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庫縣立美術館「誕辰180週年紀念吳昌碩的世界─海上派與西泠名家」

Hyogo Prefectural Museum of Art Presents “Shanghai School and Great Masters of Xiling - Wu Changshuo: The 18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兵庫縣立美術館於2024年1月13日至4月7日舉辦「誕辰180週年紀念吳昌碩的世界─海上派與西泠名家（生誕180年記念呉昌碩の世界―海上派と西泠名家―）」展覽。本次展覽以吳昌碩的名品為中心，延伸至其師友、門人、交流的海上派藝術家等等，乃至於吳昌碩擔任首任社長的西泠印社之創始社員們以及其後諸名家的作品皆有展出。

劍持翔伍柏木知子・譯｜沈伯陽

2024.03.06

活躍於清末至民國時期的吳昌碩（1844－1927），被譽為「清朝最後一位文人」。終其一生潛心於石鼓文的臨摹，並在書法、繪畫和篆刻中將獵碣文字的風韻發揮到極致。這樣飽含古樸拙趣的運筆稱雄於當世，流傳至今仍然享有很高的人氣。

此外，兵庫縣立美術館近年有幸入藏知名書篆家和收藏家梅舒適（本名：稲田文一，1916－2008）所寄贈之中國文物（梅舒適コレクション）。作為吳昌碩忠實粉絲的梅舒適，收藏超過100件的吳昌碩書法、繪畫以及篆刻作品，這樣豐富的藏品在海內外都享有盛譽。曾任西泠印社名譽副社長的梅舒適與現代西泠名家之間的交流作品，不僅對探討中國近現代美術史有所助益，可以說，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都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吳昌碩的詩、書、畫、印

精通詩、書、畫、印的吳昌碩，有「四絕」的美稱。自幼年時期，吳昌碩就隨其父親吳辛甲（1821－1868）學習作詩和篆刻，並在22歲成為秀才後，不求於仕途，到處遊歷學習。據悉，他曾跟隨俞樾（1821－1906）學習訓詁和修辭，並在楊峴（1819－1896）門下鑽研各種學問。此外，吳昌碩還與精通金石學和文字學的收藏家吳雲（1811－1883）、潘祖蔭（1830－1890）、吳大澂（1835－1902）等人有所交往，也因此加深了他在金石書畫上的造詣。光緒二十五年（1899）吳昌碩56歲時，曾被推舉至江蘇安東擔任縣令，但僅僅任職一個月，吳昌碩就揮袖辭職，此後以鬻藝謀生，至晚年移居上海後，以藝壇領袖之姿揚名中外。

圖1 吳昌碩《缶廬印存》初集至四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第四集將全期展出）

吳昌碩曾表示，自己的藝術是「金石第一、書法第二、花卉第三、山水外行」。而所謂的「金石第一」即是指其在篆刻藝術上的成就。吳昌碩篆刻以浙派入手，繼而受鄧派影響，後應用石鼓文等書學養分，形成獨有的風格。其篆刻的集大成之作，乃是大家所熟知的印譜《缶廬印存》（初集至四集）（圖1）。在梅舒適藏品中的32方吳昌碩印作，即可回溯缶翁從30多歲到70多歲的風格變化，其中包含白文方章「喜陶之印」（圖2）等11方印作，皆收錄在《缶廬印存》（第四集）之中，我想這一點是特別值得註明於此的。

圖2 吳昌碩1875年刻白文方章「喜陶之印」，2×2×5.6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全期展示）

接著是作為第二的書法。吳昌碩尤其擅長篆書，其次是行書，亦有一些楷書和隸書的例子。吳昌碩一生勤於石鼓文書法，而從其中所獲得的筆法，也構成了吳昌碩藝術的基礎。而其自認為第三的花卉，乃是吳昌碩在30多歲時，向潘芝畦（1823－1900）學習畫梅，40多歲結識任伯年（1840－1896）之後才開始正式嶄露頭角。除上述，吳昌碩自己也私淑於八大山人、徐渭和石濤等古人，其色彩鮮豔的〈菊石圖〉（圖3）和筆勢豐富的〈墨梅圖〉（圖4）等花卉畫，在當時可以說是深受大眾喜愛。

