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淑姿女性影像書寫：高雄左營建業新村眷改下的家園記憶

▎建業新村概述

建業新村與明德新村相鄰，位於軍區大溝以東、緯六路以南。亦興建於日本人開闢左營軍港時期，原為當時的海軍官舍，稱為「廍後宿舍」。日治時期將級、大佐級（上校級）軍官居住於左營的軍區大溝以西的「廍後宿舍」區的甲號（四棟）、乙號（20棟）、丙號宿舍（18棟），均為獨棟獨院，煉瓦（磚）造的大面積宿舍，即今之「明德新村」[1] ，中佐（中校以下）居住於軍區大溝以東的雙併兩戶的丁號宿舍（46戶，共23棟），分佈於今緯九路與緯十二路之間，而緯九路至緯六路之間為日遺雙拼木造眷舍區，由緯十二路至緯六路間的眷舍為今之「建業新村」。

建業新村的房舍為雙拼建築，左右兩戶，屋頂相連，兩戶中間以磚牆隔開，每戶前後與側邊皆有庭院。與其他棟雙拼建築並不相連，若發生火災較不容易延燒。[2]在日本人所規劃的棋盤式道路網中，每一個街廓有四或六棟雙拼建築。與明德新村相似，房舍為座北朝南或座南朝北。房舍室內有玄關、客廳、餐廳、臥室、廚房與浴廁，但室內與室外面積都較明德新村小。國民政府遷臺後，海軍總部的高級長官（將級）配住明德新村，海軍艦隊高級長官配住建業新村（校級軍官以上），海軍官校與士校的教職員則配住合群新村。

建業新村分為北建業新村與南建業新村，北建業新村（又稱老建業）的範圍為緯十二路以北，至緯六路以南，總計有285戶。戰後於緯十二路以南，實踐路以北興建簡陋丙級眷舍，是為「新建業新村」（又稱南建業），是國軍第一期眷舍及公地自建眷舍區，總計有156戶。南北建業新村總計為441戶。建業新村因街道與綠帶寬闊，花木扶疏，為優質的綠色社區。

建業新村作品

藝術家侯淑姿第三部曲《鄉關何處》的作品的第二部分，為以建業新村眷戶與地景為主，一如明德新村系列，延續首部曲《我們在此相遇》與二部曲《長日將盡》以眷村女性為發言主體的基調，第一位代表人物為王姜宜鳳，她與收養的流浪犬（長腿兒）在自家建業新村住處門口留下珍貴的合影[3]，其他三幅作品為對門的茄冬樹與鄰居的房舍、臨近的眷區的美麗景緻。

〈王姜宜鳳01〉是出生於山東省威海衛的合慶村的王姜宜鳳，自述她與養父母經歷千辛萬苦來到臺灣的過程。幼年時土共到了她的家鄉，養父遭到批鬥，養父母帶著她一路由山東、大連、天津，逃難偷渡到了香港，養母在路上差點喪命，她感嘆「戰亂時生命如螻蟻啊。」整整五年，這群難民在九龍天主堂修女房繡花，才得以存活。直到民國43年，她與養父母搭客輪從香港到了臺灣，託了姑老爺的關係，進了左營的軍區依親渡日。〈王姜宜鳳02〉敘述因為逃難，王姜宜鳳始終沒能上學讀書，加上養父到臺灣不久後即過世，她與養母靠著開小雜貨店維持生活。不到二十歲，就依養母的意思，嫁給了也是軍人的王復初。

婚後隨著孩子一個個出生，生活十分拮据。靠著先生出外打粗工，王姜宜鳳打外銷毛衣來補貼家用，「經濟情況是到了小孩長大後才慢慢改善。」

〈王姜宜鳳03〉敘述王姜宜鳳跟著養母學習家鄉麵點，女兒也學了這手藝，先開了「山東餃子王」店鋪，後開了「山東姥姥」麵食館，以紀念她的母親。自從開店之後，王姜宜鳳終日忙於製作各類麵食，不曾停歇。一度她為了給生病的孩子治病，賣了建業新村的房子。但因思念眷村的生活，三年後，她四處借貸，花了60萬買下了原先房舍的隔壁房子。孩子陸續長大後，也想法子慢慢增建。〈王姜宜鳳04〉敘及六十餘年來，眷村生活仍是像從前一樣簡樸，改變最大的是年輕輩選擇離開眷村，只留下老一輩的人。她感慨「眷村人的特性就是節省，因為從前逃難時節儉慣了。」末了，她對爭取居住權的官司與左營眷村的家有以下的感受：

