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田take action！兩年半閉館整修不打烊

廖：我們常說「來開個研討會。」學界在討論論述這東西，可以發動但微妙的是，在藝術命題上、藝術史學上必須是一個能夠被討論的。我是一個作藝術史的人，我在選擇做台灣美術當中，並不是什麼題目都可以討論，而必須要具有藝術史學上的意義，才能夠進到藝術史學裡討論。像我們在選題目如討論常玉，就必須問討論常玉的什麼？就像是王攀元，那也要思考是討論王攀元本人、王攀元作品或作品風格？作品風格裡的內涵？這個議題在整個藝術史學上，是否覺得有急迫性或意義？不是所有的議題都有意義。有些議題在當代成為啟發我們的作品時，我們才會去討論。我們可以討論開展開研討會，但還是要去問開展覽送出去的意義是甚麼？

台灣經常有人批評說辦活動如「放煙火」，意思是影響力的時間很快就沒有。這就是沒有意義只有活動。扣接回來，歷史博物館未來是要辦研討會，已經很久沒有研討會，但國美館、台灣藝術史學會幾乎每年都辦，這是我們的使命。要辦，但辦什麼？用甚麼議題？我覺得是需要討論的，所以我會用各種方式刺激同仁，大家思考去做同樣的方向。不是「有沒有」、「要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有」、「為什麼要」，就是why和what。因為現代性的關係，流行文化影響之下，現在常說一種淺薄化的知識，我覺得歷史博物館，至少一些單位應該做些深刻的東西。如果歷史博物館不做一些深刻、有意義的問題，那誰來做？我們就不能被視為國家文化機構下的一個機構呀。

常玉的鋼印不是討論的重中之重典：史博館為常玉數位微噴作品蓋鋼印的事情？廖：我的評論很清楚、立場不改變。這不是要不要蓋的問題，蓋不蓋鋼印是重點但不是重中之重。藝術作品的原真性要不要重視？如果在藝術上、學理上的authenticity（真偽）不重視，那麼全世界為什麼要典藏原作？全世界為什麼會以自己典藏為傲？我們就典藏蓋鋼印的作品就好啦！授權和IP（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它有各種不同的方法和變化，但對我而言不一定要蓋鋼印。而且部長在媒體面前明白表示了，史博館今後不會再做。文化部政策也是這方向，只是現在事情走到這地步，只能讓該走的讓它走完。《自由時報》問以後會不會做，我說四個字：「盡量避免。」這是我一貫立場，不會是當學者時反對，當館長就改變。我對內對外都說要用專業的角度解決問題，用專業角度發展歷史博物館，用專業角度教育民眾、提升台灣文化。什麼叫做專業？蓋鋼印算不算專業？

在各個著名美術館，有沒有人在複製畫上蓋鋼印販售？當世界級美術館都不做這個事的時候，我們貿然去做可能有風險。因為這有違反學理的疑慮，所以才會避而不做。

各位想一想，我沒有答案，但對我而言那不是問題所在，蓋鋼印後面是authenticity的問題。我覺得只說「蓋鋼印」是過度簡化了事情。當然過去考量包含了文化創意產業、博物館營收的努力，但對我來說品質和意義要把握住。至於文創，我們會努力去做，但會用更靈活的方式去創業。所以我們會邀請更靈活的人才，例如像故宮小編一樣，我們也會有自己的創意小組去做，大家互相競爭。

廖：當然我們中間會規畫，至於說要不要玩當代？我是覺得玩當代的人太多，但做藝術歷史的人太少，我們這群孤寂的聲音不能被消滅，傳統重不重要、歷史重不重要，我想很重要，因此還是有一些堅持和調整。我做後現代主義，但不會以後現代主義為上，我們是在台灣不是在西方，我們這塊土地的生活脈絡，才是發展藝術很重要的滋養。我了解西方的發展歷史，但我覺得自己土地的發展歷史更重要。別人怎麼看我們，是由我們自己來決定。讓一批人發展當代，但國立歷史博物館是很少的基地，能去回眸歷史的片段。大家都是往前看，很少人去看歷史和傳統，我覺得這塊珍貴的地方還是要保留，否則我們怎教育後代。