左：圖3 吳昌碩1914年作〈菊石圖〉，紙本設色，131.7×53.2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後期展示）
右：圖4 吳昌碩1925年作〈墨梅圖〉，紙本水墨，135×34.9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後期展示）

詩文方面，吳昌碩亦是廣受好評。他時常會把吟詠心境的詩詞，寄情於書法或畫作的題贊上，存世吳昌碩詩集《缶廬詩》（1893）等等，也都廣為人知。

吳昌碩與其師友們

在吳昌碩於蘇州、杭州活動時期（約30至40歲左右），身邊有著一群對他產生深刻影響，並引領著他的師友們。在這之中，我們必須首要提及楊峴（1819－1896）。可以說，吳昌碩十分尊敬這一位學問淵博的老師。在〈磚硯拓識語〉四屏（圖5）的考證識文中，可以窺見當時42歲的吳昌碩與楊峴一起進行金石考究時的情景。這件作品正是吳昌碩剛搬至蘇州，比鄰在楊峴家後第二年所作。不僅如此，還有如〈墨竹圖〉（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前期展示）等書畫中可以看見二人應和的識文，吳昌碩的詩文集草稿《缶廬詩詩稿冊》（圖6）中也處處留有楊峴對詩文增補修改的痕跡，傳達了兩人多方面的關係。

圖5 楊峴、吳昌碩1885年作〈磚硯拓識語〉四屏，紙本墨拓、墨書，各屏105.2×29.7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後期展示）

圖6 吳昌碩1890年作《缶廬詩詩稿冊》，紙本墨書，29.2×15.8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全期展示）

在書法方面，吳昌碩則極力稱讚向「石鼓文」學習的先鋒─楊沂孫（1813－1881）。在吳昌碩壯年時期的篆書風格上，即可見楊沂孫對其的深厚影響。從吳昌碩44歲所書〈篆書莊子知北遊篇橫披〉（圖7），與楊沂孫的〈篆書池上篇〉四屏（圖8）十分相似這點，便能窺見一二。

圖7 吳昌碩1887年作〈篆書莊子知北遊篇橫披〉，紙本墨書，39.6×123.7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後期展示）

圖8 楊沂孫1879年作〈篆書池上篇〉四屏，紙本墨書，125.8×32.2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前期展示）

篆刻方面，32歲所刻白文方章「喜陶之印」（圖2），正是其送給恩師潘芝畦（名喜陶）的作品。此外，更有組作品顯示了吳昌碩與同被譽為「海派四傑」的蒲華（1830－1911）之間深厚的友誼。在梅舒適藏品中，流傳下來一組《蒲華用印》（圖9），其中包含吳昌碩所作的四方印在內，還有徐三庚（1826－1890）、胡钁（1840－1910）、徐新周（1853－1925）等所鐫之作，這些印章皆是蒲華在其書畫作品當中經常鈐蓋的。而從吳昌碩贈與師友們的印章中也可以看出其交友的一面。

圖9 19至20世紀徐三庚、吳昌碩、吳隱等刻《蒲華用印》，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全期展示）

可以說，吳昌碩的才能在當時就已經被認可，而吳昌碩也通過與各師友間的交流，深化了他的藝術表達及學識涵養，最終才能奠定其在藝術成就上的堅實地位。

吳昌碩與海上派

在鴉片戰爭後，根據南京條約（1842）開港的上海，隨著對西方列強的開放，逐漸發展成為了貿易城市，到了清代末期，上海更一躍成史無前例的大城市。上海別名又稱「海上」，故美術史上習慣把近代活躍於上海的一眾書畫家們統稱為「海上派」。當時的藝術市場，反映了新興富裕階層的喜好，如喜愛鮮艷明亮的顏色以及通俗淺顯的人物畫和花鳥畫，開展了清新多樣的表現方式。其中，吳昌碩以傳統的金石趣味為基礎，並假以大膽的技法來表現平凡的題材，使其作品在當時得到了偌大的迴響。