推行眷改之後，我不希望搬家，也不想住高樓，為了爭取繼續住在眷村，我們與國防部的官司打了十幾年了，現在要走了很不是個滋味，這裡等於是個老家，我的爸爸媽媽都在這兒過世的。這個家可能是別人眼裡的破房子，但金窩銀窩都不如我這個狗窩，到外面去啊，都沒有在家裡面好，畢竟住了六十年了，感情很深。

王姜宜鳳與明德新村的韓斌對身分認同的表達是相似的，因父母皆是在左營過世，身為眷村的第二代，認為只有自己建立的家園是老家。一如華美作家（Chinese American writer）哈金在〈一個人的家鄉〉[4]中寫道：

「家鄉」（homeland）這個詞的定義有兩層意思–一個是指故土，另一個是指家園。這兩層涵義曾經很容易調和為「家」，即標誌著「原居地」，因為過去和現在是不可分開的。然而在我們的時代，這兩層涵義往往造成內在的歧義。因此我們經常聽到「我的新家鄉」、「我的第二家鄉」、「我移居的家鄉」。⋯⋯對於大多數移民來說，尤其是移民藝術家和作家，家鄉（homeland）這一問題涉及抵達（arrival）多於回歸（return）。家鄉這個詞內在的二分法在今天變得更加顯著。其內涵不再可以與家（home）分開，家是移民可以遠離故土而建立的。因此，合理的說法是：建築家園的地方才是你的家鄉。

王姜宜鳳的話語與哈金的論述不謀而合，她引用中國諺語「金窩銀窩，都不如我這個狗窩。」表達了對建業新村宅邸深切的依戀，一來是老家山東已非舊日記憶中的故鄉，她轉而認定歷經顛沛流離，胼手胝足所建立的家才是「老家」，無論子女成家立業後各自在外如何拼搏，建業新村的老宅的確是失去了山東故鄉的這一家人在臺灣唯一的老家。遭受迫遷的命運，無疑是二次的失去故鄉。

第二位建業新村的代表人物為賈劍琴，亦是眷村的第二代眷戶。在〈賈劍琴01〉中，她自述生平，祖籍為河南省，出生於民國27年，出生時正值對日抗戰，她的父親在前線作戰，母親帶著她撤退至大後方。抗戰後，一家在四川萬縣團聚。民國39年她與母親兩人搭了海鄂輪到了臺灣，隨身只帶了鍋碗瓢盆等一些不值錢的東西。由海軍眷管組安置於高雄火車站附近的高大旅社（日式房舍）。她每天搭軍車到海軍子弟學校上學，母親為她所準備的飯盒裡的菜「不是蘿蔔乾，就是空心菜，或是很多刺的小吳郭魚。」可見初抵臺灣時，生活的克難與拮据。直到民國41年，賈建琴的父親申請入住左營的合群新村[5]， 「眷舍是戰後克難興建，牆壁是編竹夾泥牆，隔壁的聲音都清清楚楚。」

〈賈劍琴02〉敘述早年居住在合群新村的生活經驗。她利用大家都入睡後起來唸書，每日夜讀，考上了海青中學。後又考上省立高雄女師。民國46年她由高雄女師畢業後，先後到蚵寮國小與舊城國小教書。服務了四十年才退休。民國52年，賈劍琴經鄰居介紹認識服務於海軍的先生，結婚時先生已近四十歲，兩人相差了十四歲。由於她是獨生女，結婚的唯一條件是需要奉養賈劍琴的父母。婚後先生沒有配舍，兩人頂了建業緯九路邊上的房子，她的三個小孩都是在那小房子出生。她回憶道：「前後住了十四年，雖然日子很苦，對那個房子充滿了回憶。」

