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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遨遊於中國藝術世界的西方人:史彬士48年文物鑑賞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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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遨遊於中國藝術世界的西方人:史彬士48年文物鑑賞經驗談

接觸中國古董已48個年頭的史彬士,1969年畢業於劍橋大學,那陣子正逢倫敦佳士得進行業務擴展,尋求著適合的年輕人。1971年,佳士得中國部門一位資淺的成員遭到解雇,他接替了位子。對佳士得資淺員工來說最大的挑戰,就是在任何一個專業部門得到一份工作。
我接觸中國古董已48個年頭,常有人對我說「你必定是在年輕時就已經喜愛上中國藝術及文化了吧?」,我會回答「其實不全是,我接觸這些是憑藉著單純的機緣和好運,一連串的巧合讓我接近到這個領域」。當年剛離開高中的我,是想成為一位科學家,並進入了英國杜倫大學主修化學。然而,那時家族在英格蘭中部地區長久經營的拍賣事業成長飛快,親戚們希望我能加入,要求我放棄科學轉而研究經濟及土地經濟。因此,我轉而就讀劍橋大學,並於1969年畢業。
那陣子正逢倫敦佳士得進行業務擴展,尋求著適合的年輕人。當時佳士得的主席與我叔父熟識,詢問叔父他兒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弟,是否願意加入佳士得。我堂兄弟志不在此,在叔父知道我不久將會加入他和我父親,及其他親戚合夥人經營的家族生意時,轉而推薦我到佳士得。在與主席面談過後,我加入了佳士得。雖明白將來我還是要接手家族繁榮的事業,但很快地,我喜歡上倫敦的生活。此時卻發生了一件事,改變了我的人生。
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顧問史彬士博士。(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提供)
1971年,中國部門一位資淺的成員遭到解雇,我接替了他的位子。對佳士得資淺員工來說最大的挑戰,就是在任何一個專業部門得到一份工作。對此知之甚深的我,接下了這份工作,雖然我完全沒有任何跟中國藝術相關的經驗。我父親收集瓷器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也知道如何持拿瓷器,但父親的收藏都是歐洲製品。在中國部門,我透過持拿文物及接受前輩指導而學習到很多。他們都是很好的老師,使我在這方面進步更快。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去聽、去拿很多爭議性的文物,比較之間的差異,了解如何定年及評估價值。經常會有生貨為了進行拍賣或估價而到來,在兩三年間,那些送到佳士得的多數中國文物,我已經有能力辨別、定年並且估價,其中絕大多數是瓷器,之外還有青銅器、玉器、漆器、景泰藍、佛教造像、繪畫及其他藝術市場常見的品類。
顧問Soame Jenyns每個月會來拜訪我們一至二次,他從大英博物館退休,撰有一本陶瓷書籍。他在中國及日本藝術上有著深厚的學識,是位無價的導師,隨時都能就那些我們抱持疑問的文物給予意見。他甚至對中國繪畫有著系統上的認識,這是我直至今日都未曾有的。為了閱讀題跋,他有一本重要的大部頭雙冊英漢字典,由Herbert Giles於1892年編纂。非常榮幸地,他後來將這套字典贈送給我。當時,我們部門當中沒有人可以確實閱讀中文。這份來自他的禮物大大地刺激了我開始學習中文,進而加入了一個禮拜兩次的午後中文課程。

 

史彬士訪問北京故宮博物院。(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提供)
1973年,我被允許執行我的首次拍賣。當時,各個不同部門的專家們都固定地被指派他們各自的拍賣。基本上,佳士得都會經過這樣的試驗來檢視員工的能力,不只是成為一位專家,更是一位拍賣官。雖說若以家族生意來算,我已然是第五代拍賣人員,但在佳士得執行我的第一次拍賣時,我仍是非常緊張。令人高興的是,我通過了這次考驗,成為了固定拍賣官,並且真正開始享受往後長期在佳士得的工作。但就短期來看,我身為拍賣官的角色很快地因1973到1974年間的石油危機而中斷,此時來自中東的原油供應完全被切斷。