廖：不要誤會我講台灣文化是排除中華文化，China is in Taiwan，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個重要的部分，所以當我們講台灣文化，其實是講，它有史前文化、有南島語系文化、日本、河南、也有在地的文化，這些全都包含在裡面。那歷史博物館過去的歷史發展內，因為歷史的淵源，其典藏原來出土的藏品特別多，因此文化部也特別交待，第三個任務是，未來要與中研院的考古做更多的合作。我要特別強調的：好像這批考古跟我們沒關係？或他們從大陸過來沒關係，No No No，我的看法是：五月東方，或者擴大一點說，1960到1970年代鄉土運動之前，所謂的現代中國畫運動，你看這些創作者拿什麼元素當創作材料？是甲骨文、古代的圖騰、饕餮紋…。換句話說，這批文物對於當時的創作者而言，有沒有起到一個現代性的刺激？有，因為當受到西方抽象繪畫的刺激，為了回應這種抽象繪畫或結構性的東西，台灣創作者要從中國的文化元素裡面（因為當時政治的氛圍就是中華文化）找到那些元素，他們是從考古文物裡面尋找靈感。

當然廖修平老師比較特別，他早期也是有一些甲骨文，後來他就去找廟宇的元素，發展出他獨特的創作。這批考古文物除了能夠驗證整個中華文化的古文明，它其實在當代的啟發意義上早已有了第一批的重大成果，那就是在台灣的中國現代畫運動。所以有沒有刺激？有！所以當我們在做這種考古文物介紹的時候，不是去告訴觀眾，這是哪裡出土、屬於哪個地區的文物，而是它跟台灣的文化在哪一個時間結點上起到什麼樣的衝擊作用。我們把它連在一起，所以我稱之為連結，有連結才會產生意義！

中華古文明在歷史博物館的發展裡面，扮演一定的角色，這個部分以後也許可以想辦法，把它跟這塊土地做更深更有機的連結。你要把它連在一塊兒，用什麼方法論述這是理論、學理各種不同策略的問題，但就是要連！你不能把一個重要的文物擺在那裡，然後告訴我們說，那是河南來的，就是這樣，它很重要，然後就沒了。那它跟我們有什麼連結？比如說，假設有一些文化創意產業是從這些文物出來的，我們可以倒過來講：其實有很多文化創意產業的年輕人，是現代受到這些古文物、古文明的啟發，這不就是Old is New、New is Old的概念嗎？部長也問我，我們歷史博物館典藏那麼多，這些比較重要的古物怎樣發展？我跟部長報告，這就要看怎麼去連結、怎樣去論述、怎樣去把作品的意義跟這塊土地的脈絡去做對話。如果讓我們歷史博物館的優秀研究人才去創發出來，作品的意義或典藏品的意義就會出來，所以我強調的就是連結，linking或是connecting。

廖：每一個展品的去處，在我們典藏組都已經做了完善的規劃，因為我才上任第二天，並沒有辦法告訴你們detail，但我們要確保每一個典藏品在移過去以後，人家要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說無酸紙，要薰幾個月，那些都在做。還有，從某一個角度而言，我不能告訴你唐三彩放哪，但基本上，館藏會分三個地方：中研院、故宮（本院、南院）、國美館都有可能，就是這幾個博物館能夠提供我們典藏的空間，我們才敢放。洽談過程中，他們也覺得，不如我們用這種方式來完成移動，所以我才會說，那個移動的可能性還繼續在發生，但如果你問，我們是否要規劃移動過去來辦個唐三彩大展，我不敢肯定，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的工作都還在進行中，假設有適合的機會剛好是這樣，那我們就來做。整個計劃從我上任之前一兩年早就已經開始規劃，現在我們最急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能夠爭取到足夠的典藏空間，所以我們要持續地跟其他博物館談合作。

