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大娛樂家(The Greatest Showman)改編自19世紀美國傳奇人物巴納姆(P. T. Barnum)的故事。片中巴納姆的美國博物館(American Museum)是既有標本,也有馬戲、蠟像、表演的多元娛樂場所,為他賺進大筆鈔票,只可惜巴納姆如日中天的事業因大火不得不中斷。現實生活中巴納姆的美國博物館的確也在1865年慘遭祝融之災,夷為平地,所幸當時正逢午餐時間,館內觀眾不多,得以順利疏散。危急中有人打破鯨魚魚缸試圖救火,蟒蛇因籠子翻覆也享受了短暫的自由。雖然烈燄沖天,局勢緊張,但看熱鬧不嫌事大的群眾,一圈又一圈的圍住現場。混亂之際忽然有人驚呼有生還者脫困!果然有一粉衣女子在消防隊員小心護送下從高樓層抵達地面,不過群眾緊繃的情緒在發現女子是尊蠟像後,馬上鬆弛下來,轉而回頭繼續研究從火中彈射而出的是不是袋鼠。

博物館防災準則訂定的必要
博物館和文化資產的防災,比起其它單位複雜,因為既有人又有物,兩者都是無可替代的無價之寶。天有不測風雲,如果不及早規劃,現場應變難免會顧此失彼,所以國際博物館協會的博物館安全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um Security)及美國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e)所發起的文化遺產緊急應變訓練(Heritage Emergency and Response Training, HEART)都編有防災手冊,臺灣文化部的博物館評鑑也會檢視館舍的緊急應變計畫。通常地震、水災、火災、竊盜、惡意破壞、戰爭等等都是重災害,追求人、物均安的博物館應就構造、偵測、組織三個面向,從事前預防到事後處置全面性的完整思考。
以博物館硬體與環境先天條件的防範安排
座落於歷史建築的博物館,必須概括承受舊有條件,可能無法盡如人意,新館選址或興建時就會盡量遠離威脅,即使先天環境不良,也會設法優化現有條件。如國立故宮博物院山洞型的倉庫,據日本記者野島剛所言,「距離地表的地盤厚度達20公尺,很明顯地是為了因應共產黨的空襲而做的保護。」紐約惠特尼美術館(Whitney Museum)新址動工時,遇到美國史上最大颶風珊迪(Sandy)登陸,500萬加侖的水灌進工地,團隊馬上找了參與打造美國海軍驅逐艦水密艙的工程師加入,全面強化防洪。東京六本木之丘森大樓是複合式大樓,東京又是板塊活躍區域,本來不該是博物館落腳處,但森美術館可以位在53樓,還是日本最高的室內美術館,自然是因為森美術館和森大樓都是集團門面所在,所以抗震等級也是日本最高。

機動性的軟體防災應變
比起建物,偵測和組織所需的硬體及軟體更容易機動調整,也更需要定期更新。從監控攝影鏡頭到分區隔離裝置等,都是博物館常見的偵測及急救設備投資;博物館還要學會辨識風險、評估潛勢,實施人員教育、按時演習等措施。常識可以應付簡單的狀況,像是保養電器管線、固定櫃架避免震動、置放小型物件於櫃內減少順手牽羊的可能。但專業防災的內控及訓練還是必要的,如博物館安全委員會建議館內負責人員應盡量在淹水警報發布30分鐘內到館,戰區中的博物館須將藏品清單副本另行存放在銀行保險庫或文化部等。且當風險升高時,館方的回應也要升高。如英國頻頻成為恐攻目標,現在大館對入館觀眾會施行機場式安檢,而歐洲在連續20起博物館失竊犀牛角事件後,「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館舍也紛紛加強保安或從網頁上移除相關資料,以免引起歹徒覬覦,倫敦的自然史博物館則選擇把展示的犀牛角換成複製品。
除此之外,博物館也少不了最壞狀況推演。如2018年,西班牙普拉多美術館(Museo Nacional del Prado)委託外部專家執行風險分析,同時列出250件優先搶救文物名單。普拉多的典藏不算多,但幾乎件件精美,要梳理幾萬件藏品、文獻的重要性排序,難度很高,不過居安思危顯然還是必要的。2019年,巴黎聖母院大火,火勢焚燒整晚,尖頂和部分屋頂倒塌,可是因為相關人員平常火警演練十分認真,所以兵荒馬亂中仍能順利救出90%的文物,首先撤出的就是鎮院之寶耶穌受難荊棘頭冠及十字架殘片,目前皆依原定計畫暫時安置於羅浮宮庫房。但論到近來最具警示效果的案例,還屬維也納阿爾貝提納(Albertina)美術館。阿爾貝提納的地下庫房落成時號稱是世上最高科技的典藏庫,館長更誇口說除非遭受核子攻擊,否則安全無虞。但啟用不及3年,就因中歐連日暴雨,典藏庫滲水,室內相對溼度升至70%,危及脆弱紙質文物,館方不得不先撤出100件精品,再向軍隊求援撤離全數典藏。

