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森信男專欄
2022年新加坡雙年展筆記:娜塔莎遊星記
拉紮魯斯島及聖約翰島作為2022年新加坡雙年展的眾多展場之一,確實具備一定的魅力。島嶼本身林相豐富,不時嬉鬧的猴子及在紅樹林中跳躍的彈塗魚,都讓人得以暫時擺脫過度強調人為調控的新加坡本島,並幻想另一座曾經存在的時空。但對照離島自然環境自身的魅力,島上的展出作品卻令人覺得較為缺乏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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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紮魯斯島及聖約翰島作為2022年新加坡雙年展的眾多展場之一,確實具備一定的魅力。島嶼本身林相豐富,不時嬉鬧的猴子及在紅樹林中跳躍的彈塗魚,都讓人得以暫時擺脫過度強調人為調控的新加坡本島,並幻想另一座曾經存在的時空。但對照離島自然環境自身的魅力,島上的展出作品卻令人覺得較為缺乏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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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卡藝術高峰會(Dhaka Art Summit,簡稱DAS)為何自稱「高峰會」,它和雙年展有何不同?不同於雙年展透過較長的展期,守株待兔地被動等待國際藝術頭人前來觀展。相反地,雙年展式的展出於此可能僅是舞台背景,真正的主秀場反而是密集的論壇、參訪、表演,以及更重要的:讓國際藝術頭人夜夜笙歌的趴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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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數文明之中,針對兒少的教育本來就和「遊戲」無異。但這些遊戲會隨著兒少成長,適度給予一定層度的刺激並增加危險性,藉此協助兒少在成年之後可以在危機四伏的世界中生存。當代社會嘗試讓兒少遠離這些殺戮戰場,其實體現了當代全球化社會的富裕:我們的社會已經具備足夠的餘裕來盡可能延緩兒少的「純真時光」。然而自古傳承下來的各種兒童遊戲,其中所蘊含的殘酷及狡詐本質並沒有因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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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於19世紀末開始便進入到全球產業網絡之中,隨之而來的殖民主義、現代化及工業化進程,使台灣在終戰之前便已脫胎換骨,迎來全新的產業及勞動文化。然而,工業文化即便對於今日台灣來講如此的重要,在解嚴之前的台灣美術史之中卻鮮少可以見到勞動者的身影,甚至工業地景本身也常以曖昧的方式被閒置於畫布上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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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國位處內陸的特質,不僅塑造了寮國的民族性,也影響了寮國藝術的發展。東方主義式的視角,渴望尋求某種田園詩歌式的鄉村「亞洲」,卻同時也凸顯了寮國在國際化及現代化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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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常把殖民地作為慾望投射的場域,有時殖民地反而會被賦予重任,擔當起投射「未來」想像的對象。東非國家厄利垂亞(Eritrea)的首都阿斯馬拉(Asmara)便是此奇特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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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印象中,米蘭三年展似乎象徵著設計領域的某種標竿和風向雞。而三年展中的國際參與項目,也成為各國競相展示其軟實力的角力場。米蘭三年展雖常被國內定義為「設計領域」的三年展,事實上,該展早已長期著眼於跨領域的合作及展出,使得米蘭三年展早已非常近似於藝術圈所熟悉的「跨領域視覺藝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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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非優魯巴人的傳統宗教歐里沙信仰中,「地獄」並不存在。或著說,「地獄」並非以我們所熟悉的形式存在。相較於其他主流宗教較為強調死後的懲罰(下地獄),即便是受到強烈西化影響的海地巫毒教,仍將「死不了」作為最殘酷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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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的近代史長期與白人互動,不僅是一部被奴役的血淚史,也是一部主體遭到掠奪及宰制的歷史。蓄奴歷史對於非裔文化影響甚鉅,亦改變了其對於生死的觀點。死亡作為「逃脫」的終極形式,亦呈現於西非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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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時期晚期的芬蘭畫作具備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氣質,一為描繪《卡勒瓦拉》的作品,這類作品為了符合其史詩場景的敘事,往往採用陽剛的人物及壯闊的場景來烘托英雄史詩的敘事。但象徵主義作品中,觀者卻往往可以嗅到強烈的悲觀主義。這當中包括了對於死亡的恐懼、不詳的預感以及受傷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