史博館的新面貌必定率先公布典：7月開始整修，大整修計劃大多定了，那館長加入後是否會有新的微調？廖：當然會有，目前我們已經大致有一個內部的藍圖，就是前面門面的大改造，也許地下會有一些開拓工程，但還在規劃中。目前我們內部的各單位，正在對更細部的規劃，大家不斷討論、尋求共識。我特別要求，等到有了共識以後，要公布歷史博物館未來改造的門面和image，讓社會大眾知道。你不能說我要改造然後把門關起來，改造完打開才發現：蛤！紅牆綠瓦你給我改造成什麼了，不可能！紅牆綠瓦，歷史博物館已經變成很多人腦中的記憶或影像，畫水墨的人早就畫了紅牆綠瓦，給它改頭換面是不行的。但我們會在適當的地方添加一些材質，比如玻璃，讓空間更友善寬闊是必然的，就像法國羅浮宮或英國V&A美術館他們在某個地方加上某個東西一樣，原本的外觀儘量不做改變，但是整個目標就是讓它能符合現代美術館、民眾或我們的需求。例如史博館地下樓的遵彭廳，你不去徹底改造是不行的，總是要有個像樣的地方舉辦國際研討會。這個工程很浩大，我們希望能把新與舊做一個完整的整合，這也是一個重大的議題。所以你說，從剛才這樣討論下來，你覺得王攀元的議題重要嗎？我講的不是說他不重要，以歷史博物館最近這一兩年的任務來講，王攀元很重要，但對我們來說，後面這整個任務更加重大。

廖：我跟史博館的淵源很久，我對歷史博物館的同仁跟這個機構的認識是，我們同仁都非常優秀，專業素養也很夠，但因為史博館成立這麼久，難免一個機構累積久了以後，它的運作方式在這個有限空間裡面會慢慢僵化、或者說慢慢地固定，那藉由這次的空間改造，進入一個創新的思維，讓史博館繼承原來的傳統然後開創一個新局。當我們有這個方向，展覽、典藏、教育推廣各組，還有文創，會根據這個去做他們的發揮。我不在後面下指導棋，我要讓他們去發揮，讓他們有空間可以開展。我覺得從現在開始，第一，是保護，讓我們的重要文物在這個移轉過程當中安全、沒有受傷，這是最高指導原則。第二，是人員的安置，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人員的移動，以他們能夠很快地進入、迅速在新的工作的地方發揮原來工作的效能為目標。第三，史博館的改造要順利、如期完成。在這段期間，還有牽涉到：當工程還未完成前，要先告訴民歷史博物館未來的面貌要改變，要慢慢在臉書上、文宣上開始宣導、教育。這個工作，在這兩年半都會持續做。

最後呢，重新回到我們歷史博物館，有了很好的典藏空間，我們要開始進行修復。我們很多館藏品因為沒空間，所以沒辦法修護。比如說，我聽館員說張大千有一些書畫的裱褙都逐漸鬆脫了，但你沒空間你沒辦法做啊，但國之重寶委外修護經費又很貴。我們必須培養一個團隊，史博館本身至少要有幾個小組，第一個，我們書畫收藏很多，書畫至少要有一個到兩位專家可以保護翻新整個文物保護，比如說如果唐三彩跟青銅器，也要尋找這方面的專家，就在史博館內建置內部的修復人員，這樣才有辦法完整保護這個作品。

與台灣土地聯結的策展方向您們問到未來要發展什麼，我不會現在就允諾未來要發展什麼。對我而言，我只要將目前要做的事規畫好，未來的成果就會一一呈現。目前我個人最重視的，就是將原本在三樓常設展的部分規劃好，必要時會親自督導，讓未來的常設展能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簡單的講，我所規劃的方向就是讓常設展跟這片土地的各種不同文化產生聯結，換言之，這個常設展最後呈現的面貌，到底是華夏文化的通史？或是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文化通史，這個要經過學者專家共同討論，但是「與台灣土地聯結」這個方向大致不會變。

還有，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的書畫很多，所以部長也期許史博館未來能成為書畫文物的重鎮。因為基於過去史博館辦展覽的特色，所以數十年來累積了非常龐大、品類豐富的書畫收藏，若再加上來自於考古出土的青銅器、陶瓷這些古器物，可以說是史博館典藏的「重中之重」。回過來看，有人問到，書畫會不會就是屬於中華文化，不是的，因為書畫來到台灣都已經在地化了，你知道台灣有多少年輕人畫水墨，或用書畫的技法、材質進行現代化創作，所以這些都不是問題，我們要用新的思維來看一個博物館的展品，這個就很適合用後現代主義的角度來看它的組合，而不是原來的分類角度。