圖10 倪田、黄山壽、金爾珍、吳昌碩1914年作〈花卉圖〉，紙本設色，134.5×56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前期展示）

宣統3年（1911），搬到上海的吳昌碩在第二年將字號從「倉石」改為「昌碩」，在此直到84歲去世為止，吳昌碩持續以上海為據點展開了旺盛的創作活動。當時的上海，組織了很多美術社團，吳昌碩也曾參與其中，並在民國4年（1915）被推舉為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的會長，成為名副其實的藝壇領袖。我們可以看到〈花卉圖〉（圖10）和〈寒山圖〉（圖11），就是吳昌碩與當時畫壇富有盛名的黃山壽（1855－1919）、倪田（1855－1919）、王一亭（1867－1938）等書畫家合作的作品，通過社團活動使得藝術家之間能夠積極地進行交流。另外，吳昌碩門下也聚集了眾多弟子如王一亭、趙雲壑（1874－1955）、陳師曾（1876－1923）等，與其一同為上海文化藝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圖11 王一亭、吳昌碩1927年作〈寒山圖〉，絹本水墨淡彩、紙本墨書，畫31.5×42，題27.4×42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前期展示）

吳昌碩與西泠印社

清光緒三十年（1904），「西泠印社」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上發起創立。當時的西泠印社，是由吳隱（1867－1922）、葉銘（1867－1948）、丁仁（1879－1949）、王禔（1880－1960）四人所始創的美術社團。在創立的10年後，西泠印社於民國二年（1913）正式成立，並推舉吳昌碩出任首任社長。

論及西泠印社創立概況，《西泠印社新建觀樂樓之碑》（圖12）即是證明西泠印社四位創始人與吳昌碩關係密切的最好例子。此碑的內容由藏書、藏印皆十分豐富的丁仁撰文，碑文的書丹則由社長吳昌碩執筆，篆額則由創始人中最年輕的王禔擔任，最後的刻石則由年齡最大的印社主導人葉銘操刀。在本次展覽上，也分別展示了四位創始人的印作、書畫、印譜等作品。

圖12 原蹟吳昌碩1920年書《西泠印社新建觀樂樓之碑拓冊》，紙本墨拓，各24.9×12.8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全期展示）

而吳隱與丁仁相同，在捐贈土地和社屋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據悉，吳隱的從孫吳善慶也捐贈了上述「觀樂樓」和印社西端的「還樸精廬」建設，吳昌碩的〈篆書還樸精廬橫披〉（圖13），就是至今仍懸掛於還樸精廬的木匾額之原書。該作品不僅記錄了吳昌碩在印社的活動軌跡，也間接傳達曾擔任西泠印社名譽副社長的梅舒適，對收集吳昌碩作品的熱忱，此作可以說是梅舒適收藏品中的佼佼者。

圖13 吳昌碩1919年作〈篆書還樸精廬橫披〉，紙本墨書，32.3×128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全期展示）

臨寫石鼓文的系譜

石鼓文，為戰國時代初期製作的10個鼓形石墩，石墩周圍刻有銘文。吳昌碩終其一生潛心於石鼓文的臨寫，並將其風韻應用於書、畫、印之中。吳昌碩臨摹的石鼓文不僅忠實地傳移摹寫其形體，根據臨寫年代的不同，吳昌碩在偏旁組成和點畫長短上也添加了不同的創意，隨機應變地揉摻了乾濕和筆勢的變化，逐漸確立其獨有的面目。不僅是臨書，包括從石鼓文集字的作品、仿書的作品在內，吳昌碩從石鼓文的學習中誕生了數不勝數的佳作。本次展覽，將可以稱作是吳昌碩代名詞的臨石鼓文作品─69歲作〈臨石鼓文〉四屏（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前期展示），與82歲（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後期展示）及83歲（圖14）的作品分開在前後期進行展示。

