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各國或有攝影科系，不過攝影書的教育常由民間而起。在獨立藝術出版的地景中，一本書的製作離不開自學與互相授受，人與人的關係常一環扣著一環、相互牽連。聊到當代藝術與攝影場景，熱帶各城的受訪者常說這兩者沒什麼交集。然而，藝術出版橫跨當代藝術與紀實攝影，並混搭各式媒材，是它們難得的交會處，較常見的三種形式如：藝術家的書、攝影書及小誌。本文將聚焦在推動這三種藝術出版形式的單位，試著輕描勾勒印尼與越南兩地，體制外的攝影與藝術出版教育行動如何開始、如何推進。
種子與花開
1992年，安塔拉新聞攝影畫廊（GFJA）成立（註1），並創辦新聞攝影課程。隨著印尼的「改革時代」（Reform Era）於1998年展開，政治氛圍逐漸鬆動，2000年後民間教育機構更如同雨後春筍。由視覺、音樂、研究等不同領域藝術創作者組成的 ruangrupa 成立於2000年，兩年後，日惹的攝影藝術家組合 Ruang MES 56 於公寓的小客廳起家。2006年，新聞攝影教育機構 PannaFoto Institute 於雅加達草創，在同一座城裡，免費的攝影教育課程 Kelas Pagi 同年開課。（註2）
印尼歌德學院自2011年起，與攝影書出版和教育者 Markus Schaden 合作，開設雅加達攝影書大師班（master class）。PannaFoto 主持人 Ng Swan Ti 說，Markus 的課不但提供製作攝影書的相關知識，他帶來的獨立出版精神更讓人備受鼓舞。在那之後，課程參與者不單陸續有攝影書自出版，更有成立獨立出版社、藝術家組合，或者進一步開設攝影書教育工作坊。獨立攝影書出版社與藝廊 Gueari Galeri 藝術總監 Andi Ari Setiadi（Ari），體制外攝影教育者 Kurniadi Widodo（Wid），紀實攝影師 Boy T. Harjanto（Boy）和 Mamuk Ismuntoro 等人都曾加入。（註3）
PannaFoto 從2012年開啟 Portfolio 攝影書系，在影像編輯環節織入更多設計、裝幀思考，漸漸走出作品集思維。2019年，他們籌劃雅加達國際攝影節（JIPFest），「攝影書展覽」（The Photobook Exhibition）公開徵集各國攝影書，評選後的年度選書開放大眾免費閱覽。
雅加達的 Kelas Pagi 於日惹設立的分部 Kelas Pagi Yogyakarta（KPY）是許多體制外攝影課程與活動的集散地。訪客先經過巷子裡的一串小吃攤，來到一處氣氛寬鬆的院落。KPY 鬧中取靜，展示空間之外，內院有一片樹蔭與咖啡座，永遠有人三三兩兩地在裡面聊要不要一起做些什麼有趣的事。Wid 曾任 KPY 課程總監，參與過不同的攝影教育組合，像是每月籌劃攝影討論的Cephas Photo Forum、紀實攝影工作坊 Doc Now，以及日惹「攝影書聚集」（Kumpul Buku Foto Yogyakarta）。這些活動都發生在那座院子裡。
2017年，KPY 舉辦「攝影書工作坊：攝影師的個人計畫和攝影書」（註4）。Wid 找來 Swan Ti 與 Ari 擔任導師，邀請Boy任客座，小誌藝術家組合 RAREditions 的 Yonaz Kristy Sanjaya 協作設計。工作坊的目標是幫助攝影師將個人計畫轉譯為攝影書形式。同年成立的 Flock Project（ Wid、Aji Susanto Anom 與 Arif Furqan ）亦是一種教育實踐，他們參與街拍論壇擔任講者，同場發行的攝影小誌，以黑色幽默反映街拍槽點。作為三人的首部合輯，《Flock 輯一》的破格嘗試則想激發有志之士一起加入攝影出版的行列。
攝影書大同：Gueari Galeri