〈賈劍琴03〉敘述民國64年賈劍琴為了讓患有心臟病的父親可安靜修養，將父母住在合群的眷舍與她在緯九路的眷舍都頂讓了，再出售她在莒光投資的房子，以小換大，總加起來共有60萬，換得了建業新村緯十路的房子，使全家人得以住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賈劍琴認為此舉使父親多活了好些年。而60萬元是可以在外面買兩層樓的房子。

民國56年起，她的先生開始跑商船，十分辛苦。因此，她平日持家很節儉，但她特別強調：「為了維護這個家，房子的修繕費我從來都不敢省。」〈賈劍琴04〉總結了賈劍琴對居住於眷村的感受：

我很喜歡住在眷村，眷村是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若是沒錢，大家都會先周濟一下，也許因為經過戰爭的關係，對於可以天天在一起很珍惜，有時吵架，兩天後就好了。尚未眷改前，很少人搬家。

賈劍琴對於國防部註銷眷戶的眷籍一事的感到氣憤，也不後悔打官司，她認為「合群的房子是我爸爸在軍中擔任海軍補給工作，辛苦了一輩子才配到的，而有了那個房子才換到這個房子，經過上層批准，一切合理合法。」最末了，她也表達了與王姜宜鳳、韓斌相似的身分認同：

我們真的是左營人，父母與先生都葬在這裡，先生也是，回去大陸誰也不認得，能有這樣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大家都很珍惜。

因國防部的眷改政策導致眷村快速拆遷，極多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的眷村毀於推土機下。各界對眷村文化保存之聲浪高漲，國防部的眷改作業屢遭文化資產保存工作者撻伐，其問題點之一為國防部視民國69年以前興建的眷舍為「老舊眷舍」，無視於眷戶已自行改建整修的事實，即使民國88年的大法官釋憲文指出，「眷村是否老舊而有改建之必要，應視實際情況，不得僅以眷村興建完成之日期為概括之認定」，國防部仍以須貫徹該條例以充實眷改基金為由而強硬執行。[6]而外界對於不願搬遷的眷戶通常抱持著不能諒解的態度，社會大眾以為眷村土地與房舍是屬於國家的，配合者可領補償金或搬遷至國宅大樓（眷戶擁有所有權），何樂不為？卻不理解眷戶為維繫家園（自購、公地自建、歷年維修）所付出的心力，投注畢生積蓄者比比皆是，以致民怨四起。國防部在北部地區推動眷村改建的阻力較小，因眷戶領取的國宅大樓房價飛漲，居住五年後可轉讓的規定使眷戶可獲得豐厚的收益，也加深了社會大眾對眷村改建一事的負面觀感。作者在長年與眷戶互動的過程中漸漸了解問題的根源乃是國防部執意賣地，將土地視為可換取大筆資金的來源，不惜違法脅迫眷戶，也無視於許多眷戶已投注畢生積蓄於房舍的興建與維護，致使眷改美意荒腔走板。

第三位建業新村的代表人物為邱敬賢（將軍），作者除了在他遷離自宅前拍下肖像，另以建業新村如詩如畫卻殘敗的眷舍地景訴說邱敬賢的故事。民國24年出生於山東省省膠縣的邱敬賢，家裡世代務農。十三歲時跟著在四十四兵工廠工作的姐夫的部隊搭太康輪抵達臺灣。他在〈邱敬賢01〉中回憶：「民國37年11月在基隆下船後，在碼頭倉庫住了三個月，再搬到臺北兵工廠的倉庫，各家以床單相隔暫住。三個月之後，搬至新蓋好的四四南村。房子僅有5坪大，要住五個人，設備十分簡陋，室內沒有廁所，也沒浴室。」可見初抵臺灣時的克難情景。兩年後，他到四四兵工廠當學徒，晚上補習，三年後考上了東方高中，靠著假日當水泥工、踩三輪車維持生活。邱敬賢自力更生，高中畢業後，受到建艦復仇事件[7]的影響，他立志成為軍人，於民國47年考上陸軍官校，同年爆發了八二三砲戰。

