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凡那．湯真諾維奇（Ivana Tomljenovi）：包浩斯的理想、新女性主義——藝術與政治的結合

《包浩斯的女性藝術家：45位被遺忘的女性紀錄》

包浩斯人、時尚打扮、運動冠軍、有錢的女孩卻變成帶有革命精神的間諜，南斯拉夫藝術家凡那．湯真諾維奇（Ivana Tomljenovi）的一生讀起來就像刺激的小說。她富有創意、愛好運動、美麗而且似乎無懼任何事物。

凡那．湯真諾維奇（Ivana Tomljenovi）

生：1906年，札格瑞布，奧匈帝國（現今克羅埃西亞）。
卒：1988年，札格瑞布，南斯拉夫。
加入包浩斯：1929年。
居住地：南斯拉夫（現今克羅埃西亞），德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現今捷克共和國）。

包浩斯人、時尚打扮、運動冠軍、有錢的女孩卻變成帶有革命精神的間諜，南斯拉夫藝術家凡那．湯真諾維奇（Ivana Tomljenovi）的一生讀起來就像刺激的小說。她富有創意、愛好運動、美麗而且似乎無懼任何事物。湯真諾維奇自1929到1930年於包浩斯就讀，對她而言，包浩斯成為一個探索新視覺科技的地方，而隨著時間過去，發展出將其藝術及對共產政治越來越深刻的承諾搭配一起的方法。湯真諾維奇轉而將後期包浩斯的理想具體化，帶來勇敢但激進的新女性主義。湯真諾維奇的照片描繪看似輕鬆愉快的集合體，但這樣的集合體逐漸在學校之外掀起戲劇性的渲染力，起因於192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與接踵而來的經濟復甦不穩定性，以及同時發生的政治左派與右派的兩極化。湯真諾維奇的包浩斯作品是最常被理解，特別在作品表達的勇敢與公開的政治主張，皆是與其經濟及政治背景相違背的。她曾捕捉在深淵邊緣跳的一支包浩斯舞蹈。在她的實驗中，有一項是在學校獨一無二的：德紹包浩斯曾製作過的唯一一部影片。

像很多包浩斯學生一樣，湯真諾維奇在抵達德紹之前就已完成大量但卻較傳統的訓練。1924年，她在家鄉札格瑞布的美術學院學習素描與繪畫，在1928年得到優等學位文憑。隔年在維也納的藝術與工藝學校讀了一年，向維也納工作坊有名的設計師喬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學習金屬設計。同時，湯真諾維奇已經打破多項紀錄，在運動界享有高超能力的知名度，包括捷克手球、田徑、滑雪及籃球，成為1920年代運動報章的寵兒。

在上過包浩斯具非凡魅力的第二位領導人漢斯．邁耶的講課之後，她隨即拋下維也納的課程，直接前往德紹。她剛好在全球股市崩盤的那一年，1929年十月底抵達包浩斯，當時的包浩斯因為泛政治化，處於極度開放的狀況。因為先前的訓練，湯真諾維奇在繪畫、色彩理論及時尚方面已獲得相當的技能，同樣也許在第一學期創作的《學生派對》（Student Party）中，於交纏的人形畫作中可佐證。作品的狹長型格式只留給怪裡怪氣著戲服的學生壓縮的空間，其中一人穿著奧斯卡．史勒姆包浩斯舞台的蛋型安全帽懷舊設計；另一個，穿著裸露的黑髮美女，則有她自己的影子。

凡那．湯真諾維奇的包浩斯學生證，1929–1930 年。（圖片截自《包浩斯的女性藝術家：45位被遺忘的女性紀錄》一書）

在第一學期，湯真諾維奇修了喬瑟夫．阿伯斯的基礎預備教育課程以及著名的瓦斯里．康定斯基的課。修完課程後，她被准許進入沃爾特．彼得漢斯的攝影工作坊更進一步學習。彼得漢斯相當嚴格而且強調攝影方面的技術完美。然而，他也鼓勵不同的實驗方法，湯真諾維奇在捕捉包浩斯生活的同志情誼時有效利用這些方法。一張1930年由下往上拍攝的照片，描繪著包浩斯同學正在做日光浴，有書散在身旁。他們俏皮地坐著鬼臉，對著相機熱情地笑；在拍攝的瞬間他們也玩得很愉快。