雅加達的 Gueari Galeri 成立於2014年，Andi Ari Setiadi 與 Caron Toshiko 在安塔拉新聞攝影藝廊相識，兩人前後上過新聞攝影課程。爾後 Ari 辭掉工作，在成立自己的出版社前，做了八年的安塔拉專屬設計，Caron 則成為他日後的合夥人與伴侶。Gueari 意味直白——「 Gue-Ari（我是-Ari）」像是一張 Ari 的貼身名片，「開一間攝影書藝廊與獨立出版社是他畢生夢想。」 Caron 說。
Gueari Galeri 是一間不太一樣的攝影書出版社。它位於市中心的 Santa Modern 市場，這棟樓地下室賣生鮮、蔬果、香料，一二樓則新舊交雜，攤販間穿插咖啡室、個人品牌及藝術書店。 Gueari 承租兩個攤位，一邊是展示空間，另一個空間作為攝影書店與圖書館（註5）。每到週五、週六晚上，平時尚有正職的 Caron 會前來拉開鐵門，很快地就會聚集一群來參加攝影書活動的年輕創作者與業餘攝影師。大家有時聽講、有時閒聊，鬧哄哄地集會到午夜。相較於傳統的新聞攝影敘事，Gueari 更強調個人故事。
高中即出版《黃色》（Kuning，2018），Naztia Haryanti（Nanas）害羞地說：「 Gueari 是雅加達最開放的攝影書社群，他們不會批判你想做的任何事。」就讀多媒體學程的 Nanas 說同儕都不太在意攝影書，而是對社群上發布的影像較感興趣。Nanas 接觸攝影書的機緣始於 Third Eye Space／Kelas Pagi（註6）的實習，在那裡他被鼓勵創作一本攝影書抒發私密情緒。在 Gueari 參與的攝影書展示上，Nanas 被引介了啟發他的關鍵攝影書，創作過程中 Ari 總不吝從旁協助設計。《黃色》混合信手拍攝、塗鴉以及日記隨筆，封面以黃膠帶纏繞。在印尼，黃色是喪禮的顏色，這是以女兒視角記錄用藥成癮父親的一本憑弔之書。Caron 提到，1990年代亞洲經濟危機後，用藥過量的情況激增。Nanas 也說，做了這本書，才發現不少年紀相仿的友伴有著相同遭遇。
2015年開始推動攝影書課程 Photobook Class（註7），邀來安塔拉新聞攝影藝廊前策展人、知名攝影師 Oscar Motuloh 教授影像編排，Ari 負責設計指導。以黑紙滾銀色油墨、散裝的攝影書《夢》（Mimpi, 2017），正是第二期結業後的出版之一，乍看之下頗具意識流風格。《夢》的作者 Prabhoto Satrio 隱約指出，書中的實驗性影像跟解離症狀與藥存在著關係。 Photobook Class 開放創作者以作品集投件，據此選出學員，第二期除了攝影師 Satrio，出版《無罪開釋》（Bebas Murni, 2017）（註8）一書的 Zainal Fatah 正職是一位獄警。 Photobook Class 從攝影書的發想、編排、設計、印製到銷售一路與創作者同行，學員自主學習預算規劃並自籌印費。攝影師被鼓勵擔任自身出版品的積極經銷者。Ari 提到，Gueari 會使用物美價廉的文學書用紙來制衡攝影書定價，有趣的是，Myanmar Photo Archive 創辦人 Lukas Birk 也曾透過相似方式，在緬甸推廣攝影書。
從安塔拉經驗裡汲取養分，Gueari 的出版風格不拘泥於傳統新聞攝影範疇，或輔以插圖，或打造呼應敘事的 DIY 裝幀，每本攝影書都乘載豐盈的個人敘事。攝影書於他們，更像開放大眾訴說私歷史的載體，Gueari 合作的出版對象及課程學員很多是初心者或素人。背景是社會心理學的 Caron，亦視攝影與攝影書為藝術治療的一種，兩人曾到偏遠小島做攝影書的巡迴展出。他們說，首都大部分的攝影書都很相似，而這些小島上的產出雖較為粗糙，但倒有異質之處。在印尼天南地北的小島裡開設攝影書課程，幫助不同的人用攝影書找到自己的聲音，是他們的共同夢想。一本 Gueari 出版的攝影書，常會鼓舞下一個被個人故事感召的人，做屬於自己的書。
集體生態系的攝影小誌行動：Gudskul