我原本預計在石油危機期間執行一場拍賣會,但部門主管明智地決定自己上場,不讓一位經驗貧乏的拍賣人員進行這場拍賣。這場拍賣會成了他的惡夢。固定往來的買家就在現場,但他們不敢競標,坐在那裡看著彼此,等著是否有人勇敢地舉起自己的手。多數拍賣標的都沒有賣出,不少甚至是低於估價的一半。這場拍賣及這段危機時刻讓我上了一堂課。在冷戰期間,藝術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在承平時代,藝術的價格只會高上更高,當在真正的危機下,它們是如此脆弱,幾近崩盤。
在這段時間裡,我們的工作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到客戶家中進行保險估價。我也在其中一個估價案例中學到了一課。這個案例發生在一座離倫敦有段距離的大型鄉村莊園,之中的中國陶瓷收藏都是我們之前未曾見過的。最初,部門主管想要自己來做這件案子,但因身體微恙,轉而讓我與我的秘書前往。踏入莊園的入口大廳,映入眼簾的是一對大型中國風格花瓶。很明顯地,主人對於這對花瓶深感自信,並相當渴望聽到我對它們的評價。我小心地檢視這對花瓶,最後肯定地對主人說「這對花瓶很好,但它們不是中國陶瓷,而是製作於19世紀的法國,仿製18世紀中國的製品」。對方面露驚恐,但不發一語,只是走到了房子的深處,我深怕緊接而來的便是被告知要即刻結束估價並要馬上離開。過了幾分鐘,我們聽到主人以生氣的口吻對他的太太說「那小子竟說我們最好的中國花瓶是法國做的!」我和我的秘書面面相覷,靜靜地等著太太的回話。她說「哎呀,我父親的確是在法國買下它們的」。隨之而來的是一陣沉默。這個事實告訴主人我的判斷或許是對的。在此之後,一切事情都進行地非常順利。我告訴主人我發現了很多有趣的陶瓷品,包括一件明代御瓷瓶,漫長的一天最後以快樂的氣氛收場。這個遭遇告訴我光是精通自己的專業是不夠的,善解人意且謹慎地對待他人也是同等重要。
元龍泉窯〈龍紋大盤〉。(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提供)
另一個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拜訪一位英國北方的女士。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如此真誠熱衷的收藏家。這位女士花了30到40年在地方拍賣會中選購了所有她喜歡的物件,並認為自己買的物超所值。她屋子中每個房間都充斥著瓷器,碗盤甚至還堆疊擺放在樓梯兩側,導致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從中間爬上爬下。她還保存有每件物品的標籤。讀過這些標籤後,我了解這位女士是熟悉歐洲瓷器的,但僅止於此。幾乎所有東方瓷器的標籤都遺失了。多數物品價值低廉,但她仍擁有一件乾隆朝青花瓷瓶,帶著寫有「土耳其(Turkish)」字樣的標籤,這件文物最後由我拍出了一個令她滿意的結果。
經常有訪客拜訪佳士得位於倫敦地下室的倉庫,包含了一些皇家貴族及其他VIP們,之中便有國王喬治六世的遺孀、現今英國女皇的母親伊莉莎白王后。她雖沒有什麼專業知識,但喜愛瓷器,特別欣賞一件乾隆朝的茶壺。另外一位皇族是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Gustav VI Adolf)。他對包含瓷器在內的中國藝術深感興趣,同時對於這些文物具有相當程度的知識涵養。他也影響了瑞典國內的收藏家,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間我頻繁地到瑞典拜訪他們。
在1970年代,我們首次迎接了中國團體訪客,而我也有了機會運用我的基礎中文會話。我想這些團體訪客們都對庫房中中國文物的高品質感到驚訝。然而,卻有一類文物他們始終不願相信是中國製品。這些中國瓷器是特別因應歐洲市場而製,有著西洋的器形及紋飾,如紋章瓷(盾牌等)就是為了個別家族所訂製。當我試圖向一行團體客解釋時,他們只是笑著說「不可能、不可能,這些不是中國製的,我們從不會認為這些文物是中國的」。
史彬士訪問北京故宮博物院,左為耿寶昌。(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提供)
1976年10月,我第一次有機會到訪中國。那時正逢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中國開始開放西方遊客。我加入了一個有23位歐洲人的團體,由富有經驗的國際旅客、拍賣人員以及倫敦頂尖中國藝術古董商組成,當中包含了Julian Thompsom和Giuseppe Eskenazi。我們一路停留了北京、西安、南京、上海、杭州及廣州等地。在我們看來,當時許多中國人都是第一次見到西方人。有一次在西安,我們一行人自鐘塔漫步至一條長階梯上,下方是條馬路。那天非常冷,有的女士們還披了毛皮。馬路上繁忙不已,但剎那間那些摩托車、腳踏車等交通潮流似乎都停了下來。人們暫停動作然後張大嘴傻傻地盯著我們,似乎感到非常不可思議,好像我們是來自其他星球的怪異生物。