廖：過去一年來，從去年的3月8號，婦女節全國文化會議開始，台灣藝術大學的藝術管理文化政策研究所就承擔文化部委託的重責大任，到前一陣子才剛結案，我負責的是文化政策白皮書的部分，因此這段期間與文化部及部長的合作相當密切。大家都知道我的專長是台灣的藝術和歷史研究，鄭部長也希望在重建台灣藝術史上，國立歷史博物館能夠扮演一定的角色，所以就徵詢我的意願。雖然我是一位學者，對當官沒有太大興趣，但要我做事我就很有興趣，從民間轉到官方機關做事，影響的層面也會更大。所以我是以過去的專業，以及跟文化部合作的經驗和機緣，來考慮這份工作。另外，我的一些長輩，像廖修平老師也都很鼓勵我，他說我來到史博館就可以幫台灣做很多事。我常在想，過去我一直在學界扮演批評者的角色，但如果我有機會能「take action」，也許在從事批評的時候才會有力量。我其實一點也不擔心在這時刻接下這份工作，因為史博館的團隊都很專業，背後社會又寄予很大的期待，我只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幫大家解決問題、或提供必要的資源，就能朝既定目標努力完成。

2月12日，國立歷史博物館迎來新任館長廖新田，這位一直在學術界研究，著作等身的藝術史學家。廖新田在12日早上的交接典禮後，下午就與史博館各部門開展會議；13日早上拜會故宮博物館副院長李靜慧，洽談討論雙方館際合作，典藏空間出借事宜，下午接受典藏團隊專訪；14日一早，小年夜這一天率史博館團隊前往宜蘭，拜會藝術家王攀元之女王多慈，進一步討論即將於5月舉行的王攀元回顧展。廖新田，他以積極的行動力展現行事風格，率領即將在7月進行館舍整修的史博館團隊，進行一場「百年樹人」的「植樹」行動，讓藏品逾6萬件的史博館，藉著館舍提振計畫的盤點文物，第一次全面清點逾6萬件藝術藏品，進行藏品的梳理與介紹，規畫兩年後史博館真正令人驚豔，深具學習與研究的常設展。

甫接任館長的廖新田，先前為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專任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借調至史博館任職；他亦是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理事長，對西方到東方藝術史深有研究。接受典藏專訪的廖新田，面對提問依然不改其志，維持著他在報紙專欄評論藝術時局的直言不諱，時而幽默，時而辛辣。從王攀元回顧展，常玉大展的文創商品，到史博館即將開始的兩年半整修計畫工作內容，到與故宮、中央研究院、國美館等館的館際合作，皆不吝分享。以下為典藏團隊專訪廖新田，完整揭露史博館新任館長的治館思維與創新想法。

廖：我是從學界進來的，也是走比較屬於民間的運動，我成立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在蘋果日報專欄批評的都比較尖銳，甚至寫說中華文化總會何不把它關掉，論調是有學理依據的一個意見。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從民間到官方，就是閩南語說的「公親變事主」，所以說有一些監介（尷尬）。今天為了你們喔，我在台藝辦公室、在家裡翻箱倒櫃，把第一次在歷史博物館的第一次展覽海報找到。（閩南語：我特別找出來）

廖新田與史博館的淵源我拿這些海報就是說，其實我對歷史博物館不陌生啦！（拿出三張展覽海報）這是我在歷史博物館的處女秀！你們是第一次看到，搞不好他們（指館員）都沒有，當年這些海報全都是我設計的。我與歷史博物館是有淵源的，很清楚史博館裡一直都有優秀的同仁團隊。

廖：這個提問好像預設說，王攀元展覽有些問題。應該是這樣說，不諱言王攀元展先前在媒體上有些風波。昨天（2月12日）在文化部次長李連權監交的情況下，文化部交代了三件事情。

廖：第一件，還是第一件，很少有新任的館長在上任時特別去談某一個展覽。因為一般都是大方向嘛，要怎麼規畫歷史博物館，如何如何…….，就是個大方向。所以很顯然，部裡面，部裡的長官對這件事情非常重視，當然也對王攀元在展覽籌備過程當中不幸過世，沒有辦法來得及在他生前舉辦回顧展有些遺憾。目前，其實展覽都在進行中，先前陳登欽代理館長已經重新調整步伐，其實展品都已經收進館中，正在梳理，透過一個專家會議梳理、討論、選件。目前大概有家屬與外界收藏的一百多件作品，會重新再梳理。