Gudskul Ekosistem（註9）是由 ruangrupa、Serrum 和 Grafis Huru Hara 三個藝術團體一起創立的當代藝術生態系統，一種集體協作模式，一座草根藝術學校。Gudskul 於2019年遷到雅加達南邊，入口處即迎來在地小吃聚落，如此場地配置與日惹的 KPY 相似。當時 ruangrupa 的成員 Indra Ameng 與他的學生正開始嘗試攝影自出版，而「做出版」又可以回到 Gudskul 的結構之中來看。
Gudskul 塞滿各式各樣的工作室，有展覽空間，穿插廣播電台、圖書檔案室與藝術商店。每年開設 Gudskul 集體學程（Gudskul collective studies）與短期課程，來到 Gudskul 的參與者被鼓勵以藝術家組合形式進行藝術實踐。這與2022年卡塞爾文獻展策展人 ruangrupa 提出的主題 lumbung 不謀而合——農村將剩餘的稻穀儲存起來，以共同原則分配給大家的「穀倉」即為 lumbung。回應 Gudskul 裡階層之分模糊，人與人皆產生關係、共享開放資源的生態網路。
Ameng 與伴侶 Keke Tumbuan 組成攝影兩人組合 Secret Agents。他們長期以協調者（coordinator）身份參與 Gudskul，與印尼的獨立音樂圈羈絆甚深。「印尼應該要有更多當代藝術視角的攝影書。」Ameng 說，如何觀看比視覺美感重要得多。他說自己沒有高超的攝影技巧，最常用的就是傻瓜相機。在過去的展覽中，他經常使用影像和出版物，但往往只製作一本書於展覽中呈現。Secret Agents 在 Ruang MES 56 的駐村計劃《我們很好，我們在日惹》（註10），公開徵集大學城日惹的學生寄宿房間照片，後匯集成《寄宿宿舍》（Kos-Kosan）；參加主題為「新秩序」（New Order）的「OK. Video：印尼國際媒體藝術節」的作品《從前從前：印尼1966》（Once Upon a Time: Indonesia 1966），以1966年的檔案照片配上或真或假的圖說成書。這些都是以徵集、搜羅而來的照片編撰成攝影書的案例。這種以當代藝術手法切入的攝影書在雅加達較為少見。
在 Gudskul，攝影出版的討論由 Secret Agents 帶領，從一次八堂的短期課程開始。第一期學員 Ahmad Hilal 製作的攝影小誌《無題》（Untitled）拍攝了大選期間的各地廣告看板，作為另類的印尼選舉文化觀看。第二期課程以製作音樂攝影小誌《出汗攝影誌》（PLIKET Photo Zine #1）（註11）為目標，集結了三個來自印尼不同地區的攝影師所拍攝的地下演出場景。攝影師 Indriatma Sitorus（Torus）的音樂現場沒有舞台，而是一幅一幅互相糾纏的音源線與電線攝像。Ameng 與他的學生認為，在雅加達，攝影主要仍以新聞攝影與商業攝影為大宗。 Torus 與另一個學員 Dwi Asrul 來到 Gudskul 前，都曾在雅加達 Kelas Pagi 學習，發現自己不太適合較為商業取向的攝影實踐。Gudskul 出版的小誌意在鼓勵不同的當代觀點，聚焦印刷的藝術家組合 Grafis Huru Hara 則為小誌帶來更自主而多元的印刷選擇。每本由 Gudskul 發行的攝影小誌，都可以在園區內的 RURU Shop 買到。
「印尼缺乏藝術和文化上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像是攝影教育的品質和短缺的政府補助。」Ameng 說，「這正是本地的藝術社群互相支援如此重要的原因。」而在雅加達，攝影社群與 ruangrupa 所代表的當代藝術社群仍有其不同場域，雖然前後發展攝影出版課程、舉辦展覽與推廣活動，但攝影的河道與當代藝術匯流的機會仍少見。2021年雅加達國際攝影節邀請 Secret Agents 擔任攝影策展工作坊的導師。也許這會是兩個社群逐漸交叉的訊號。