史彬士訪問西安兵馬俑博物館。(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提供)
史彬士訪問西安法門寺。(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提供)
某種程度上來說,在大批西方遊客湧入前,我們在中國是有許多優先待遇的。舉例來說,南京博物院免費讓我們團員持拿館藏知名的明洪武〈釉裡紅梅瓶〉,它甚至還附有原蓋。我們告訴那些非藝術專業的團員這件文物是相當珍貴且重要的,能夠持拿這件文物是多麼的幸運,且提醒他們持拿時要盡可能地小心。在上海時,我們則受了場驚嚇。當時我們已經在其他城市看到過那些譴責四人幫的海報,但顯然沒有人特別注意這些海報。上海是四人幫部分成員的家鄉,情況顯然不同,大量群眾安靜地聚集在海報前。整個城市的氛圍是非常肅穆的。我們此時也立刻被禁止拍照。嚮導相當擔心,決定將我們帶離上海,改變計畫到了杭州。
1979年成為倫敦佳士得主管之後,我開始花費更多時間在東亞地區,最開始是在香港和日本,接著也在臺灣及新加坡。1983年我設立了佳士得香港辦公室,是一間位於富麗華酒店(Furama Hotel)的小辦公室,人員只配置了我和一位秘書兩人。那時我開始學習廣東話,但不太確定要將學習重心擺在廣東話還是普通話。有一天,我在新加坡問了一個人,想說他應該可以給我重要的建言,他就是郭欽炎,郭古玩行的負責人。他的建議簡而有力「忘了廣東話,專心於普通話吧」。我聽了他的建議,此後也未曾反悔過。
清乾隆〈粉彩嬰戲壽紋瓶〉。(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提供)
我發現香港的商業成長比歐洲還要來得快,同時也意識到這些快速成長背後所蘊含的無窮可能。佳士得全球競爭對手蘇富比在香港早已舉辦固定性拍賣會,多數的香港友人也鼓勵我們跟進。佳士得於1986年第一次在香港舉行拍賣會,並在隔年舉辦規模更大的場次。兩次都獲得成功。在1987年的拍賣會中,佳士得宣稱所有拍賣品徵集結束於拍賣會前的7星期。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因為多數買家都到最後一刻才堅定自己的決心。在我結束了整天檢視文物的工作後,晚間11點回到下榻的飯店,還是發現有3組人在大廳守候著我,準備讓我檢視文物。即便我回到了飯店房間,手機還是接連不停地響到了凌晨3點。這是典型的香港經驗。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在1985年,那時我剛從倫敦出發的飛機下來、抵達香港的飯店,在我進房間後的沒幾分鐘,手機響了。對方是位沉船專家──哈查船長(Michael Hatcher)。他說「別打開你的行李廂,趕緊直接回機場,搭最近的一趟班機來新加坡。我有東西要給你看看」。到了新加坡後,我們搭著小船離開港口,來到了一艘停泊在外海的大船。在那裡他給我看了一些中國瓷器,並問我「這是什麼時代的?」我回答「18世紀早期到中期」。他非常高興,這正是他想聽到的。後來他發現的那艘船被證實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名為Geldermalsen,搭載了中國外銷陶瓷及其他如黃金等船貨。1752年因觸礁而沉沒。這艘船原本是要駛往阿姆斯特丹,因此佳士得決定在阿姆斯特丹為這些貨物舉行拍賣會。
過去英國會稱中國18世紀外銷的青花瓷器為「Nanking porcelain」,雖然這些瓷器是生產於景德鎮,然多數被認為是從南京出口的。也因此,我建議將哈查船長發現的這艘船稱為「南京號」,這也是它今日所被熟知的名稱。船上13萬件的中國外銷瓷器以及黃金銷售於1986年5天一連串的早午拍賣會中,在當時造成轟動,世界各地的買家們湧入阿姆斯特丹。我也擔任了一部分場次的拍賣官。每件出自這艘船上的貨物皆被售出,且多數高過預估價。
1985年中期,在花費了很多時間經營佳士得在香港的事業後,在我開始期待在個人成就上出現轉折,也很幸運的遇到一個很好的時間點。1980年代早期,香港領頭古董商張宗憲非常親切地帶我到台灣三次,並將我介紹給台灣收藏家張添根、張秀政和張益周。當時張氏家族準備設立一間中國藝術私人博物館,並希望找到在藝術市場上有工作經驗的研究員。張宗憲推薦了我,張氏家族也接納了他的推薦,因此我在1989年搬到了台灣,成為鴻禧美術館的研究員,該館於隔年開幕。
明嘉靖〈黃地珊瑚紅雲龍紋罐〉。(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提供)
張添根從臺灣日據時期起就開始收集中國藝術品,直至二戰之後仍持續。同時他也跟其他收藏家一樣,受到1965年開館、收藏有大批清宮舊藏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深刻的影響。1970年代到1980年代間,張添根的兒子亦開始了系統且富學識基礎的收藏。因此,在1989年我來到臺灣時,張氏家族就已經有龐大且重要的收藏品。同為該館研究員的廖桂英引領我與其他臺灣同事,來一同面對這個巨大但又有趣的挑戰,透過各式各樣的展覽和圖錄的編纂,對這批豐富的藏品進行研究和風格分析。