湯真諾維奇為1920年新女性增添些許圈內人的觀點，她所拍攝的包浩斯女同學的照片特別難捉摸，展現不同形式的現代女性特質。在其中一些照片，湯真諾維奇使用實驗性的印刷技術，包含美術拼貼及蒙太奇照片，如同她所拍的一系列瑪姬．門格爾（Margit Mengl）的寫真照所展示，門格爾是包浩斯秘書，漢斯．邁耶的外遇對象，也為邁耶生了一個兒子。身為秘書，門格爾簽署湯真諾維奇在1929年秋天的學生證。

在1930年春天，湯真諾維奇使用所拍的門格爾照片來做沖印過程的實驗。這些是正式的練習，但照片構圖卻使其中主角擁有代表性的尊嚴與沉思的內在氣質。與湯真諾維奇一樣，門格爾在意識形態上也是崇尚革命，她與其他前包浩斯成員一起加入邁耶所組織的「包浩斯團隊」，於1930年秋天移民蘇聯。湯真諾維奇將包浩斯生活與新媒體的組合捕捉在她未命名的影片中，藉此獲得最大成就，此影片被學者寶珍娜．佩依齊（Bojana Pejić）稱為《五十七秒的包浩斯》（Bauhaus in 57 Seconds）。此影片在被遺忘許久之後於1980年代終於重拾光明，然而儘管它是記載包浩斯建築物與學生的唯一影片，卻仍常被忽略，僅有幾次值得注意的例外狀況。

她以九點五公厘帕泰寶貝相機（9.5-millimeter Pathé Baby camera）拍攝，此相機是1920早期針對業餘製片者及家用觀賞所推出的低價的版本。雖然當時她還不是有經驗的製片者，湯真諾維奇對前衛派影片卻是相當熟悉，且在1930年六月，包浩斯邀請漢斯．瑞奇特（Hans Richter）放映他及其他人的影片。湯真諾維奇事後回想她與其他學生曾對他的作品猛烈抨擊，且譴責他的右翼身分，而他還拿出共產黨證來證明。她並非以編輯方式製作影片的順序，而是以簡單連續的攝影完成，藉由在每一次的攝影鏡頭中間片段將電影膠片留在相機中。

結果就是形成一段飛逝的影片，內有不同的包浩斯成員的影片，以及動作中無法辨識的形象與包浩斯建築物及女攝影師之間互動的影片。電影鏡頭中看得到其他包浩斯成員，例如建築系講師艾爾卡．魯德爾特（Alcar Rudelt）、編織家格雷特．里查（Grete Reichardt）及凱蒂．凡德米（Kitty Van der Mijll-Dekker），和金屬設計師奧圖．瑞特維格（Otto Rittweger）；其他人以自身為主角緩慢走過佩勒豪斯（學生宿舍）包浩斯建築物及生活，帶著販賣部陽台買來的咖啡與三明治，就像是從包浩斯照片走出來一樣。既然這影片本身就沒有「故事性」，湯真諾維奇最後一個鏡頭就是「恩德」（Ende），當代的記敘性影片向超現實主義致意的代表。

凡那．湯真諾維奇，包浩斯學生，德紹， 1930 年。（圖片截自《包浩斯的女性藝術家：45位被遺忘的女性紀錄》一書）

湯真諾維奇使用假名維琳妮雅．霍爾茨（Wirinea Hölz）申請文件，成為包浩斯中正式的共產黨員。其支持工人的政治傾向代表著摒棄撫養她長大的原生家庭，她的家庭是靠銀行業與煤礦獲得大筆財富，而上升到南斯拉夫社會最上層的階級；在1922年十五歲的湯真諾維奇是亞歷山大一世國王婚禮的伴娘，之後卻在包浩斯時期極度激進，她還尋求科技與題材的展示方法顯現其新政治傾向。她在1930年五月一日國際工人節時為共產黨慶祝活動攝影，拍下個別員工的寫真，也在共產主義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參訪學校與學生談論革命時拍照記錄過程。