留白的場域
越南的攝影與藝術出版社群形成不易。策展人 Nhung Walsh 數了一下，有發行同名攝影刊物的藝術家組合 XEM，《西貢藝術書》獨立出版人 Dang Thanh Long，以及在河內營運藝術家自主空間、進行攝影出版計劃的 Matca，能維持長期活躍的並不多。影像創作者 Thy Tran 從墨爾本搬回胡志明市，他於2017年發表第一部攝影書《掩蓋》（Cacher）。「正式的攝影教育在越南幾乎不存在，感興趣的人通常去讀平面設計或者出國念書。」Thy 說，「攝影書在越南是一個艱難的媒介，就算大家對攝影書產生興趣，也很難買書自學。」《掩蓋》由居住於倫敦的越裔創作者 Tram Nguyen 與伴侶 James Brown 成立的獨立出版社 NB 發行。書中的影像以身體為器轉譯私密思緒，用快照記錄一段逝去的關係，由於題材敏感、影像裸裎，該書在倫敦付印後沒法直接寄回越南。「有時剛收到從國外訂購的書，就發現書已經被打開過了。偶爾書還受損。」Thy 無奈表示。身為 Matca 一員，Ha Dao 也說，因為攝影書很容易卡在海關，因此一般讀者很少接觸到這類藝術出版。想要涉獵更多的攝影書知識，需要具備自由移動的資本。無法輕易取得外國的攝影書資源是越南攝影書教育的硬傷之一。
內容的審查難免波及印刷選項。攝影刊物《Xem》交由熟識的印廠印製，每期只發行20本，選題自由與數量限制互相掣肘。《Xem》不追求大量流通，在網路上也找不太到相關資訊。在越南，不申請出版牌照即無法大量印刷，亦不能公開在線上販售。「就算好不容易自出版一本攝影書，這裡也不存在一間會進書的書店。社群媒體上的販售也很不好推。」獨立出版人 Long 感嘆。作為輸出知識、乘載社群的有機體，Long 開設的藝術書店 inpages 沒有續存。
Matca 本身即是一種教育嘗試。戰後的越南藝術攝影，由畫意派的沙龍攝影及展示壯美風光與人物的影像主宰。Matca 線上誌嘗試擴張當代攝影在越南的定義，實體出版計劃《雛型》幾乎是從技術上的一頁空白開始。Ha 觀察，越南的電影社群相較之下更大更普及，網路明顯地縮短了知識取得的途徑，但攝影書在虛擬空間有其局限，也許影像被壓縮，也許只有書的簡介，「有時候我在別的國家，看見這些藝術文化的基礎設施，我會想，如果走進美術館就能看見當代攝影，又或者可以簡單地買到各種攝影書……如果在越南可以有一樣的東西，那會怎麼樣？」
藝術家的書在越南的初展開：VABP
Vietnam Artists’ Book Project（越南藝術家的書計劃，簡稱 VABP）沒有一個固定空間，甚至不是一個獨立的計畫。Nối Projects 以及一個接一個、探索越南藝術與文化的計畫，皆由 Nhung Walsh 建立。VABP 是 Nối Projects（註12）底下的子計畫之一。
在胡志明市見到 Nhung 時，他剛從美國搬回胡志明市定居滿一年（註13），曾擔任促進越南與美國藝術文化交流的非營利組織 IAP 的總監。他將 Nối Projects 帶到美國，可惜的是，該機構於二〇一九年解散。「在越南，藝術空間或機構難以申請非營利組織身份，對年輕創作者的支持也遠遠不夠。」Nhung 說。
「外國」與「攝影」兩個標籤在越南別有層次。越南戰爭時期，攝影被南北兩方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北越政府以影像刺激愛國心，當時的南越由美國維穩，資訊較為流通開放。南越結束後，很多南越藝文人士出逃到美國、法國、澳洲等外國，至此南越藝術史逐漸消弭於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大歷史之中。1986年越南革新開放，隨著冷戰結束，美越於1995年恢復建交，漸有當年被稱為船民（boat people）的第二代搬回胡志明市定居。「外國」作為一種符碼，象徵西方殖民統治的壓迫，但透過影像，本地人也見證了國外越裔社群的亮麗與光鮮，並於海外越人回國投資的資本中再次驗證。在越南，代表「外國」的影像隨著時代演進而有所不同。「攝影」亦從政治宣傳廣告，漸漸的被從外國移入的當代藝術語言攪動。