火災是多數文化場館的首要威脅
根據美國蓋提機構(Getty Institute)所做的統計,在博物館所面臨的各種天災人禍中,火災發生的頻率最高,英格蘭藝術諮議委員會則說火災可能是對博物館典藏最大的威脅。難怪北京故宮角樓餐廳打著復刻慈禧太后御膳房食譜的萬壽菊花鍋爆紅後,故宮院長單霽翔以「故宮火鍋店」幾個字的組合,對全是木構的故宮聽起來太可怕為由,即刻叫停。博物館防火準備的棘手處不但在於危險因子很多,如山火、用電、疏失,甚或周遭失火殃及池魚等,也在於滅火的特別考量,避免人員傷亡之餘,最好滅火物質不要汙損或破壞文物。所以切實遵守規定、自動警報和自動滅火系統必須是第一道防線,次之才是消防人員的傳統水柱灌注救火。

博物館美術館因屬臺灣「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置設備標準」中的乙類場所,總樓地板面積在500平方公尺以上者依法需有防火管理人、廣播設備、滅火器、警報設備、119火災通報、避難指標、避難器具、緊急照明設備、逃生管道等等,最重要的是館員要有高度意識,當火苗引起煙、溫、光的變化,探測器發出警報音響時,第一線工作人員須有迅速反應的能力。至於自動滅火系統,由於小規模的水損還在可修復的範圍內,所以經濟型的水霧和無殘留的氣體滅火在博物館中最為常見。但氣體滅火有人員窒息之憂,無法用於展廳,只適合密閉的典藏庫,且基於環境永續考量,一度流行的氫氟碳化物現已逐漸被Novec1230等潔淨滅火藥劑取代。
然而紙上談兵易,實際操演難。人力不足研習困難、自動滅火系統昂貴都是小館落實防火避難的障礙。消防設備和逃生標誌應該鮮明的規定,也和美術館白盒子的調性衝突,尤其場域特定藝術、沉浸式藝術興起,追求作品結合環境的藝術家,對空間純粹性的堅持越來越執著,和藝術家、策展人互動親密的館舍,常常無法拒絕展間徹底淨空以供佈展的要求。事實上,自達達藝術現成物的作品主張出現後,美術館何嘗不也是以視覺潔癖的眼光來打量館內的世界?

展示和安全的權衡的永恆課題
1976年,美國藝術家多芙.布拉德蕭(Dove Bradshaw)偷偷貼了一張自己做的博物館說明卡在大都會美術館某室內消防栓箱邊,試圖以打游擊的手法說服大家相信〈滅火器〉(Fire Extinguisher)是由布拉德蕭所創作的藝術品。此後布拉德蕭只要「巡查」時發現說明卡被移走,就會再接再厲補上新卡,她還把拍攝的消防栓箱照片做成限量版明信片,堂而皇之地擺在大都會美術館賣店內販賣,大都會美術館則是在數年後,透過收藏家取得照片原版,正式發行一萬張官方明信片。布拉德蕭和大都會的鬥智,雖然是當代藝術家和美術館即使相互挑釁仍然彼此需要的經典示範,卻也同時暴露出美術館長久以來的為難。在一切可見之物皆可被藝術家拾得(found object)或佔領(claimed object)的後達達時代,美術館不僅擔心視覺干擾,也擔心過度詮釋。所以泰特現代館必須煞費苦心安排出風口的線條和位置,以免觀眾誤判,而美國舊金山現代美術館也曾因為觀眾將遺留在地上的一幅眼鏡視為藝術品,飽受網友嘲諷。在這樣的脈絡中,稍稍挪動手持式滅火器和緊急出口小綠人、壓縮他們的存在感或許是可以被接受的妥協?
只不過,歷史告訴我們,但凡是臨時變通方案都有永久賴下不走的趨勢。「以藝術之名」習焉不察、積非成是後,會不會有一天我們真的忘記,每一次的僥倖都是來自向未來預支的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