湯真諾維奇頻繁造訪柏林，她在那裡的社交圈包括了1929年一月開始，從亞歷山大一世國王專政逃離的南斯拉夫逃亡者。1930年她參加了名為「南斯拉夫專政：文件、事實」（Diktatur in Jugoslawien: Dokumente, Tatsachen）的展覽，還被南斯拉夫共產黨其中一位創建者要求為此展覽的目錄，創作集錦照片封面。她與共產主義學者約翰．哈特菲爾德（John Heartfield）於1930年秋天或更早之前碰面，她所創造的影像具有達達主義與約翰的精神，而其封面設計廣泛流傳，特別是在共產主義者的圈子中。湯真諾維奇的蒙太奇照片中，顯示愚蠢而殘忍的國王穿著掛滿勳章的軍服興高采烈的擺姿勢，下面踩著革命者的屍體，周圍都是血紅色圍繞著他。另一隻手旁寫上展覽的名字，但出版物中看不到湯真諾維奇的名字，可能是為了她的安全刻意如此安排。

包浩斯與德紹市內左右派之間的緊張關係逐漸升溫，1930年五月在許多其他的共產黨學生被驅離後不久，湯真諾維奇的密友納夫塔利．魯賓斯坦（Naftali Rubenstein）（後改名為納夫塔利．阿夫農[Naftali Avnon]）也被驅離。

當市長在盛夏將漢斯．邁耶開除時，湯真諾維奇決定也是她該離開的時候了。她將包括一篇1930年創作兩頁的集錦照片等作品收集成一本相冊。這本相冊被命名為《祝好運，包浩斯與柏林同志們，革命後見》（Good Luck, Bauhaus and Berlin Comrades, and See You after the Revolution），似乎是在慶祝她離開的告別語，從左方以紅色字體寫著克羅埃西亞文「祝好運，同志」（Sretno drugovi），在下方拼貼著「包浩斯」及「柏林」。但是「包浩斯」變成紅色，將它改為一個共產機構。湯真諾維奇運用集錦照片的力量為學校帶來風暴：當包浩斯被席捲到烏雲中，紅色的閃電突然襲擊它。這些閃電來自於柏林，以其吉祥物熊與指標性的電台塔為代表。

湯真諾維奇自己則出現在包浩斯上方，像個咧齒而笑巨大的年輕先鋒，似乎在迎接閃電襲擊她的母校。三個朋友的頭部照片出現在同志（drugovi）這些字旁邊，就像貼上「同志」的標籤一般，拼貼照片中央為：格雷特．克雷布斯（Grete Krebs）和柯特與梅塔．斯托爾普（Kurt and Meta Stolp）。在右邊是阿伯斯所拍的側面照，頭髮微捲且充滿勇氣。她將它貼上標籤「往柏林的火車上」，並以嘲諷式的歡樂標上字幕：「革命後見。」

凡那．湯真諾維奇，書冊封面的集錦照片，南斯拉夫專政（Diktatur in ugoslawien），1930 年。（圖片截自《包浩斯的女性藝術家：45位被遺忘的女性紀錄》一書）

凡那．湯真諾維奇，祝好運，包浩斯與柏林同志們，革命後見，約1930 年。（圖片截自《包浩斯的女性藝術家：45位被遺忘的女性紀錄》一書）

從包浩斯被徹底根除，湯真諾維奇與大部分朋友前往柏林，她獲得平面設計師的工作，與哈特菲爾德一起為共產黨劇院導演厄文．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設計布景。她也在夏洛滕堡體育俱樂部（SC Charlottenburg）兼差打捷克手球，與她的球隊贏得了歐洲錦標賽。1931年她前往巴黎，表面上是在索邦神學院研讀文學，但主要工作卻是擔任共產黨間諜。隔年，湯真諾維奇搬到國際性的布拉格，繼續其平面設計師的工作，並於1933年與阿爾弗雷德．梅勒（Alfred Meller）結婚。他們一起替百貨公司設計精緻的櫥窗陳列，運用電燈與巧妙的移動元素；有些還能與觀賞者互動。這些陳設使大眾如此的著迷以至於警察必須要阻止大眾太過靠近。

1934年夏天她新婚喪偶，接著搬到貝爾格萊德繼續平面設計工作和從事教學。1938年她回到札格瑞布，此城市成為1941年納粹所扶植的克羅埃西亞獨立國魁儡政權的首都。她在戰爭中存活下來，從事美術老師的工作，剛開始是在女子中學，後來在教師訓練機構。在1983年札格瑞布的美術館長與學者重新發掘湯真諾維奇及其作品，而在生命的最後五年她成為幾個展覽與出版品的主題。將這位共產黨新女性凡那．湯真諾維奇作品帶回到包浩斯歷史應有的位置，揭露一系列令人興奮的視覺實驗，描繪德紹包浩斯晚期核心的新整體：藝術與政治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