明天我們有館長、副館長、展覽組長早上七點從這裡出發，去宜蘭見王攀元的家屬代表女兒王多慈。和王多慈女士拜個早年，確認展覽要如期舉行。我是台灣藝術史的撰寫者，展覽圖冊除了原本邀請的書寫者，我也會親自寫評。王攀元回顧展是史博館閉館整修前一個大的展覽，王攀元大師也是國家文藝獎的得主，我們希望閉館前的這個展覽，歷史博物館有個好的階段性ending。

廖：根據前館長的指示規畫設有一個審查委員會，這個審查委員會就是諮詢委員會，約由10位學者專家組成，讓展覽角度更為精準。我是台灣藝術史專家，我當然在委員會會有我的意見，所以我不會沒有意見；但我特別強調的是：意見都是建立在專業的意見上面。歷史博物館我要特別強調，它是一處「公共空間」，它不是一般的「展覽場所」，館名歷史博物館前面有「國立歷史」四個字，就是說我們不是一般私人商業的展覽場所，我們也不是像畫廊博覽會那樣的運作方式，我們會用「國家歷史」的架構角度規畫展覽和展覽空間、和展覽元素。我們當然期待台灣的藝術市場能夠蓬勃發展，但是歷史博物館擔任的角色並不是市場派的角色，我們是在創造價值，創造台灣美術的價值。所以對我們而言，我想說「回歸正軌，尊重專業」，這八個字應該是我們的主軸核心，讓專業解決所有紛爭，讓專業弭平所有不同的觀點。我們要尊重各方的意見，特別是尊重家屬對王攀元大師的看法，當然國家也對王攀元老師對台灣美術的貢獻有一種特別的珍惜，所以這部分是很特別的。

廖新田對王攀元作品的詮釋王攀元老師的作品對我個人而言，他的孤寂之美，在台灣整個美術史裡有一種特別的連結，一種特別的聯繫，就是那種孤寂之美。王攀元老師是從大陸過來的，離鄉背井，心境上產生某一種淬煉所導致的，類似像德國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德語：Caspar David Friedrich）風景畫大師裡那種孤寂、崇高然後悲壯的美感，我覺得有某些聯繫，當然他的這種情懷，我覺得和台灣歷史有某一種聯繫。比如說：這和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我們當代裡的現代版稱之為的離散或流離，Discrete的概念。王攀元老師的作品裡有著現代人的孤寂感，你看我們都在現代社會裡，很忙對不對？但心靈裡是不是有一種空虛，這難免的。講真的，很奇怪就是會有那種感覺。

我們期待觀眾和媒體朋友用正面的角度鼓勵我們這個展覽能夠成功，不要從一些負面或八卦的角度看王攀元，說實話，若是用這種角度看，王攀元老師若是有在天之靈，他也會覺得說這樣不好吧。你們就看我的作品，其他人不管是收藏家或怎樣，用一個虔敬的心情來敬重王攀元，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廖：我從來沒有聽過「炒作」這二個字啦，但是歷史博物館畢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展覽空間，所以我們展品取得的來源、合作的方式要特別謹慎。以免，大家都知道，全世界重要博物館都曾有過這樣難堪的狀況。

