於以更開放、透明的方式處理這些議題，讓觀眾對藝術家有更全盤的認識再自行評價藝術家。不過也有一些博物館專家認為，以當代觀點重新看待過去藝術家的狀況並不公允，而且還具有可能為此屏除掉偉大藝術品的風險。
而在藝術史與市場皆享有盛譽的畢卡索，與之同樣聞名的豐富情史也成為這波平權運動之後被重新評判的對象。在#MeToo運動展開後的2018年11月，藝術家米歇爾．哈特尼（Michelle Hartney）於大都會博物館展出的畢卡索《夢想家》（The Dreamer）旁邊貼了標籤，稱他有「厭女症的精神疾病」。當今年適逢畢卡索逝世50週年，全球數十個美術館以不同策展角度舉辦展覽共同響應與梳理他面向豐碩的藝術創作，不過，當中有幾檔展覽則直接聚焦於畢卡索與女性相處所衍生的爭議。例如：德國的明斯特畢卡索美術館（Kunstmuseum Pablo Picasso Münster）在去年10月推出的「Fernande and Françoise」展覽，以畢卡索的兩任情人奧莉維亞（Fernande Olivier）和吉諾（Françoise Gilot）為核心而展出90多件與她們有所關聯的作品，然而，二位女性都曾把與畢卡索相處經歷出版回憶錄，當中提及交往期間的動盪關係甚至遭到折磨的感受。
除此之外，作為美國唯一設有女性主義中心的藝術機構—布魯克林博物館（Brooklyn Museum）在今年6月揭幕的「It’s Pablo-matic: Picasso According to Hannah Gadsby」亦同樣翻轉了頌揚這位藝術巨匠的單一敘事角度。這檔展覽除了由館方策展人凱薩琳．莫莉絲（Catherine Morris）和麗莎．史莫（Lisa Small）策劃，還邀請了澳洲喜劇演員漢娜．蓋茲比（Hannah Gadsby）擔任客座策展。蓋茲比曾在2018年推出「Nanette」諷刺喜劇節目，以LGBTQ、女性觀點以及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的切入點道出存在於社會的各種歧視與偏見，而獲得艾美獎綜藝節目最佳編劇獎和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該劇曾對畢卡索在45歲時與年僅17歲的繆思瑪麗–德雷莎．華特（Marie-Thérèse Walter）的相處模式進行強烈的抨擊，蓋茲比直指就因為畢卡索在藝術領域的成就，而被神話化為充滿激情的天才。
布魯克林博物館館長安妮．巴斯特納克（Anne Pasternak）表示，畢卡索去世的1973年恰逢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的興盛，自這半個世紀以來，女性主義藝術家、策展人以及藝術史學者持續改寫經典，質疑佔有主導地位的男性敘事以及重新審視當前社會的接受程度，也是館方何以在此時推出這檔展覽的動機，「畢卡索和我們的觀眾一樣，能夠應對這種複雜性。」她如此說道。即便蓋茲比把畢卡索定義為「厭女症造成的文化損害」，不過展覽仍著重在「創作一個讓這些對話能夠發生的空間」，而非直接否定藝術家，並在展覽中探討畢卡索對待女性的態度，圍繞著厭女症、男子氣概、創造力、天才等相互關聯的問題。館方表示，展覽試圖解決#MeToo運動引發的棘手道德爭論，如何看待「壞」人創造的「好」藝術，特別是畢卡索這樣難以定義的人物，以及他所象徵的藝術圈父權制。為深入探索這種複雜性，在展呈上同時將畢卡索的作品與館藏的女性主義藝術品並置進行對話，如：瓊．塞梅爾（Joan Semmel）、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莘蒂．雪曼（Cindy Sherman）、琪琪．史密斯（Kiki Smith）、貝蒂．湯普金斯（Betty Tompkins）等，即使她們沒有與畢卡索直接面對面的接觸，但都在回應「他的作品呈現出龐大的體制系統是如何看待女性身體」；蓋茲比表示，展覽意在解構所謂的「畢卡索機器」以及「重新組織優先事項」。
儘管就整體的數據或比例來看，藝術圈要達到全然的性別與種族平權仍是漫漫長路，但體制與結構已顯然有鬆動之勢，而尊重、開放、包容與多樣化更已是共識。在此不免回想去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以「夢之乳」（The Milk of Dreams）為主題，係援用超現實女性藝術家萊昂諾拉．卡林頓（Leonora Carrington）創作於1950年代的繪本名稱，而參展的女性藝術家不僅首度多於男性甚至佔比高達八成。儘管性別與種族平權為近年的熱門議題，但仍不免被指稱在藝術家的配額上操作過度，面對外界的質疑，策展人塞西莉亞．阿萊瑪尼（Cecilia Alemani）回應道，展覽並沒有預設框架、亦無意大張旗鼓地吹捧女性主義：「性別和種族的多樣性對我和許多人來說已是習以為常。至於要如何維持這些研究和努力是個挑戰，如何使它成為我們DNA的一部分、成為每個策展人在世界各地籌備展覽的一部分？總的來說，它要反映出世界的樣子。我不想談及統計和數字，但如果全世界有50%是女性，我們就需要展示且尊重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