在越南做出版的困難眾所皆知。除了費用高昂，每一本書都需要申請出版牌照。「做」一本書的概念仍很陌生。VABP 誕生於2013年，當時 Nhung 在芝加哥的 Joan Flasch Artists’ Book Collection 兼職，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到藝術家的書。他發現一本書原來可以不只是書，藝術家的書可以是物件、聲音、影片，或者任何你可以想到的東西。
為什麼藝術家的書適合越南的藝術與文化語境？Nhung 說，審查的險峻之處在於其模糊性，紅線有時取決於個別審查者的權衡，創作者很難確定作品有沒有越界。藝術家的書是一本創作者可以手工完成的作品，不走大量印刷就不必申請出版牌照。Nhung 也觀察到，越南的藝術人口相對年輕，但展覽場所卻屈指可數。展覽方需要提交作品申請展覽牌照，有時題目敏感，展覽被撤，展出空間後續可能受到懲處。在牌照與展覽空間雙重限制的條件下，難免出現自我審查。Nhung 說，如果你是這樣一個缺乏資源的越南年輕創作者，透過做一本藝術家的書，你可以將概念自由地展示在書的空間之中，任人閱讀。
2015年，Nhung 結合丹麥文化處補助（註14），將找到的、符合定義的越南作品匯集起來，輔以 Joan Flasch Artists’ Book Collection 藏書，舉辦了面向大眾的藝術家的書展覽「Kệ」（註15）。Kệ 有兩層意思，一是越南語的書架，另一個則是反動的越南年輕人表達「我不在乎」時的語氣詞。Kệ 開展前，VABP 在河內舉行了為期一週、密集的「藝術家的書與小誌工作坊」，導師為越裔美籍作家 Tran Phuong Thao 與河內插畫家 Nguyen Vu Xuan Lan。這個工作坊讓很多越南創作者首次接觸到藝術家的書的概念，或多或少影響了《西貢藝術書》的共同創辦人 Long。2016年發行的《西貢藝術書》第六期做了巨大的改版，前幾期較接近圖錄，從第六期開始，它從一本書開展成一場紙上策展。越南展出結束後，Kệ 也將越南這批有新有舊的藝術家的書帶到美國（註16）、新加坡、香港與台灣。
Nhung 說自己不算是一個做出版的人，他最感興趣的，是讓更多創作者認識何謂藝術家的書，並擴張本地對藝術家的書有興趣的觀眾社群。藉由一本藝術家的書，觀眾與創作者得以在越南困難的展覽、出版機制中，建立起一對一的連結。
大疫年的線上串連行動
疫情期間，全球的線上課程激增。印尼的攝影與出版圈亦開始出現微幅的線上嘗試。另類攝影與評論教育組合 Arkademy Project（註17），在 Youtube 策劃「攝影講座」（Bincang Foto）與「攝影書講座」（Bincang Buku Foto），前者暢談攝影與社會關係，後者評論攝影相關書籍。「攝影書講座」由紀實攝影師 Muhammad Fadli 與 Kurniadi Widodo 共講，首支影片貼合國際出版時機，討論影像研究者 David Campany 的新書《論照片》（On Photographs, 2020），第二支則以近年的「檔案熱」為引，舉出以檔案庫結合創作的攝影書，一本來自國外、一本選自在地。Fadli 介紹《孟山都：攝影調查》（Monsanto: A Photographic Investigation），Wid 則主講藝術家組合 SOKONG! Publish 在2020年出版的《風在吹你的頭髮》（The Wind Is Blowing Your Hair），此書以作者 Reza Kutjh 的地景速寫、風景漫畫，以及他從跳蚤市場搜羅的影像檔案編排成攝影小誌。Arkademy Project 的影片完成度高，將印尼與外國攝影書並置，更靈敏地扣回近年印尼攝影書思考自身海外定位的討論。
