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為誰創作藝術?是為了所有人、你所屬的社群,還是單為你自己?你又為何創作?是純屬娛樂,是為了批判,還是作為一種靈性的體驗呢?
1990年代晚期,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成為熱烈討論的主題,這個美學觀念將藝術視為一種大家共享的活動,而不只是單純的物件或觀念。「關係藝術」(relational art)一詞最早由法國策展人尼可拉.布西歐提出,他在1996年為波爾多當代藝術館(CAPC Musee d’Art Contemporain de Bordeaux)展覽「交通」(Traffic)撰寫策展論述時提出這個概念。他亦擔任此展策展人,參展藝術家包括卡斯登.霍勒、義大利藝術家莫瑞吉奧.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以及最能代表當下時代脈動的藝術家—出生於阿根廷,父母為泰國人的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提拉瓦尼最知名的作品就是在展覽中提供綠咖哩,或展示他公寓裡的物品。
「移動中的城市」(Cities on the Move)是最能體現這種創作方式的展覽,它關注亞洲藝術家以及亞洲新興大都市的崛起。該展覽於1997年在維也納首次舉行,隨後多次在包括曼谷等其他城市重新展出;每次的展覽內容各不相同。展覽製作逐漸被視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策展人即是其創作者。和中國策展人侯瀚如共同策劃該展覽的瑞士策展人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解釋道:「這整個展覽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而像這樣的展覽,對機構、對策展人、藝術家、觀眾,甚至對媒體來說,都是一種挑戰。我們企圖創造一個充滿生命力的事件,讓觀眾能參與其中,並展開一段未知的探險,我們想呈現的並不是漂亮的作品或聰明的概念。」侯瀚如進一步說明:「實際上,藝術就代表一種藝術事件。更精準來說,如果我們想要更有效地呈現藝術創作的內容,那作品就必須成為藝術事件的一部分。我們正處在一個以傳播為主流的社會,景觀就是其形式。而景觀,或者說事件,正是『現實』的邊界和底線。」至於這類「事件」發生於何種機構更為關鍵,「因為機構是權力系統或機制的核心要素,它定義了藝術本身的概念和界線。『你在哪裡展出作品?』已經成為比『你創作什麼類型的作品?』更具意義的問題。」
對於一個不抱任何期待去參觀「移動中的城市」展覽的觀眾來說,可能會覺得這是種新鮮又充滿能量的藝術呈現方式;或者他會認為這根本不能算是藝術,而是關於城市生活的人類學展覽。對許多人而言,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提拉瓦尼與同樣來自泰國的藝術家阿運.若望恰庫(Navin Rawanchaikul)共同創作的作品:一輛精心裝飾的嘟嘟車(tuk-tuk),以及一幅電影廣告看板,這部虛構的電影所講的是一名嘟嘟車司機前往維也納,並愛上一位維也納女孩的故事。

當韓國藝術家金守子(Kimsooja)受邀參加「移動中的城市」展覽時,她回想起因為父親在軍隊工作的緣故,她的家庭曾在不同城鎮與聚落之間搬遷。「(這個展覽的)標題讓我想起我家的游牧生活,也帶給我創作《移動中的城市─2727公里行李包卡車》(Cities on the Move – 2727 Kilometres Bottari Truck )行為藝術的靈感,在為期十一天的旅程中,我重訪了童年時代居住過的所有村莊和城市。」在作品錄像中,藝術家坐在卡車上的一堆行李包上,隨著卡車繞行韓國各地的畫面實在讓人著迷。但這個「行李包」有什麼特別之處呢?就像她所乘坐的現代牌(Hyundai)卡車一樣,是一個來自韓國的文化;當婦女搬家時,她們會將所有的衣物包裹在一大塊由零碎的舊布料縫合而成的裹布。這種行李包在韓文中即稱為「bottari」。金守子用陌生人穿過的二手衣物來製作作品中的行李包,而這些衣物的痕跡與氣味,皆保留在大裹布上。「當我問自己,這二十多年來,我所縫製和包裹的究竟是哪些東西?我現在會說,我縫製和包裹起來的,是那些需要被縫合的傷痕、痛苦、渴望、愛、激情、我心理與身體的某些部分,以及我的孤獨。」