廖：對對對，就是這些問題，我們當然要盡量避免，歷史博物館成立63年來累積的聲譽，我們要珍惜羽毛。

廖：我們原先策展是副館長高玉珍，我們尊重原來運作的方式，我們有兩個方向可以協助，一個是我們有專業的委員會、顧問來協助；第二就是您說我是否有注入一些策展，例如我剛才提的這種孤寂之美，或者是所謂的離散，或者我們常在討論的文化離散culture discrete。王攀元老師是一個在台灣兩岸文化移動的一例，那文化移動產生心境上的改變，這背後反映出某些文化認同上、或者說人心境上或者移動上的改變，當然我不會把他導向那個地方，但他確實是反映了那種想法。你想想看，在他作品中孤寂的大地、地平線、孤寂的角落裡有個孤寂的人在那個地方，那種聲音非常純粹和深層。我看他的作品，有一種音樂會呼應──古琴，古琴彈下去就（廖示範發音，單純的音，音與音之間停頓，餘音幽遠迴響），在所有音樂中我最喜歡古琴，就是那種孤寂，那種迴響，那種迴盪，覺得是非常美麗的。當然他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詮釋，我們尊重專家，我想現在有五位專家撰寫，題目要怎樣來定，我想慢慢都會有些調整，目前原來的方向都相當底定，相當不錯，我就是微調。既然大家對這檔展覽相當的期待，加上部裡面對我上任第一件交辦的事情就是這檔展覽，所以我這個館長對這展沒有意見是不可能的。我真的很懇盼我們媒體給這檔展覽正面鼓勵，我非常清楚，我是做批判的人，所以那些聲音那些想法，OK的，但這並不妨礙讓一檔展覽在眾聲喧嘩底下有一個精彩的呈現。我不擔心，但是這樣也許在展覽時能讓大家注意，也沒有什麼不好。（廖哈哈大笑）

史博館與故宮的張大千世紀大展典：5月開始王攀元回顧展展後，7月史博館就要開始閉館整修。館長上任大家都很期待，不知是否屆時有展覽的替代空間、館際合作？廖：第一個喔，大家都以為閉館，館員就沒有事做，這完全是誤解，你想想看，我們上萬件的藏品，現在三樓封室在打包錦盒製作，早上十點我還和典藏組長謝世英與團隊去故宮和談借用場地的問題。我和故宮副院長李靜慧討論，結果非常有趣：故宮和史博館都正在做某些空間上的調整，竟然產生火花。我們重要的青銅器會到中央研究院作展覽；第二，我們張大千的收藏會和故宮在明年於故宮聯合舉行世紀大展。如果史博館沒有這樣的封館整修，我們怎麼可能會把張大千拿到故宮展覽，就是因為寄放典藏，就一起與故宮展覽。這是我剛上任第二天，與史博館重要幹部開會得到的訊息。

我們很感謝故宮在這過程中釋放出典藏空間給史博館，故宮與史博館開始產生一種新的連結，以前就是各做各的，但現在開始有不同的火花。我們也有不少藏品要送到故宮南院，所以從7月開始，我們是希望兩年半歷史博物館「脫胎換骨」。但這二年你會看到台灣公立的博物館，包括台中的國美館，也正在做整併和轉型，比如近代美術館的方向。因為這次兩年半的不方便，勢必也會造成，比如說：大台北地區或者台灣旅遊環境的大改變，你想一想歷史博物館整修，那如果故宮也有某些地方做整修，台北市立美術館也閉館，這會不會在觀光旅遊上有衝擊？這個我不曉得。如果你好不容易花了錢到倫敦，大英博物館在整修，National Gallery國家畫廊在整修，再去泰特美術館，歹勢、整修，你就只能在泰晤士河畔走路。但，這個已經不是我們館能考量的，館藏這麼多，空間這麼小，我們逐步移動。我們同仁用最大的智慧先作一批移好，再作一批再移，所以大家每天都很頭痛啊，所以我很敬佩同仁。我們館員發揮最大能量，為了幾萬件的藏品、國家的資產，一直做最大最大的努力。

史博館從1955成立至今，63年了，有沒有全面徹底地清點過，可能沒有。這次藉館舍提升，把館裡面的寶貝、重要的藝術作品，移動時逐步清查。我們研究組還為每一件作品寫250字的詮釋，然後文字還要請專家學者審定。啊，六萬件藏品！如果一萬件，就是250萬字！然後這250萬字通通要經過專家審定，這是大工程，超級大的工程，歷史博物館正處於這節骨眼上。

接下來我認為媒體或觀眾該關心、或給予我們鼓勵的是未來7月閉館後，博物館要做的事。館員目前編制近100人，將全部搬至台大舊法學院，史博館的藏品也全部清出來。而人員清出後，去舊法學院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辦公，還得確認是否有水電、燈具及廁所設施。

