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才的流亡日誌（台灣新番連載）：「我在哪，香港就在哪。」

在這個年代 找不到浪漫
子彈和逃難 都與我無關
在這個年代 我們不浪漫
我們的浪漫 都只是糜爛

——溫室雜草，《在這個年代，找不到浪漫》

台灣常見紋白蝶在工作室前的田埂間飛舞，有時候會招來小白鷺駐足，這一小塊在台灣工地間的畸零菜田，是藝術家黃國才離別香港工作室前的海景後，每日凝視的風景。這一小塊不起眼的綠意，卻成為他流亡生活裡，重要的慰藉。

回想去年剛抵達台灣，生澀、忐忑不知該如何與這個國家、城市產生關連。他瞧見台灣的民間無論長輩阿伯、做工、做農甚至郵差，常常都騎著這樣小排氣量的打檔機車行動，他為了入境隨俗，有樣學樣也買了一台代步使用。有次，因檔車的引擎聲大，在騎到工廠的巷弄間，被駐守廠區警覺性高的台灣土狗給追趕，扎實地地咬了他腳踝一大口。他只能無奈冤枉得到醫院打破傷風針，卻仍樂觀笑看這段回憶，這是他首次和台灣本地的生物有了DNA的接觸。

就這樣，他逐步累積著與台灣每一次的初次體驗，在哭與笑之間。

逃亡路線，不能只為了「逃」

當決定離開香港的意念啟動後，他利用了7天全球各個城市思考自己的退路，每位選擇離開香港的香港人，背後都有不同的理由，每一個人所繪製的逃亡路線都不同。為何黃國才的路線會繪製到台灣，而不選擇許多香港人前往的英國、新加坡等國家？他娓娓道來他的理由。

過去，他曾在紐約、歐洲都生活過，其實華人的面孔，在任何白人的社會裡都是異類，任何生活場域，都能感受到異樣目光的投射。而在台灣，他雖然自知是位失去城邦與故鄉的異鄉人，但在外貌上，他和台灣人並無二致，他喜歡走在街頭上，沒有人認為他是「他者」的感受，這種最表層的融入，卻讓他可以擁有不被另類目光打量的安寧。

再者，實際的資產因為匯率兌換會變為三倍，他在工作室現場誇張地以手勢形容。港幣兌換台幣的匯率，讓原本在香港處於中產階級的他，變為更有餘裕，這和許多港人選擇去英國或新加坡會得到的生活品質不同，流亡生活因為需要環境的融入，重新尋找收入來源，物質生活的穩定也成為無形撫慰。黃國才自嘲說，就像受傷時在傷口貼上Hello Kitty的OK蹦，雖然手都斷了，但看著卡通人物的臉好像會好過一點，雖然血還是流淌著，而流亡生活的物質支撐，就像OK蹦上的Hello Kitty。「物質的東西不可能彌補我失去國土的感受，但能讓你在流亡的過程中，有些表面的安慰。」

而選擇來台灣最重要，是100%的藝術表達自由，他認為台灣是有的。回想在香港的生活，每天都活在恐懼裡，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下一個被政府清算的人。在這樣的恐懼下，人們為了生存在表達與創作都會演變出一套對應的方式，「久了，你可能連自己是誰都忘記。我知道如果繼續留在香港，自己持續創作的後果絕對是這樣，我不想迷失自己。」

他指出有些香港人選擇去經濟條件相對好的環境，但不一定有完全言論自由的地方生存，他是無法理解的。他提到台灣許多戒嚴時期的藝術家與政治家都提供他很多借鏡的實踐。拿著台中圖書館的借書證，他查閱了包括陳澄波、戒嚴時期的種種史料與老照片，讓他深刻理解自己選擇台灣並非偶然，而是因為覺得此處是生命下個階段可以學習、成長的地方。「逃避共產黨很重要，不過逃完之後，你還有10到20年要思考怎麼活，如果你是年輕人，你可能還有50年，因此每個人的路線一定和我所選擇的不同。」