獨立出版社群也沒有置外於 podcast、線上對談風潮，Gueari Galeri 嘗試過將實體活動「聊聊攝影書」（Ngobrol Buku Foto）上線。疫情期間，日惹獨立攝影書出版社 Kamboja Press 開始了自己的頻道，podcast 內容納入攝影出版的不同面向，邀請合作過的作者談創作實踐，與線上攝影書店 Unobtainium Photobooks 聊攝影書經銷，和 Wid 討論 Arkademy Project 攝影教育。有關孔版印刷與設計的上下兩集，則找來雅加達獨立出版社 Binatang Press! 與萬隆印刷工作室 IH Studio（註18）。Youtube 頻道向來只上傳翻書影片的 Unobtainium Photobooks，也在2021年與曼谷攝影書店 Vacilando Bookshop，以及 Kamboja Press 連線近況更新。
全面更新網站的日惹藝術家組合 SOKONG! Publish ，進一步開闢網誌書寫攝影，邀來 Budi N.D. Dharmawan（註19）為每期《SOKONG! 數位刊物》撰寫評論。SOKONG 成員 Kurnia Yaumil Fajar（Nia）觀察，實體活動取消的這兩年，印尼的攝影與出版社群線上互動更活躍，其他島嶼的相關單位也積極參與其中。原本就較為分散的越南出版地景，更倚靠實體活動、展覽創造連結。Matca 除了定期於線上平台產出攝影書評論文章等原生內容，將網站改版、優化，並創設線上商店，販售單張攝影作品與攝影書。兩年前出版的《雛型．一》上線成電子書，在疫情期間提供全球讀者免費閱讀與下載。
從這些民間攝影書與藝術出版的教育實踐裡，多少能察覺出兩地社群廣泛與連結程度的不同，而難以量化的審查鬆緊，則可能間接影響了媒材和題目的選擇。在印尼，盤根錯節的社群模式是一種共生機制，攝影出版的知識分享在社群間宛如飲水。越南的出版環境使得自學門檻提高、新人叩關不易，也許「外國」與「外人」在越南語境之下的交錯與複雜，亦是藝術與攝影出版社群較難以聚眾的原因之一。
缺乏政府補助、藝文基礎設施則是兩地的共同難題。東南亞的藝術機構、自主空間或藝術家組合，部分採取跟外國文化機構合作的模式，補助模式高度仰賴該文化機構與主事者的偏好，若經費被腰斬，教育與推廣活動常只能先回到低度運轉的方式經營，也許從 VABP 這兩年較沉寂可以推敲出些許端倪。無法否認的是，如何拿到補助、匯集資源，經常會反過來形塑出版的內容與形式。藝術出版場景的積累、攝影書社群的養成需要時間。教育形塑社群，知識的分享如何進行與社群的聚合離散共生消長。印尼由來已久的 gotong royong 精神造就了連綿的藝術家組合（註20），gotong royong 可以譯為一起工作、相互幫助，村落中以社群為先的群體思維。農村穀倉 lumbung 像是一個引句，以「組合實踐」為旨的 gotong royong 行動策略，也許可以讓島群上的藝術出版與攝影書的實踐者重新思考─我們該如何串聯、共享資源、相互教育。
本文摘錄自《熱帶島讀：攝影書與自出版》（2022），傻瓜書日 Fotobook DUMMIES Day（劉兆慈、林君燁）著。
註1 Galeri Foto Jurnalistik Antara（GFJA）由安塔拉新聞通訊社（ANTARA）成立。
註2 本段各單位介紹可參索引 04 印尼雅加達與日惹（頁 127-130）。
註3 Mamuk Ismuntoro 的攝影書《失落之地》（Tanah Yang Hilang, 2014）為 PannaFoto Institute 的 Portfolio 書系之一。
註4 WORKSHOP BUKU FOTOGRAFI: Photographer’s Personal Project and the Photobook.