金守子的作品始終圍繞著旅行及遷徙的主題。1993年,她在紐約得到一筆補助後回到韓國,那時她的創作風格發生了轉變:「我開始以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我自己的文化。」在參與「移動中的城市」展覽後,她旅居紐約及法國,雖然她持續使用帶有民族和女性意涵的韓國織物,但守子強調她並不是「參與運動」意義上的女性主義者。同樣地,她也不認為自己的作品帶有民族主義色彩,她關注的是一種普世的整體經驗。
從1999年開始,金守子開始頻繁進行《針女》(Needle Woman)的行為藝術表演,她會完全靜止不動地站立在擁擠的街道中央。而和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這樣的藝術家不同,金守子希望她的行為保持被動,而非主動進擊。「當我靜止站立不動,並保持在中心位置時,我的心智竟然經歷了一連串不可思議的轉變,從脆弱易感到專注,再到冥思甚至是開悟的狀態。」在展覽中,藝術家通常會同時放映在不同城市拍攝的《針女》行為演出。在畫面中她總是背對鏡頭,紋風不動,如她所說是「處於旋轉世界的靜止點」。看著她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依然不動如山,對觀者來說也是一種冥想般的體驗。
整體而言,這樣的藝術創作想表現的,是一種力圖避免自命不凡或浮誇悲愴的風格。但說到浮誇,沒有人會比莫瑞吉奧.卡特蘭更極力避免矯揉造作的浮誇風格,或者說,沒有人能比他更無情地批判這種風格。「我不認為自己是藝術家,」他曾如此聲稱。「我只是創作藝術,但這只是份工作。而我不過是偶然進入這一行。曾經有人告訴我,進了這行就會得到許多好處,不僅能賺錢,還能遊山玩水、認識很多女孩。但這全都不是事實,藝術家既沒錢,也沒辦法旅行,更認識不到其他女孩。」
1996年,卡特蘭同意在阿姆斯特丹的德阿波(De Appel)藝術空間展出他的作品。他以沒有新的概念為藉口,闖入另一家畫廊,偷走了所有物品,最後將他們在德阿波空間以《又一件該死的現成物》(Another Fucking Readymade )為題展出。後來他受邀參與1997年的威尼斯雙年展時,意識到許多極具知名度的義大利資深藝術家也將參展,他決定介入這些藝術家的展覽空間,並對他們進行嘲弄。他捕捉了一群鴿子,並製成標本,然後將這些鴿子放置在展覽空間的展牆和橫梁上,俯視著那些資深藝術家的作品。「我們必須殺死父親,」藝術家愉快地宣稱,「否則就得去舔他的腳。」1998年,卡特蘭受邀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進行創作計畫,他安排一個人裝扮成畢卡索,頭上甚至戴著一貌似畢卡索的巨大紙糊頭套,在博物館裡閒晃。這或許是對天才崇拜的嘲諷,但觀眾卻非常喜愛,並十分融入現場的氛圍,紛紛向這位「畢卡索」索取簽名。
卡特蘭大概是藝術界有史以來的玩笑大師。他在1999年策劃「第六屆加勒比海雙年展」(6th Caribbean Biennial),但最後唯一發生的事,就是他和參展藝術家一起在聖基茨島(St Kitts)上度了個假。至於那些支持這場空殼展覽的贊助者作何感想,我們也不得而知了。如果說這類藝術事件是為了社群而辦,那也只不過是為了時髦潮流的藝術圈服務而已。後來還傳出,卡特蘭時常找他的好友、義大利策展人馬西米利亞諾.吉奧尼(Massimiliano Gioni)假扮成他接受採訪。這在當時看來很有趣,但如今,在這個川普執政和假新聞流竄的年代,當我們讀到卡特蘭(或吉奧尼)說:
「真相並不存在。真相只存在於你宣稱某物為你所有的那一刻。我有我看到的真相;反之你也有你認知的真相。」時,就很難再笑出來了。
卡特蘭也許是在嘲弄矯揉造作的姿態,但憂鬱、甚至悲劇性的情緒總會隱隱滲入他的作品中。《自殺的松鼠》(Bidibidobidiboo)就是件既滑稽又悲傷的作品。畫面中是一個簡陋的廚房模型(據說是以他父母的廚房為原型),有一隻松鼠標本癱軟在桌上;松鼠的腳邊有一把手槍,顯然它是用這把槍自盡的。

看到這件作品,我們究竟該笑還是該哭?還是又哭又笑?
死亡是卡特蘭在作品中持續探索的主題。他在1997年以作品《意料之外》(Out of the Blue )參與明斯特雕塑展創作,在這件作品中,藝術家將一個金髮女郎的人體模型浸在湖面下方,讓它看起來就像個謀殺事件的受害者。然而,更具挑釁意味的是,後來這具假人竟然沉入湖底,結果觀眾(包括我在內)都浪費許多時間在湖邊徘徊,尋找這件作品的蹤影。
(全文未完,本文選錄自書籍《為什麼這也是藝術?從溜滑梯到畫布,破解當代藝術迷思的238幅作品故事》)

作家及策展人。
他曾任教於倫敦蘇富比學院,並協助推動當代藝術碩士學程,在英國任教多年後,於2009年遷居東南亞。戈弗雷現居於菲律賓,並在書籍、芒果樹及十一隻狗的圍繞中生活與工作。其著作包含《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1998)及《當代繪畫》(Painting Today,2009)。近期出版計畫則包括菲律賓畫家鮑.馬丁涅斯(Pow Martinez)的專書以及網站arttalksea.com的編寫,該平台收錄了他對菲律賓及其他地區藝術家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