圖14 吳昌碩1926年作〈臨石鼓文〉，紙本墨書，21.4×52.7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全期展示）

而在時代的潮流中，也出現了許多敬愛吳昌碩並追隨其書風的藝術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吳昌碩的四子、師從父親的吳東邁（1886－1963，圖15）以及被譽為「缶廬第二」的高足趙雲壑等等。他們因為善於學書，還同時曾擔任了吳昌碩的代筆。此外，受到吳昌碩影響的西泠印社社員們也不勝枚舉，可見當時吳昌碩在藝壇的地位及巨大影響力。

圖15 吳東邁1933年作〈臨石鼓文額〉，紙本墨書，78.8×143.1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全期展示）

西泠名家與梅舒適

西泠印社創立於光緒三十年（1904），其創社宗旨在於保存研究金石與印學，並於民國二年（1913）正式成立。當時被推舉為首任社長的是以書畫篆刻家聞名於世的吳昌碩，同處於印社的初期社員，不僅有吳隱、葉銘、丁仁、王禔四名創始人，還有吳昌碩的兒子吳涵（1876－1927，圖16）、吳東邁等書畫篆刻家，亦有收藏家和財經界的贊助者等。另外，也有日本人參與社中，如曾經到中國拜吳昌碩為師的篆刻家河井荃廬（1871－1945）、精通中國書畫鑑定的漢學家長尾雨山（1864－1942）也於社員之列，可見西泠印社與日本有著很深的淵源。

圖16 吳涵1922年作〈水仙圖〉，紙本水墨淡彩，150.2×39.4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前期展示）

20世紀中葉以後，面對著永無寧日的內憂外患，西泠印社也不可避免地度過一段苦難的時期；然而在一切落下帷幕後，以離散社員的回歸為首，國內外的書畫篆刻家紛湧而至，西泠印社再次呈現了活躍的盛況。1981年，西泠印社邀請了在日本篆刻界被稱為「東有小林，西有梅」的小林斗盦（1916－2007）和梅舒適（圖17）作為名譽社員入社，這也象徵了日本社員的再次復出。而同樣敬愛吳昌碩的兩人，在2005年更獲得擔任名譽副社長的殊榮。

圖17 梅舒適1984年作〈別蕪園額〉，紙本墨書、鈐印，32.3×123.8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全期展示）

在梅舒適的西泠名家交友圈中，有著名的吳昌碩關門弟子、著有《王个簃隨想錄》（註1）的王个簃（1897－1988），以及曾任第四任社長的沙孟海（1900－1992）等。而從王个簃為梅舒適所書的〈篆書金石樂書畫緣〉（圖18）等作品，可以認識到西泠印社從創立初期到現代，中日文化交流都未曾中斷。

圖18 王个簃1980年作〈篆書金石樂書畫緣〉，紙本墨書，118.2×65.4公分，梅舒適舊藏，兵庫縣立美術館藏。（後期展示）

結語

本展覽會，是為紀念吳昌碩誕辰180週年而舉辦的，也是橫跨全日本，從東京連線到兵庫和廣島的美術館、博物館互相合作之吳昌碩專案，因此備受關注。此次展覽也是十分難得的機會，讓我們能看到傳入日本，並被什襲珍藏的吳昌碩作品彙聚一堂。這不僅僅是為了紀念這位偉大藝術家的成就及其對後世的影響，也是跨國文化交流在日本留下足跡的最好印證。因此，由衷希望藉由此次盛宴，能帶觀者們徜徉於「吳昌碩的世界」，那將是我們莫大的榮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