註5 根據 2020 年底的 Instagram 貼文，Gueari Galeri 拓點至勿加泗（Bekasi）的 Alam 市場（Pasar Alam）。他們仍保留原來在 Santa Modern 市場的其中一個攤位。
註6 參索引 04 印尼雅加達（頁 129）。
註7 至 2021 年，Gueari Galeri 攝影書課程 Photobook Class 已開設四期。
註8 無罪開釋（acquittal）為法律用詞，意為被告被起訴的罪行無罪，亦可以認定為檢察官無法證明被告有罪，因此獲判無罪開釋不等同於被告無犯行。
註9 Ekosistem 一詞是印尼語生態系之意，參照生態系（ecosystem）概念，但兩者不等同。Ekosistem 描述一種協作結構網路（collaborative network structures），據此知識、資源、想法、課程得以共同分享與連結。Gudskul Ekosistem 全稱為 Gudskul：集體學習與當代藝術生態系（Gudksul: collective study and contemporary art ecosystem）。
註10 We’re OK, We’re in Jogja 是 2013 年駐村計畫，包含開放工作室（open studio）、公開募集學生的寄宿宿舍（Kos room）照片及明信片系列創作等。
註11 Pliket 為爪哇語，亦為在高溫的狀態下，出汗黏黏的。Hasan Juresmi Randy, Hafizan Shidqi and Indriatma Sitorus, PlLIKET Photo Zine #1 (Gudskul Ekosistem and The Secret Agents Photo Bureau, 2019).
註12 Nối 為越南語，為連結（to connect）之意。Nối Projects 於 2012 年由 Nhung Walsh 創立，希望結合當代藝術家進行跨學科對話，以探索越南的藝術與文化。Nối Projects 涵蓋數個與越南相關的子計畫：VABP、Saigon Blueprints 及 Cambium 等。
註13 Nhung Walsh 為河內人，自 2010 年起往返於美國和越南之間從事文化藝術推廣，2018 年遷至胡志明市。他已於 2021 年搬回芝加哥。
註14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xchange Fund (CDEF).
註15 Kệ 於 2013 年即由 VABP 草創，起初為規模較小的展示，2015 年獲補後擴大成正式展出。CDEF 僅提供展覽補 助。
註16 「Kệ: 當下的歷史──越南的藝術家的書系列」（Kệ: History of Now – a collection of artists books from Vietnam）於 2017 年 9 月在 Wedeman Gallery 展出。
註17 Arkademy Project 是一個透過跨學科方式進行批判性攝影教育的攝影組合，成員包含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者、紀實攝影師：Kurniadi Widodo、Muhammad Fadli、Yoppy Pieter、Rara Sekar 及 Ben Laksana。
註18 參索引 04 印尼雅加達（頁 128）與萬隆（頁 131）。
註19 現居日惹，印尼自由攝影師與撰搞人，共同創辦 Cephas Photo Forum 與 KPY。
註20 gotong royong 與印尼藝術家組合眾多或相關聯的觀點，由 Ruang MES 56 一員、視覺藝術家 Jim Allen Abel受訪時提出。現營運 Ruang MES 56 的草創成員之一 Wimo Ambala Bayang 也提到相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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