鴻禧美術館在1991年1月正式對外開放,目標是要推廣中國藝術。除了使用美術館館藏定期換展,往後數年也舉辦數場館際借展:1996年「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特展」;1997到1998年的「湖北省博物館藏品精華展」,當中包含戰國墓葬曾侯乙墓的出土品;1998年「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展」;1999年「清宮秘藏─承德避暑山莊藏傳佛教文物特展」等。
同時,我們也為各種主題展覽出借基金會的藏品,遍及臺灣、中國及韓國、日本、法國及美國等海外國家,展覽地點包含巴黎臺北新聞文化中心及紐約中華新聞文化中心(今紐約臺北文化中心)。最大型的借展是1996年4到6月於中國歷史博物館(譯按: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前身)舉行的「鴻禧集珍」,共展出223件文物,包含元、明、清瓷器、田黃印章、北魏到清代的鎏金銅佛,及吳昌碩、齊白石和傅抱石等人的畫作。此時正好還是海峽兩岸政治情勢較為緊張的時刻,但這次展覽正說明了政治問題並不會影響到文化的交流。鄧小平的女兒甚至還現身開幕現場。
鴻禧美術館於2004年閉館,但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仍持續外借部分收藏來舉辦主題展覽。大學或博物館若事先預約,部分藏品也開放學術提件。基金會擁有大量的宋、元、明、清的陶瓷破片,這些破片來自中國各地窯址。對於研究陶瓷的學生來說是非常受用的。汝窯及官窯的破片更是特別受到歡迎。鴻禧美術館於2004年閉館後,我持續擔任研究員的工作,同時十多年來也興致盎然地為曹興誠樂從堂的藏品撰寫英文描述。2015到2018年間,我一年一次受邀到國立臺灣大學演講與中國陶瓷相關的講題。2017年我自研究員一職退休,但仍以顧問的身分留在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中。
回首浸淫於中國藝術的這48年,我甚少有過後悔。我享受擔任拍賣官的刺激,也非常慶幸自己在早年就能有機會見到並上手這麼多中國文物。來到臺灣後,讓我深深投入的工作之一就是帶領觀眾參觀展覽。身為基金會中唯一的外國人,我時常為來自英語系國家的團客或散客導覽。他們在對於中國藝術與一般美術的了解差異頗大。除去中國藝術專家不說,在所有西方遊客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法國銀行家們,他們似乎都有著非常深厚的文化素養。
清康熙〈五彩龍鳳紋盤〉。(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提供)
在某方面來說,我是非常幸運的。早期假貨比現在少非常多,且多數假貨相對好辨別,因而我與我的同事花費多數時間在觀察並上手對的文物。在辨認真假上,用眼睛看當然是最直接的手法,但還有其他感官可以加以運用。耳朵有時可以感受到如碗或盤等物件上的裂痕或缺損。在1970年代晚期,一位香港的古董商教我如何使用鼻子來判別唐代的陶器。他在無釉的表面上加上點水,過了一會兒後他將陶器拿給我聞。這氣味相當可怕,像是下水道的味道。「這味道代表它是真的」。他說「假的唐代陶器要不會有味道,不然就是有一股化學味」。近期我並沒有使用過這方法,但在那個年代這方法很管用。
對於今日的收藏家來說,最大的挑戰毫無疑問是現在有質量兼具的仿冒品。以陶瓷來說,過去常說真正好的高仿品是由景德鎮製作的,時間大約開始於1992年。早期的仿製品多數聚焦最貴的品類、最大的尺寸、及最稀有、最受歡迎的物件上,尤其強調明清御窯及元代青花。在此之中,最受歡迎且有最多仿冒品的一種,即是明成化鬥彩雞缸杯。但在近幾年,已開始出現低價品類的高仿品,例如康熙朝的外銷青花瓷。
以我自身經驗來看,以下是提供給收藏家們的建言:1、只收藏你真正想擁有且展示的;2、盡可能地觀察並上手夠多的真品和假貨;3、找到每個領域最頂尖的專家,並且盡可能地獲得他們的建議;4、盡可能地檢查來源。標籤也能造假,而真正的收藏及展覽標籤可以讓便宜的物件變高價;5、最重要的是,透過定期地上手持拿及觀察夠多的文物來建立起你自己的信心。最後,好好享受收藏的經驗,並仔細研究你擁有的藏品吧!(翻譯/王怡文)
史彬士JamesSpencer ( 1篇 )
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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