我們館內正處於一個非常緊張的時刻。關館好像什麼事都沒有，其實不然。目前在館裡不斷鼓勵同仁把歷史博物館脫胎換骨。寧可三年、五年的不方便，帶來三十年、五十年的榮譽。我們館員先前做得很好，當然也可以保持現狀繼續做，但前任代理館長陳登欽極力地希望我們館內能大轉換，而前任館長張譽騰則促成大南海計畫。關館之後是否有展覽？有！文化部鄭部長也提示持續進行。教育推廣組到處繞繞、四處跑，跟台灣藝術大學推的藝術教育計畫合作。再加上文化部有四個生活美學館，我們也考慮用生活美學館的展覽空檔做巡迴展覽。因而閉館不會沒事做，反而事情會更多。

國家歷史的重要展覽場地典：除了青銅器展品到中研院、張大千藏品到故宮外，還有沒有比較大的展覽計畫？廖：目前我還在了解中，但這兩個展覽就已非常龐大，並且是國際性的。在未來規畫上，歷史博物館不只是一個展覽場地，它是一個「國家歷史」的展覽場地，意思是未來展覽必然要和台灣藝術文化的架構做出連結和建構。在台北的展覽場地不少，像是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及當代館，桃園也要蓋美術館。藝文空間很多，若是國立歷史博物館加入這個陣容，只是繼續辦展覽，那「國立」的意義在哪裡？我覺得「it’s time！」把國家歷史裡關於文化藝術的部分，做出架構性的整理及詮釋，重新呈現台灣藝術文化的對話及連結。各個不同文化的族群，能不能藉由史博館館藏，拉出一條架構圖？在每個歷史階段，都可以反映出這塊土地中不同文化、不同性別、不同族群之豐富、複雜的歷史觀。

這是台灣藝術史學會上禮拜做好的台灣藝術史簡史，邀請不同學者寫250字到300字，再用英文翻譯。看起來很小，但我們成功利用一個摺頁介紹台灣藝術史，可以和外國人士以12個單元介紹台灣藝術。把timeline放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將它整理出來。這是台灣藝術史學會能以「民間團體」名義作出的貢獻。史博館身為公立機構則不然，因為它有藏品。我希望利用史博館藏品，做出一個更和我們這塊土地連結，做出「台灣」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常設展。做這個常設展，要花多少時間？如果我們花閉館的兩年半去規畫一個常設展，而這展覽是每個人看了就可以快速得到台灣文化及藝術的架構，你說值不值得？

常玉藏品會不會赴東京？典：廖館長的規畫裡，館藏的常玉藏品會不會在東京奧運會期間赴東京展出？廖：目前我上任第二天，還沒有接到這個消息。不過常玉藏品要送過去，目前遇到的問題是有人正在打官司，希望能要回這批畫作。任何一件常玉作品本身如果有不確定性，或目前在訴訟中，各位覺得這批作品適不適合出國？萬一日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有正式邦交，要求把作品扣下來怎麼辦？這是我的考量。

至於說要去東京奧運的展品，其實我也在考慮。除了常玉之外，還有甚麼更能代表台灣出去的？任何藝術作品都要跟這塊土地有一種連結，這種連結不是真的連在一起，而是透過書寫，把這些作品跟我們產生連結。有些作品連結很深，有些作品連結很淺。在這深淺連結當中，我們要怎麼看待？

送出去的作品代表我們。如果送張大千、常玉出去；或送五月東方、七零年代鄉土作品；或送于右任、臺靜農書法作品，這幾個帶給人的面貌都相同嗎？不同展品的代表意義會相同嗎？重點是我們選什麼去代表台灣，我覺得這是一個要不斷詢問的問題。

以我個人學者身分而言，期待常玉作品會有更深的藝術內容討論及論述，但很可惜的是，常玉作品精彩又容易辨識，可是詮釋論述仍停留在「期待更深刻」。很多媒體報導常常都是「常玉拍賣創新高」，藝術分成「value」和「price」。當我們在講畢卡索、梵谷拍賣創新高時，有沒有辦法去回應為何創高價？是有辦法的，因為它們本身在value上面其實有相當的厚度去支撐。

對我而言，過去有些政策我OK，但如果我們要找代表台灣去日本東京奧運的文物，就必須思考哪些重要的文物可以帶過去，才能吸引注意。先不論要送誰，先想「我們要選什麼代表」。如果台灣是多元文化、現代性、民主及自由，哪些作品有這樣的形象？我覺得這是我們要問的問題。