怎麼找，也抵達不了香港的家

離開香港時，黃國才盤點了工作室的作品，有些龐大無法透過貨櫃運來台灣的作品，他只好拿到廢鐵廠便宜賣掉。他說那是切膚之痛，像是賣掉自己的孩子般難受。訪談黃國才時，正逢烏俄戰爭剛開打之際，他很意外台灣人完全無戰爭可能隨時開打的準備意識，還是過著小日子、小清新。每當台灣人發現他的口音不同，問他怎麼會來到台灣，他會刻意抬高聲量和他們強調自己是「政治難民」在流亡，他發現台灣人會刻意忽略這類悲慘的字眼，總是安慰他「沒這麼嚴重啦」後，開始跟他抱怨台灣是鬼島與政府的問題。他總是聽不下去，到最後按耐不住地喊著「台灣什麼都好，因為我來自地獄。」他自認保衛台灣的意識可能比部分的台灣人更加堅定，「因為我知道失去故鄉、國家的感受，我希望台灣是我最後的故鄉，我不想再失去一次。」

來到台灣的香港人，多數是白領階級，在外觀上他們看起來完全不像既定印象的「難民」，但黃國才表示，許多香港人的心裡都有著離鄉的創傷，而那是他們整潔、有禮的文明外表下不會顯露出來的。當初他剛逃亡到台灣，妻子與寵物貓Ball Ball都還沒跟著抵台，每一天他起床打開大門，都有嚴重無現實感，熟悉的街道失去了，「這裡是哪裡？為什麼我在這裡？為什麼我在台中？」心理另一個聲音又會安慰著他，「啊，你在台灣，因為中共的關係，很快就會恢復了，不要多想，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加油啊！」這種缺乏現實感的感受，應該每個離開故鄉的香港人都經歷過。

後來，他看到的自己的寵物貓Ball Ball也來到台灣，原本他欣喜地和Ball Ball介紹自己台中大坪數的家，以為讓牠有更多活動空間會讓貓開心。沒想到Ball Ball表現出極度害怕這個寬敞的新家，牠害怕新家的每一件家具，躲了許多天才願意出來走動。黃國才提到Ball Ball，忍不住擦拭眼角的淚水，「看到Ball Ball的身體語言，就和數個月前的我一模一樣。好像在問這裡是哪裡？為什麼我在這裡？然後怎麼找也找不回香港的家。看到牠，我就好像看到自己。」文明讓我們忘記自己是動物，流亡卻讓黃國才重新認識自己要認同一個地方，必須產生關連與新的習慣。

他自己從住家開車到工作室，大約是開到七十次後，終於可以不用Google Map，就記得路線。他也更積極的和附近的商店、鄰里聊天對話，這些越來越交織的互動，也讓他緩慢的脫離沒有踏在土地上的虛無感。妻子和貓咪來台團聚，也慢慢有了家的歸屬感。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崗位

而他認為要脫離這種離鄉的虛無感，就是找到自己在所屬社會上的崗位，慢慢找到在台灣自己可以長期施力的位置。他回憶2014年雨傘運動，他坐在金鐘的公路中間，當時抗爭坐到又冷又餓，一位太太推著推車，以為黃國才是學生，就盛了一碗熱湯給他，他當時流著眼淚以為自己在作夢。另外有一次，一位小女孩和他的父母，也是推著一箱蘋果，讓女孩派發給抗爭的民眾；另一邊一些年輕的學生幫忙顧著抗爭者充電的手機，幫忙接線充電。這些往事，歷歷在目，對比目前香港言論自由死寂的狀態，他說「我們當然可以說插電沒用，煮湯沒用，派蘋果沒用，做藝術更沒用。但我們也可以看到，每一個人在這場運動裡都有用，每一個人都在這個政治反抗的過程中派上用場，這就是我說的崗位。抗爭者抗爭完會餓的，他們喊叫了四個鐘頭沒有聲音，我們可以幫他做好看的海報讓他們拿著。其實每一個人都有用，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崗位，只要理解這點，我就沒有虛無的困擾。」

他來到台灣最意外的，是台灣人對於戰爭毫無心理準備，也發現台灣的抗共行動，在歷經了三代以後，似乎已經忘記自己的敵人在哪。這些觀察成為他來台後創作的養分，影像作品《幽靈搜索隊》，他刻意穿著台灣國軍的制服，也發現制服是由越南所製作，他很意外台灣在這些細節沒有避開使用共產主義的國家的產品，有些政治不正確的荒謬感。他在影片中扮演一位尋找敵人的台灣國軍，但永遠也找不到敵人，最終他發現一位倒在地上的敵人就是自己。醒來後又只剩下自己，然後循環重新尋找敵人的片段，以呼應台灣的政治現況。

黃國才的創作來到台灣後，許多作品都和台灣的政治狀態有許多對話關係，作品之中也有很強的政治性與抗爭思維。他表示，因為過去他活在壓迫的世界，活在那樣的環境裡，從來不是他自己的選擇。但他作為藝術家，職責就是反映時代的問題，「外部的政權企圖消滅香港的文化，我的武器就是藝術，我能以我的藝術去反抗他們。」