〈邱敬賢02〉敘述邱敬賢於畢業後駐防金門六次，一次兩年，共十二年。在金門從少尉升至上校旅長。也在步校的兵器處四年，負責打造武器，後於澎湖擔任副師長，佔少將缺。在軍中整整三十年才退伍。

民國67年，邱敬賢在南竿冒險搶救失火的戰車，當選國軍英雄。他闡述他的帶兵理念是「我認為軍隊就是一個學校，我的帶兵原則是不論背景好壞，都是父母養的，我都接納他，把壞兵教導好是很有成就感的。」一心想反攻大陸的他，一直到三十三歲才成婚。

〈邱敬賢03〉敘述邱敬賢住進眷村的淵源。他是在民國57年成婚，太太是小學老師。因岳父為海軍，家住左營合群新村，他與太太婚後也就近在合群租房子，前後租了四次。也住過自立新村。因小孩一個一個出生，也曾於右昌購屋。直到民國74年，邱敬賢頂下了左營建業新村的房子，花費95萬。他談起建業新村的眷舍：「這棟日式房舍年久失修，屋頂與地板嚴重受損，又花費200多萬整修後才入住，保留了原來房舍的屋頂。」為了使家人能安居，邱敬賢前後花費了至少300萬。直到退伍，大陸開放了，邱敬賢才得以將分隔多年的母親接到臺灣，奉養了兩年。他表示：

我一生所有的願望皆實現了，可說了無遺憾。母親最終以一〇四歲高齡在睡夢中安詳離世。

原本以為此生了無遺憾的邱敬賢，卻因眷村改建政策，人生的晚年飽嚐離散之痛。〈邱敬賢04〉中記述了他為了保住建業新村，於民國97年籌組「高雄市國軍眷村文化發展協會」，擔任了兩屆的理事長，希望能保存珍貴的眷村文化。從民國92年12月開始與國防部展開訴訟。對於這段歷程，他痛心疾首的表示：

眷改讓軍人太沒有尊嚴，國防部把我們當什麼，這樣羞辱軍人。眷戶如果不和解，法官就判你不當得利。這兩個村子搞到這樣烏煙瘴氣，國防部要負全責，但眷戶無所適從的態度是可以體諒的。眷戶與國防部的官司，是以小對大，雖敗猶榮[8]。

感到「雖敗猶榮」的邱敬賢（將軍）進一步談到「如今雖有以住代護政策，但是我不會願意再回來了，這村子已成痛苦的回憶。」他的痛苦是無法捍衛自己辛苦建立的家園，與國防部的對壘更是身為一個軍人的最大挫敗，他最後的感言是：

我一心盼望做為一個軍人，不要死在病床上，而是死在戰場上，但這個願望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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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文珊，〈戰後左營眷村的形成與發展〉，《高雄左營眷村聚落的發展與變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66。

[2] 同前註。頁133-135。

[3] 王姜宜鳳的肖像拍攝於民國99 年，至民國106 年7月展覽時，照片中的流浪犬長腿兒已不在人間。王姜宜鳳的大女兒也因病過世。王姜宜鳳於民國107年2 月底搬遷。

[4] 哈金著，明迪譯，〈一個人的家鄉〉，《在他鄉寫作》，臺北：聯經出版社，2010，頁109-132。

[5] 合群新村緊鄰建業新村，亦為日治時期的官舍，然因美軍轟炸，許多房舍為戰後克難興建。

[6] 侯淑姿，〈眷改條例下的左營眷村文化保存工作的困境與展望〉，姚瑞中編，《海市蜃樓V：臺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臺北：田園城市出版社，2016，頁17。

[7] 作者於民國106年4月訪問邱敬賢將軍，得知他報考軍校是受到「建艦復仇」運動的號召。此事件是民國43年11月太平艦（海軍主力艦之一）在大陳海域遭共軍擊沉，各校響應「建艦復仇」運動，「血書請纓」的風潮從軍隊擴展到高中。

[8] 因國防部以不當得利逼迫眷戶，邱敬賢將軍於民國106年7月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