讓香港人「看見」自己的身分

在黃國才台中的工作室懸掛著香港英屬時期的國旗，泡給客人的手沖咖啡，盛裝的杯盤，也是印著香港英屬時期的標誌。當然工作區上也不免俗有著「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黑旗，他指著黑旗無奈笑著，「這好像是個骨董級的口號。」

對於目前選擇離開香港的港人處境，他認為香港人的「流亡狀態」對於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很新的概念，和過去流亡者、政治難民的形象與狀態很不一樣。未來可能會超過一百萬的港人流放海外，包括英國、加拿大、台灣、澳洲等國家，都會有大量的香港移民與流亡者，黃國才認為港人的確未來處於一種離散的狀態。「我認為創作一個平台，讓這些離散的力量集中在一起，這個相對重要。失去平台與認同，時間久了就會迷失。」

現在許多香港人希望所前往的國家能給自己的一個身分，他覺得這種無奈乞食身分的心理，是很屈辱的。他覺得香港人逐漸遺忘自己其實一直有這樣的身分，甚至可能超過170年就存在的香港人這個身分。「很多香港人在流亡的過程裡，遺忘了自己最重要的身分——香港人，我希望能有創作讓他們看見自己的身分。」因此他製作了一本仿照1997年以前香港人使用的英國護照，封面印製著「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標語，裡面也放《願榮光歸香港》的歌譜，他以這個護照，免費贊助給許多香港海外的獨立機構募資籌款使用，讓贊助者可以獲得這份特製的護照。「這是為了讓海外的香港人有身分認同的作品，透過藝術的視覺印象，重新凝聚香港人。」

島不在了，但我們盡情唱

在台灣也剛參加完中正紀念堂「六四」紀念活動的黃國才，也受到台灣這種倡議現場的文化衝擊，他發現台灣各方勢力都在搶奪「六四」正統性的話語權，每個人上台都得喊口號，喊得場面有點乾澀。他回憶到自己在香港好幾次的抗爭現場，每個人上台都會帶上一首歌，「我們抗爭是唱歌的啊，大家都會準備幾首歌上台唱，抗爭大家也玩得很開心，台灣這邊好嚴肅啊！」他也提到來到台灣後，以為自己住進台灣，但其實有種住到日本的感覺。多數的香港人對於台灣的認識都停留在國民黨撤台，許多港劇也總把台灣設定為一種大後方的意象，並不了解台灣歷史的複雜，有原住民族與曾經的日本殖民史等，這些都讓他更深入看見觀光客以外的視野。

這一年來，他漸漸辨識出台灣的獨特性，就是將低科技與高科技相融在一個社會裡，這是台灣很特殊的質地。可以看見路邊騎著腳踏車收著破爛回收的婆婆，但台灣的工廠園區裡，又生產著全世界最高科技產品所需要的晶片等，讓兩種向度都並存於一個社會，這是他認為台灣社會的多元與包容性。

國語還說得不太流利，總有些單字無法用國語準確表達，得以英文解釋的黃國才，近期又開始努力追趕自己台語的聽力。「太多次了，每次台灣人講到最重要、最好笑的關鍵，就會轉換成台語說，這樣我完全沒抓到對方的意思。」訪談過程中，他常發言逗著我和採訪團隊笑出聲，但講到心裡話，他也會要我們等等他，從口袋裡拿出手帕頻頻拭淚。知道他心裡的痛也許還要好長一段時間，才會恢復，我們只能試著承接這些眼淚，讓眼淚落下的聲音有著力量。 他說，過去的香港的確是沒了，但只要有香港人在的地方，就是香港。

自你遠去不再回頭
青山綠水不再依舊
再沒有早起身的理由
再沒可安睡的枕頭
這世界只有一種鄉愁
就是沒有你的時候
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頭
就當我在外地旅遊

——My Little Airport，《美麗新香港》

註 點播了兩首歌給這篇採訪，因為Kacey總說，香港人是用唱來抒發的。一首是台灣樂團呼應台灣年輕人的心境，一首是香港樂團的回憶與回望，雖然也許是徒勞的，但也希望能一點一點擦逝去那些看似沒有盡頭的憂傷。想起香港人在維園曾經點亮的燭光，燭光雖然暫時被熄滅，但我們可以在他處，持續為他們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